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慧超，西航大唐漂洋天竺

中国人西行求法学佛，很快影响了朝鲜半岛。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中国人把佛教带入了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

公元372年，东晋前秦皇帝苻坚派遣僧侣顺道等人携佛像与经书赠予高句丽。两年后，又有东晋僧阿道赴高句丽。高句丽小兽林王为阿道建伊弗兰寺，为顺道立肖门寺（也称省门寺），此为高句丽建立佛寺之滥觞。公元384年，百济迎接来自中国的东晋梵僧摩罗难陀，翌年，于汉山州创建佛寺。新罗的纳祗王时（417—457年），高句丽人将佛教传入新罗。至此，朝鲜半岛由北到南，皆有了佛教。

此后，朝鲜半岛求佛学法之人，纷纷跨海进入中国，更有胆识过人之士，仿效中国僧人西行印度求取真经的样子，毅然从中国出发西航印度，在海上连缀出一条：新罗至中国、中国至印度——学佛求法的海上航路。这条路亦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在海交史的语境下细细品味……

“丝绸之路东起点”

近年来，中国南方沿海省份在谈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时，不经意间，又有渤海圈的学者提出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北起点”之说。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课题里，出现了多个“第一”，正当中国沿海省份为了各自的出发点，纷纷重新定位自己省份的文化分量之际，我在与韩国学者交流中，得知韩国以庆尚北道为首倡的“丝绸之路东起点”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还不知道，日本学界未来会不会加入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热”研究中来，若他们以九州的“汉委奴王印”为汉代中日交往之证物，完全会弄出又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更占优势的“丝绸之路东起点”——博多湾（今日本福冈）；而1990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活动，西边从马可·波罗故乡意大利威尼斯起航，东边最后到达的就是日本长崎。

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定位于南海的广东和广西，最西端一般定位于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东部非洲的肯尼亚，西北非摩洛哥。韩国则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东起点”应为朝鲜半岛东南方的庆尚北道港口。

海是开放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开放的，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也是开放的，如果用这样的立场来看，它本来也没有什么起点和终点，交流是流动的。今天大家来共同编织东方的海上交流之路，回顾对话与交流的历史，构建“大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框架，进行更宽广的学术研究，它于东方学、于丝绸之路学都不是坏事。

当然，话还要说回来，韩国的“东起点”是由何而来的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唐代新罗僧人慧超到中国学佛的故事，和他后来由中国去印度取经的千年壮举（同时代的还有百济僧谦益，也由中国到中印度取经，只是没有慧超名气大）。

大唐韩僧西航求法

许多人都知道敦煌藏经洞，曾经藏有大量的中国佛教经典，但这些经典不仅仅是中国僧侣抄写的经典，还有外国僧侣的贡献。这之中最为韩国人所乐道的即《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这部西游取经、游历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纪行，即是韩国僧侣慧超为大唐留下的宝贵财富。

应当说，中国学界在很早就注意到了这部典籍，它是法国学者伯希和于上世纪初在中国中带走的大量唐代佛僧文献中的一部纪行残卷，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首先指出编号“伯希和3532”敦煌写本残卷就是唐西明寺僧慧琳《一切经音义》中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后经罗振玉对照敦煌写本与《一切经音义》，证明敦煌残卷“伯希和3532”确是《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图4.3）。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曾于1911年参照法显、玄奘等人的西行游记及历代正史，对此作了考证和笺注，撰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一卷。1931年，钱稻孙曾把此书译成汉语，线装出版。1938年，德国东方学者福克司将此传的汉文重新整编，并译成德语，为此残卷在欧洲的第一个译本。

图4.3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写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的学者高炳翊于1959年写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史略》一文，郑烈模将此传译成现代朝鲜语。近年来，由于慧超是新罗人，韩国对他的研究非常热闹：他被韩国称为古代韩国第一位世界人，即韩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2001年韩国佛学界在西安市周至县宣御寺当年慧超办祈雨祭的地方，竖立了新罗国高僧慧超纪念碑亭，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题写牌匾；2010年韩国庆尚北道成立了“韩国丝绸之路项目本部”，准备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申请世界记忆遗产；2013年和2014年，韩国庆尚北道两次组织上百人的“丝绸之路探险队”，从陆路和海路重走了慧超西行取经之路。

据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经行记笺注》所载，中国佛教高僧传记中并无慧超的生平记载（有人认为他出生于长安）。显然在大唐他还算不上当年的高僧。中国的文献中只称他是新罗僧人，中国文献没有慧超入唐的记载，也没有他的画像，近年韩国画了他的画像，看上去像个陕西人。

在2014年9月22日广州召开的中韩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大会上，我有幸见到了韩国海洋史专家郑守一先生，向他请教了近年韩国关于慧超的研究情况。郑守一先生说，韩国方面的研究证明，慧超大约是704年生于新罗鸡林。719年，他大约16岁时，从半岛的东海岸鸡林走到西海岸华城唐恩浦，由此登船赴大唐学佛（也有一说是从半岛最西南的黑山岛渡海入唐）。在大唐他师从秘教大师金刚智，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抵广州，大约在开元十一年由海路往天竺。西游四年后，由陆路返回大唐，写作了此书。后来，他继续跟随金刚智，还有不空大师学佛。两位大师先后圆寂后，780年，慧超来到五台山，同年，在这里的乾元菩提寺圆寂。

存世三卷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已是它的节录，这部分文字记述了慧超从中国去古印度探求圣迹所经历的数十个国家、地区、城邦以及中国西北的地理、宗教信仰、佛教流传情况及风土习俗等。所记拘尸那国以前及最后部分已缺。依据本书残留的记事，可知慧超由中国从海路进入古印度，曾经历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而后进入北天竺诸国；最后，历波斯、葱岭、疏勒、龟兹安西都护府，从陆路返回大唐。

此传记录了北方游牧部族突厥人进入西域后对“胡人”社会带来变化的相关记载，给人们认识当时西域地区社会族群分布格局变动提供了一幅真实图景。传中曾谈到“毗耶离城庵罗园中，有塔见在，其寺荒废无僧”；“迦毗耶罗国，即佛本生城。无忧树见在，彼城已废。有塔无僧，亦无百姓”。说明当时印度佛教已趋衰落。如书中记载“龟兹国，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焉耆国，又从安西东行至焉耆国，是汉军兵领押。有王。百姓是胡……”上述关于唐朝、突厥、大食和吐蕃在西域和葱岭以西诸地的逐鹿活动和治理情况的记录应系原始材料，尽管细碎些，却是对其他相关文献资料的有力补充。故弥足珍贵。

那么，慧超是怎样经海路来中国，又是怎样由海路去印度的？慧超的书没有留下详细记录，只有诗歌记下了他当年经日南（越南中部）向西行的求法路之辛苦：

我国天岸北，他邦地角西；

日南无有雁，谁为向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