黄慎，一介海商担起的宋丽复交使命

后人谈宋朝与高丽的海上交往，言必徐兢，述其宣和六年（1124年）奉使高丽事迹，其实，徐兢的航路是泉州海商冒死趟出来的。这个人叫黄慎，但查寻他的信息，常常会遇到“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全覆盖”，这或是他不为人知的另一个奇特原因。

据宋《宝庆四明志》载，黄慎是福建泉州安海人，因“本名犯孝宗庙讳”，改名为黄真，又称黄谨。泉州早在南唐（937—975年）时，就曾设立主管海外贸易机构“榷利院”，这里一直与高丽有海上贸易往来。黄慎的父亲黄光略就曾作为南唐朝廷官使出访高丽，后来死在高丽，其家族也一直随同他在高丽经商，到了宋朝，黄氏家族仍保持与高丽的海上贸易往来。

大宋初立，因辽立国北方，与宋廷对抗。为防止商人借海上贸易之机进入契丹统治区贸易，自宋天圣八年（1031年）起，宋朝与高丽中断了往来。这样一来，黄慎与高丽的海上贸易就成了“走私”。

虽然，朝廷禁止海上“走私”，但非常时期，大宋与高丽两边朝廷又都有沟通的意愿。于是，某些海商便充当了宋、丽交往的信使。最为著名的例子是，福建转运使罗拯，在主持福建交通事务时，从泉州海商黄慎那里了解到福建海商于高丽海上交往的情况，认为可以利用福建海商沟通大宋与高丽的关系，遂将此想法奏报朝廷。

据《宋史·罗拯传》记载，“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其王云自天圣后职贡绝，欲命使与谨俱来。至是，拯以闻，神宗许之，遂遣金悌和主贡。高丽复通中国自兹始。”同时，《高丽传》也记载了，“熙宁二年（1069年），其国（高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奉国王旨意，形于部述。……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俟得报音，即备礼朝贡。’”熙宁四年（1071年），高丽使者金悌等于通州海门县新港登陆，溯江经润州沿运河入京。

宋元丰二年（1079年），宋神宗取消了商船前往高丽的禁令，重新开通了宋与高丽通道。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这年五月高丽王子僧统义天入宋求法。义天先在密州上岸，宋廷即遣主客员外郎苏注为引伴使，于密州接义天入京。入京以后，又命中书舍人范百禄为馆伴，负责在京接待。数日后，宋哲宗于垂拱殿召见义天，“待以客礼，宠数渥缛”。这是为宋、丽恢复交往的标志性事件。

宋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继在广州、扬州、明州设立市舶司之后，又在泉州曾设了市舶司。宋与高丽的海上文化及贸易活动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这本来是件大好事。有趣的是正在杭州知府任上的大文豪苏轼却看不顺眼，甚至，在宋元祐四年（1089年）上奏《论高丽进奉状》，告了福建海商一状，称泉州百姓徐戬“擅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颖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云“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阇黎”。苏轼还说徐戬为“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还痛陈了“徐戬”的罪状，说他“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官私无一人知觉者”，认为“若驯致其弊，敌国奸细，何所不至”。最后还“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猾商”。

大家都知道，苏轼曾是欧阳修的学生。不知这位学生是否知道，宋嘉佑四年（1059年）他的老师欧阳修，为同僚梅挚在杭州吴山顶上建造的“有美堂”作了一篇序文。文中除了对杭州“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赞美之外，还专门称赞“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这是师徒二人少有的一次“错位”，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段“另类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