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书习字，入唐八大日本僧侣

因地缘关系，弱小的百济自公元前18年立国以来，一直扮演向日本输出中国文化的角色。据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285年），百济王派一位叫王仁的学者（极有可能是位汉人）到日本，教天皇之子学习汉字和中国经典。日本由此有了书面语言——汉字。

前边讲过，公元372年东晋时期前秦皇帝苻坚派遣顺道和尚等携佛像与经书赠予高句丽，朝鲜半岛始有佛教。两个世纪后的公元522年，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梁司马达等来到大和国，安置佛像，进行礼拜。此谓之私传佛教进入日本之始。公元552年，从中国学习了佛教的百济，为报答大和朝廷对百济国的长期支持，将一批佛像、佛教经典及幡盖等佛教用品，作为礼品进献给日本钦明天皇，此为公传佛教进入日之始。中国《隋书》中有“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的说法。

几种文献都说是百济为日本引进了汉字、书籍和佛教，说明中国南北朝之前，日本已经有意识地学习中国文化，甚至从百济引进“转口”的中国文化。此时，也是朝鲜半岛从中国大陆采购图书的重要时期。

跨海入华的“求书之旅”

隋朝统一南北乱局之后，中国再现泱泱大国风范，周边小国纷纷访问中国。据《隋书·倭国传》载：“开皇二十年（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此后，在隋朝统治的30多年内，日本先后5次派出遣隋团。隋朝对日本没什么商业需求，每来贡使，中国皇帝只是问问“倭人礼俗”。但倭人每次来华皆有目的，一是学习朝廷机构设置、法制律令；二是学习文化，收集经典书籍。据日本文献记载，隋大业三年（607年）日本以大礼小野妹子为正使，携带倭王国书，第二次派遣使节团访隋。在比《日本书纪》较晚的《经籍后传记》中，表明了此行之目的：“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商于隋国，买求书籍。”

唐代，日本向中国派使达到高峰，由唐贞观四年（630年）起，至乾宁元年（894年），前后共派遣19批遣唐使。据《旧唐书·东夷传》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所得赐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也就是说遣唐使与遣隋使，都有搜集中国经典的任务。可见中日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书籍输出是重要的文化交流内容之一。有意思的是，第二批遣唐使回国后（654年），大使吉士长丹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封户、晋位、赐姓。

古代日本到底从中国输入了什么图书呢？

据公元891年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唐时已辑入汉文书籍15779部17345卷，可谓经史子集无所不搜。据大阪市立美术馆编撰的《唐钞本》，仅日藏唐代写本就有《唐诗卷》等43种，其中不乏中国散佚、日本仅存的“佚存书”。

接下来，另一个问题来了。日本引进的中国书籍都放在哪里了？

正仓院，丝绸之路的终点

唐代之前传到日本的中国宝货都放在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我在奈良旅行时，专门去东大寺看了正仓院（图4.7），这里原是东大寺的仓库，专门收藏东大寺的财宝物品。大门关着只能遥看一下院子中架空的大房子——正仓（此仓由北仓、中仓、南仓构成）。古代日本木建筑不上油漆也不粉刷，保持着木料的本色。这里不仅收藏中国宝物，还包括从中国搜来的印度、伊朗、希腊、罗马、埃及等国宝物。有些专家甚至认为“正仓院是丝绸之路的终点”。

正仓院宝物在明治时期都献纳皇宫了。不过，每年日本皇宫都有正仓院专题宝物展。这个展览我没能赶上，但在奈良博物馆赶上了“平安写经展”，许多唐代写经在此亮相。这之中有中国搜来的汉人写经，也有日本宫廷贵族照汉籍抄写的经文。比如，正仓院当年就收藏有光明皇后抄写的《头陀寺碑文》、《杜家立成》、《乐毅论》，还有圣武天皇书写的一般称为《圣武天皇宸翰杂记》，此集抄写的中国诗文，大多属于佛教文学，许多在中国已散佚不存。

在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积极采购中国书籍之际，唐末五代，战火再起，频繁的改朝换代与小国割据，令典籍散毁严重。五代吴越国（907—978年）还曾遣使日本，赍重金请抄天台遗书。日本遣日延为“缮写法门度送之使”，以至“一宗教文，复还中国”。由此可知，“书籍之路”并非自西往东的单向通道，而呈现往返环流之状。

没有文字的日本，正是因为引进了汉字和汉典，才有了写史作文的可能。公元712年和720年，日本皇宫先后编出两部日本史开山之作《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大约公元785年，出版了日本“诗经”《万叶集》。

“入唐八大僧”，经书、汉字、书法的传承

入华僧，僧来僧往，直接影响了日本政治与文化的革新。

大唐代隋后，天下太平，现盛世之象。公元623年，留学中国多年的“遣隋僧”惠齐、惠日等人，在见证了初唐繁荣之后，东归日本，向天皇报告大唐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建议朝廷像派“遣隋使”一样，接着派“遣唐使”赴唐学习。几位僧侣的建议引起了朝廷的重视。经过一番准备，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此后一直到894年，260多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还有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接遣唐使归日本之外，日本正式派“遣唐使”计有12次。

日本将“遣唐使”作为一项庞大的国家工程来运营，使团由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组成，此外还特别配备了特殊的随行人员，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船师﹑玉工等各行工匠，船上还配备了负责安全的弓箭手。随行人员中还有要长期居留大唐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学习考察团，全团共200多人，初期是乘两艘船，后来，随着团员的增加，使团增为四艘船，人数也增至500余人。

“遣唐使”每次入唐都有学佛求法的僧侣随行，经过百余年的不断学习，日本佛教迎来了高僧大德学成归来的高峰。自公元804年（唐贞元二十年）起，日本先后有多位高僧东渡中国，并成为后来日本的各门派高僧，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最澄（传教大师）、空海（弘法大师）、常晓、圆行、圆仁、圆珍、惠运和宗睿八个人，成为创建日本佛教基业的“入唐八大僧”。最澄（传教大师，767—822）并不是入唐最早的日本僧人，但却是最有成就的日本高僧。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最澄经日本天皇批准，率弟子义真等，随日本第十二次遣唐副使石川道益抵中国。在临海向天台十祖兴道道邃大师学习《摩诃止观》等。最澄回国时，自临海龙兴寺带走《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

最澄回到日本后，在比睿山大兴天台教义。日本早期佛教分为两个阶段。其一就是最澄等人平安朝时期从大唐学来的密教真言宗天台宗，另一个是荣西等镰仓室町时期从大宋学来的禅宗。最澄不仅是引入天台宗的高僧，还是中国书法的传播者。从大唐返回日本时，最澄不仅带了几百卷经书，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最澄本人汉字修养极高，日本至今存有他的手书《久隔帖》（图4.8）。这是一封最澄写给得意门生泰范的信。信中提到空海，希望能透过泰范向空海请教佛学。当时最澄47岁，而空海40岁。但信中所有指空海，即“大阿闍梨”的地方均另起一行，表现出最澄对比自己年轻的空海的敬意，这里提及的空海，也是“入唐八大僧”的领军人物之一。

空海（弘法大师，774—835），与最澄一起随遣唐使船进入大唐，在长崎平户海边弘法大师等风渡唐处立有空海的雕像（图4.9）。最澄回国后创立日本密教真言宗天台密宗（台密），空海则创立了日本真言宗东寺密宗（东密）。空海也和最澄一样痴迷汉字书法。更了不起的是他还创立了日本字。

古代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长期使用汉字，称汉字为“真名”。5世纪初，日本出现被称为“假名”的借用汉字的表音文字。空海赴大唐学习后，传说他在梵文字母拼写原理的启发下，发明了日本字母“平假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平假名的基础上又产生了“片假名”，日本终于有了本国文字。

由此我们发现日本的文字、书法与佛教有着某种特殊关系。如果说，日本文字与书法有一个创世纪，那么这个创世就是由日本高僧开启的。同样，日本佛教也借助于汉字和书法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与皇家的特殊关系。比如，平安时代“三笔”，就有嵯峨天皇（另两位是空海和橘逸势）。这位天皇也是汉字的推广者，当年他亲手抄录唐人《李峤诗残卷》。李峤在唐代算不上好诗人，其制式诗就像一部字典，比如，乾象十首：日、月、星、风、云、烟、露、雾、雨、雪；芳草十首：兰、菊、竹、藤、萱、萍、菱、瓜、茅、荷；灵禽十首：凤、鹤、乌、鹊、鹰、凫、莺、雉、燕、雀；居处十首：城、门、市、井、宅、池、楼、桥、舟、车……或许，正是这一识字、学文化的特色，成为嵯峨天皇抄录它的重要原因。

顺便说一句，汉唐以降，周边没有文字的国家，多以汉字为本国文字。李朝世宗主政朝鲜时，才令人制定本国文字“谚文”，并于1443年公布“训民正音”。10世纪以前的越南，也一直使用汉字，直至13世纪，才有本国文字“字喃”。在中国明代之前，东亚是一个超国界的大汉字文化圈。所以，此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个文字与书籍传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