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禅一路，最超拔的丝路文化交流

大唐的某一天，从谂禅师问新来僧人：“曾到此间否？”答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一新来僧人，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禅师：“为何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这个“吃茶去”的平常又深奥，恰如赵朴初所云“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能否觉悟，看你吃茶的功夫了。

朝鲜和日本僧侣在中国学佛之际，也学会品茶，他们不仅从中国引进茶种，还在朝鲜和日本开创茶禅一路的茶礼与茶道；保存在东京都栗棘庵的中国最早的航海图《舆地图》上，所绘的东方航线即是大宋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航线，这是一条学佛的航路，也是一条海上茶路。

饮茶，古代中国的一种修行

说起中国人饮茶之俗，至少有两千多年。“茶”最初并不记作茶，大约成书于汉初的《尔雅》中记有：“槚，苦荼”。东晋郭璞在《尔雅注》中认为“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来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也说：“荼，苦荼也。”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茶叶出土实物出自西安的西汉阳陵（汉景帝陵），距今约2150年。

茶作为汉文化的一种特殊载体，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留下了许多印记，2016年《自然》杂志发表了最新考古发现：在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皿、甲木寺遗址发现了距今1800年左右的茶叶，这个发现填补了唐代之前汉藏之间丝绸之路考古实证的空白。也就是说两千年前，青藏高原业就已有了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支线。

大唐统一了中国南北，汉文化影响力也随之扩大，茶文化更是独领风骚。后世所说的茶圣陆羽，恰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出了他的《茶经》，第一次在文化意义上全面提升了茶的精神气质。据说，“荼”字，也是被陆羽简化为“茶”（一说，汉代已有“茶”字）。唐代朝野大兴饮茶之风，陆羽还曾被招进宫，为皇帝煎茶。茶道成为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被周边国家追捧，在海上丝绸之路亦广为传播。

中国茶叶的传播分为东西两路，西传是作为一种新兴饮品，很快被西域国家所喜爱，成为丝绸之路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东传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它不是通过商人传播，而是由来中国学佛的外国僧人传播，茶由此超越了一般商品，提升到宗教与哲思的精神层面，变为一种纯净的精神追求——“茶禅一味”。

唐代高僧，皆饮茶高人。诗僧皎然，首次将茶文化定名为茶道；禅师怀海制订《百长清规》，更是集佛门茶事之大成；所以人们说，天下名山僧多占，自古高僧爱品茶。这种佛门茶风已然是学佛的一门功课。朝鲜和日本来中国学佛的僧侣，为将佛学完整地带回本国，也把茶当作佛学的一部分带回了各自的故乡。

由于地缘之故，茶进入朝鲜半岛要早于日本。大约在新罗时代（668—935年），就有大批僧侣到中国学佛求法，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高丽古籍《三国史记》（成书于1145年）载：“前于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632—647年在位）时，已有茶。”茶后来在朝鲜半岛发展出以“和、敬、俭、真”为宗旨的朝鲜茶礼。其茶礼种类繁多，按名茶类型区分，可分为“末茶法”、“饼茶法”、“钱茶法”、“叶茶法”四种。

日本饮茶的最早记载见日本文献《奥仪抄》：圣武天皇曾于天平元年（729年）四月，召集僧侣进禁廷讲经，事毕，各赐以粉茶，人人皆感到荣幸。品茶习俗进入日本后，最初是在僧侣间流行，僧人用品茶来集中自己的思想。大约在13世纪，茶道成为大众分享茶食的仪式。茶道分为抹茶道与煎茶道两种，但茶道一词主要指的是较早发展出来的抹茶道。它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超越了它本来的物质享受，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交流活动。

“茶禅一味”的文化交流

茶与佛教最为紧密的是它与禅宗的融合。

禅宗是佛教东来后之教外别传，是唐代高僧独立修创的一派。唐代禅宗即开始在日本流传，但真正独立成宗，造成广大影响者，首推宋朝时两度跨海来中国学佛的日僧荣西（1141—1215）所开创的临济宗。荣西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大宋和日本鎌仓时代，两国这一时期的佛教交流比唐代更加深入。

荣西学佛深受其父亲影响，荣西8岁就随身为吉备津神社的祠官的父亲读《俱舍》、《婆沙》等深奥的经论；14岁登比叡山出家受具足戒；19岁跟随比叡山有辩法师修学中国天台教义。1168年，28岁的荣西，为求真经，乘商船由博多湾（今福冈）出发，抵达明州（今宁波）。在天台山，荣西巡礼灵山圣迹，并求得天台新章疏三十余部，被宋孝宗赠予千光法师称号。同年秋天，乘船返日。

荣西归国后，研习佛教。1187年，47岁的荣西，再度入宋，在临安（杭州）登陆，原本想经由中国转赴印度取经。但中国官员以“关塞不通”回绝了他，于是荣西转往赤城天台山，再度学禅。在虚庵禅师处参究数年后，终于悟入心要，得虚庵禅师的印可，继承临济正宗的禅法。

荣西归国后，于筑前建造报恩寺，行菩萨大戒布萨，为日本最早的禅戒布萨。后又在博多湾建立圣福寺，参禅者四方云集，此为日本禅寺的创始。荣西所撰《兴禅护国论》三卷，是日本最早的禅书。形成日本的临济宗。故此，荣西禅师被尊为日本临济禅门祖师。

除了禅法，荣西从中国引进了两种与悟道参禅有关的植物。

荣西引进的第一种植物，即菩提树。1190年荣西在天台山取了道邃法师所栽之菩提树枝，交付商船，运回日本，种在筑前国（福冈）香椎神祠里。1195年荣西再将菩提树分种于东大寺；1204年再取分枝，种于建仁寺。两处皆繁茂垂荫，迄今依然。所以，日本人认为菩提树东传是荣西之功。

荣西为日本引进的第二种植物，即茶树。虽然，奈良朝时代茶已进入日本，但并不盛行。宋朝时期，禅法已甚流行，而茶具有遣困、消食、快意等功效，故禅林有吃茶风气；吃茶的礼仪、行法更成为禅门中重要的一环，于是，日本也有了“茶禅一味”的风尚。

饮茶习俗到了宋代，达到了穷极精巧的地步。甚至流行了一种斗茶。北宋蔡襄的《茶录》一书，专门介绍了斗茶所“斗”，即茶的加工、斗茶工具、斗茶方法等。北宋中期，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斗茶为乐事。斗茶把饮茶的美学价值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荣西从大宋学禅回来，为承继中国“茶禅一味”的传统和特有的茶文化，特从中国带回茶种，种植于筑前脊振山及博多圣福寺，又赠送高辨三粒种子栽植于母尾，不久分植于宇治，为宇治茶园之始，渐渐地使茶更广泛种植。不仅如此，晚年时，荣西还撰写了一部《吃茶养生记》，大力提倡吃茶养生之道，此为日本第一部茶书。据传，1215年，荣西献上二月茶，还治愈了源实朝将军的热病，日本吃茶风气由此兴盛起来。荣西亦被尊为“日本茶祖”。

16世纪初，千利休（1522—1591）将日本茶道引向成熟之路，被尊为“鼻祖”和集大成者。千利休54岁时成为信长的茶头。天正十年（1582年）在山崎建造著名茶室“待庵”（图4.10）。千利休家族传了十七、十八代，代代都有茶道名师，其家族成为日本茶道的象征。

中国航海第一图上的海上茶路

荣西禅师传播禅学，引发日本入宋学禅的风潮。

1224年，明全和尚偕弟子道元禅师入宋求法，归国传曹洞宗法脉，开创越前永平寺；圆尔在大宋学佛后，其弟子也纷纷渡海求学，其中即有写入佛学史的日僧白云慧晓（即佛照禅师）。史载，白云慧晓1266年渡海入宋，在明州（今浙江宁波）的端岩寺学法。1279年南宋灭亡，不满于元朝统治的中国禅僧，纷纷避难于日本，使得日本禅宗得以提升、壮大和发展。日本的禅宗之悟，在中国的元代之后，甚至影响了日本庭院审美，发展出独特的“枯山水”造园体系，在干与枯中尽显禅意（图4.11）。

1279年，白云慧晓也离开了蒙元统治下的中国。白云慧晓返回京都时，除了带上一些中国佛学经典外，还从大宋带回一张拓印地图。这幅地图十分珍贵，它记录了宋代中日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国海图史上现存的第一幅绘有航线的地图。此图原是一块石刻地图，纵207厘米，横196厘米，由左右两幅拼合为一。此图正上方刻“舆地图”三字、左上方刻“诸路州府解额”（即科举人数），图中府、州、军的名称及数量大体与左上方刻记一致。原图未记作者年代，后人根据图上的政区改制内容，推定它大约绘于南宋度宗咸淳元年至二年（1265—1266年）的明州，绘图人不详。值得注意的是，此图诞生之际，是白云慧晓刚好来明州端岩寺学习之时；所以，他有机会见到此图原刻，并将《舆地图》拓片带回日本，此后，这个石刻地图消失在历史烟云之中，不知所终，这个被带到日本的拓片图成为孤本。

《舆地图》是一幅包括宋代疆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大型地图和航海图。它的东部及南部涉及海外诸国，西南有印度、阁婆、三佛裘，以及南海上的一些岛屿，东边绘出了高丽北部，海上绘出了日本、琉球等国。从海图的角度讲，此图最突出的特点是以阴刻线首次绘出了多条海上航线。在此图上的“大江口”即长江口，近海处有几条向北通往山东半岛的航线，并以方框标注“过沙路”和“海道舟舡路”；在庆元府和舟山方向，向东北边绘出了多条延伸到日本的航线，并以方框标注“大洋路”……在现存古代地图中，它应是最早绘出海上交通路线的航海图。

这幅地图的海上交通部分，集中体现在东海一线。从“崇明砂”起，有一条海路通往“蛇山”岛（今崇明岛以东）；而后，海路又通向“毛人”岛；另有一条海路，向北直通“日本”岛。从方位上看，位于“日本”岛以南，琉球群岛以北的“毛人”岛，应是九州岛。所以，此图主要描绘的海路是东海日本方向。而白云慧晓的师傅圆尔当年从中国返回日本，恰是在九州的福冈登陆。可以说，这是一条日本僧人渡海来中国的一条重要海路，也是中日海上的茶叶之路。按照这样的分析，白云慧晓带《舆地图》回日本，一是让日本人了解中国，二是带回一张可供渡海的航海图。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地图发展很晚，基本上要靠从中国带回的地图来认识世界与自身。日本自主地图测绘的历史要到16世纪才开始。

唐后期西北陆路的受阻，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猛，到了宋代，中日海上交通贸易更为发达。《新唐书》曾有通往朝鲜半岛与日本航路的记载：“新罗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贡。”这是记载新罗的“朝贡”之路。实际上，明、越州也有大量的中国船在夏、秋，利用东南季风渡海，斜向东北横渡东海至日本，或沿海岸北上，赴朝鲜半岛。但唐代没有留下一张航海图，早期宋代涉及海洋的地图中，也没有海上交通的描绘，更没有航线的标示；所以，此图在这一点上显得尤其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