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传律，大唐鉴真七闯东海

扬州西北郊的大明寺，已去过多次，每次去都是借以追怀鉴真。

大明寺与明朝没什么关系，它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年），因此称“大明寺”。隋仁寿元年（601年），文帝杨坚六十大寿，诏令在全国30个州内设立30座塔，以供奉舍利（佛骨），其中一座就建立在大明寺内，称“栖灵塔”。中国有“寺从塔名”的传统，故“大明寺”也称“栖灵寺”。

大明寺“鉴真故里”

虽然，大明寺与明朝没任何关系，但清帝乾隆巡游扬州时，见到“大明”两字，很不高兴，亲笔将“大明寺”改成“法净寺”。似乎料定了历史总有可笑之处，大明寺一进门就有左手握布袋、右手持佛珠的弥勒佛等着列位香客。佛殿两边题着“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据说，此联为明太祖朱元璋所撰，难道他料到乾隆会改掉“大明”二字？

有趣的事发生在1980年，为迎接鉴真大师像从日本回扬州探亲，这个古寺又恢复为“大明寺”，人们顺手在山门外的墙上刻了“鉴真故里”四个大字。鉴真现在是这里的招牌。鉴真俗姓淳于，公元688年出生在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市），14岁出家扬州大云寺，20岁时游历于长安、洛阳两京，究学三藏，对于律藏，造诣尤深。为他受戒的道岸、恒景，都是律学的一时名德，又是南山宗开创人道宣律师的再传弟子。鉴真26岁返回扬州，55岁当了大明寺住持。寺就是出家人的“家”，所以把“鉴真故里”四个大字刻在这里可谓正道。

大明寺里有很多建筑是历代复建，纯粹的现代建筑只有一个，即“鉴真纪念堂”。196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建纪念堂的动议，当年还搞了奠基，后逢“文革”动荡，没能建成。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两国政府于9月29日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鉴真纪念堂”项目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背景下当年启动，次年竣工。

参观“鉴真纪念堂”会见到许多来自日本的礼物，展厅里的“遣唐使船模”是日本广岛县安艺郡仓桥町遣唐使船交流事业实行委员会赠送；殿前石灯笼是鉴真大师像回故里时，日本唐招提寺住持森木孝顺长老所赠。此灯长明不灭，而日本唐招提寺也有一个这样的石灯，长明不灭。这两个灯似喻示着两国的文化灯火代代相传。事实上，现在的大明寺里和当年一样仍有日本僧尼在此进修。“传灯大法师”鉴真无疑是这一文化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

日本邀请鉴真东渡

中国人大多知道鉴真东渡的故事，那么鉴真为何要东渡日本呢，很少有人细问。通常人会认为他是去日本传教，其实，中国僧人去日本传法，与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完全不同。佛教从印度东传中国，古印度从来没有认为要用佛教征服中国的人心。而且，那个时代的人因各种原因要迁徙移动，在此过程中佛教才非常自然地传播开来。而接受了佛教的中国僧侣，则主动到印度求法。同样，日本佛教始终是单方面地向中国接近，从古代文献来看，唐僧玄奘是私自出国求法，唐僧鉴真也是私自出国传法。

佛教自5、6世纪传入日本之后，很快被尊为日本的国教。虽然日本引进了中国佛教，但日本当初只是引进了佛教经文，没有引进真正的佛教戒律。从而导致日本僧侣不知戒律，更不遵守戒律。奈良时代掌握佛教和中国文化的日本僧侣享有特权，成为一个特殊而疯狂的贵族阶层，甚至荒淫无度。《日本灵异记》中有“弓削氏僧道镜法师，与皇后同枕交通，天下政相摄，治天下”，说的就是761年（天平宝字五年）僧人道镜以看病禅师身份为圣武天皇之女孝谦女皇治病，受宠幸，封法王，乱伦常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朝廷命令遣唐使聘请唐朝杰出戒师到日本传戒律。

现存较完整记录鉴真东渡事迹的是《唐大和尚东征传》，著者项下作“天台沙门思托与真人元开撰”。有学者认为，此书是在鉴真弟子思托三卷本《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的基础上加以增补续修而成。故原篇为思托作，日真人元开为续修。此书最大特点是着重记述了鉴真六次东渡的艰难历程1a，对鉴真等人经过的城邑、名刹、古寺，沿途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国内及海上的交通情况都做了比较详尽的描述，是有关鉴真史料中最翔实的原始文献。

唐天宝元年（742年）秋天，鉴真正在扬州大明寺讲授佛法，两位日本高僧荣睿和普照专程从长安赶到扬州，参见鉴真。遵照日本圣武天皇的旨意，力邀律法大德鉴真前往日本传律法。虽然，鉴真欣然同意去日本，但大唐政府严禁僧侣出国。所以，鉴真十年间六次东渡皆是偷渡，自然又艰辛了许多：

第一次东渡，被同行僧人如海告发，被指控为“勾结海盗”，没等出发就被拿下。

第二次东渡，船在衢州群岛触礁船沉，东渡又告失败。

第三次东渡，被越州僧人告发，日僧荣睿遭到逮捕，荣睿患病，才得脱难。

第四次东渡，尚在酝酿，又因被人告密而流产。

第五次东渡，船到浙江黄岩县的禅林寺，鉴真一行便被官兵押回扬州大明寺。

第六次东渡，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和日僧荣睿都参加了这次航行，但船遇上飓风漂船到海南岛，荣睿重病不治身亡，鉴真悲痛万分，眼疾爆发，双目失明。

①其实史料有记载，鉴真一共东渡了七次才成功，可日本那边，考虑到七的日文发音和“死”字差不多，不吉利，这才改成吉利的六次。

第七次东渡，年届66岁高龄的鉴真，乘日本遣唐使回国船，经两个月的艰苦航行，终于抵达日本萨摩国（今鹿儿岛）。次年二月至平城京（今奈良）。

鉴真在日本受到朝野盛大的欢迎。旋为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授菩萨戒；为沙弥证修等440余人受戒；为80间僧舍旧戒授新戒。自是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学传承。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

唐广德元年（763年），在日本传法十年的鉴真，于唐招提寺，面西而化，终年76岁。

天平之甍，唐招提寺

如今在奈良还能看到唐招提寺，我们不仅要感谢主持建造它的鉴真，还要感谢建筑大师梁思成。这位大师真是与鉴真有缘，他不仅在人生最后一个作品中完美构架了“鉴真纪念堂”，建筑承接唐代遗规，参照唐招提寺“金堂”，以独特的斗拱结构和深厚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一件建筑精品，并入选《中华百年建筑经典》。此外，远在二战后期，他还亲手挽救了唐招提寺、法隆寺、东大寺等一批奈良的唐代古木建筑。

1944年夏，美军已开始轰炸日本本土。在重庆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弟子罗哲文的协助下，整理古迹遗址名单，并在地图上标明位置。正是他向盟军提交“不要轰炸日本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才使这两个古都城躲过了一场浩劫。

在奈良的唐风古寺中行走，如果我是唐朝人一定会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沿着黑瓦白墙的小巷（唐朝建筑外墙全部为白色），一路赏着樱花，来到了唐招提寺的南大门口。举头望去，门额上题着“唐招提寺”，此敕额就是上面提到了绝代艳后、孝谦女皇仿中国二王字体所书。孝谦的敕额特别加了一个“唐”字，突出了它与日本其他所有寺院的区别。顺便说下“招提”，为梵语汉译，意为“四方”，后为寺院别称。

从南大门内望，直入眼帘的正是金堂（图4.6），此堂与扬州的“鉴真纪念堂”神形一样。绕过金堂，后边便是讲堂、经藏、宝藏以及礼堂、鼓楼筹建筑物。单檐歇山顶的讲堂，原是平城宫中的朝堂，在建寺时由皇家施舍，后迁入寺内，为平城宫留下的惟一存世建筑（顺便说一句，平城宫里已没有一座古建筑了，是名副其实的“遗址”了）。唐招提寺内的古建筑，皆为没有漆过的立柱、大门，斗和梁架完全保留着唐朝建筑原木架构的古风遗韵（中国唐代木结构建筑保存较完好仅剩四座，即佛光寺、天台庵、广仁王庙、南禅寺，皆在山西。恰如俗话说，地下看陕西，地上看山西）。

唐招提寺由鉴真主持建造，于日本天平宝字三年（759年）开始建造，10年后竣工，此时鉴真已离去7年，未能看到它的完工。鉴真生前没有留下画像，但他圆寂前弟子为他塑造了极为宝贵的干漆夹苎坐像留了下来。此像高2尺7寸，面向西方，双手拱合，结跏跌坐，闭目含笑，两唇紧敛，表现鉴真于763年圆寂时的姿态。此像现供奉在唐招提寺的御影堂，此国宝每年只开放3天，供人瞻仰，平日只能隔着玻璃在堂外远观。据说，御影堂内还有世界画坛巨匠东山魁夷为绘制的68幅屏障壁画，有《云影》、《涛声》、《黄山晓云》、《扬州薰风》、《桂林月宵》和《瑞光》等，此行无缘得见，甚是遗憾。

拜了国宝级鉴真木漆坐像，接着拜谒后院的鉴真墓。大师的墓坐落在寺院东北的土墙院落里，院内树木葱茏。墓前种有鉴真家乡名贵花木，如今的扬州市市花——琼花。扬州大明寺里有一棵琼花，已有300多年树龄。这一棵是从鉴真祖庭移植过来的，三十多年前由访日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亲手栽种。墓右后边是中日两位文化名人的纪念碑。一个是中国佛教泰斗赵朴初的纪念碑。1992年赵朴初访问日本，掉了一颗牙，埋在鉴真墓旁。一个是依日本大作家井上靖生前遗愿，逝世后在鉴真墓旁为他立块纪念碑。井上靖历史小说《天平之甍》，讲的是鉴真东渡，此书名意为鉴真是日本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

这个“甍”至今仍是人们仰望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