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取经，西去取经的中国僧

海上丝绸之路，不是单纯的贩丝之路，它还是一条宗教文化交流之路，在这条路上不仅有使节，商人，还有一种特殊的人群，即僧侣。有意思的是，几大宗教在东方传播的方式各不相同：佛教并非印度半岛上的僧侣刻意传播的宗教，相反中国、朝鲜和日本都是积极主动地取经求法。伊斯兰教也非传教士强行东传，而是随“回回”商人带入中国，并在这里落地生根。刻意东传的宗教是基督教，专有牧师东来传教和到新世界传教。这里先说说，对后世影响最早、也最大的中华取经行者。

印度有重视哲理、倡导冥想的传统，所谓佛者，即“觉者”。悟道的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原本是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原名悉达多·乔达摩。他不恋王权离开王宫，荒野悟道，创立佛教。“释迦”是其部落的名字，“牟尼”是圣人的意思。这位“释迦族之圣者”足迹遍布北印度和中印度。他组织僧团，建立僧院，主张“四姓平等”。随着佛学思想的广泛传播，僧徒的增多，关于释迦牟尼富有魅力的经历，在信徒中传播得越益神奇，释迦牟尼从真实的历史人物演变成了宗教的偶像，变成了神。

西汉末年，佛教经中亚贵霜帝国（今日的塔吉克斯坦、里海、阿富汗及恒河流域方在地区），进入西域三十六国，佛教由此东传中国，并由中国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开来。其传播者多为僧侣，也就是大众所说的“和尚”。这个大家耳熟的“和尚”一词，来自梵语“邬波驮耶”（Upadhyaya），即剃度师及传戒师。“和尚”一词是汉文的讹译，其实，也许不是误译，说不定是用河南话，或陕西话转译的北天竺的什么口音，后世不能以后来的罗马音标和普通话发音完全对应。“和尚”一词，最先出现在《晋书》中，如从西域来晋传教的佛图澄，即被称为“大和尚”。所以，这里所说的丝绸之路上的“和尚”，特指的是佛门修行者，并不泛指有信仰的僧侣。

由于找不出汉唐以前有名有姓的中国航海家记录，人们只好把此间坐船出洋取经的和尚当成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航海家”了。

东晋大和尚法显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已经62岁的法显，召集了十位同伴，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寻求戒律真经。去时走陆路，途经今巴基斯坦、阿富汗、东印度，穿越尼泊尔南部而抵达恒河下游的佛教中心摩羯提国（中印度之古国）。在这里法显学习梵语，抄写经律，而后，沿恒河到印度东北部，在今天的孟加拉，搭外国商船踏上归程。从印度恒河口，法显跨海南航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在这里又收集了两年经律，而后再搭乘外国商船继续东行，在苏门答腊，法显再次搭商船，原本准备在广州登岸，结果遇上大风，船被吹到了山东，于安帝义熙八年（412年）在牢山（今崂山）登陆。与法显同行的10个人，7人半途折回，2人病死异乡，1人留居不归，只有法显一人取得经律，返回晋土，此时他已74岁了。

法显归国后，主要经力投入在与印度僧人一起译佛门律法，并撰写他的西行游记《法显传》，也称《佛国记》（图4.1）。此书近1.4万字，大致可分为五段：前五段皆为陆路取经的过程，第五段，记录了经海路东归的经历。

虽然，此书海上内容很少，但它仍是中国传世的第一部海上和海外游记。

此前史书上没有关于海上季风和航行路线的具体记述，《佛国记》记载颇为详细：从印度借冬季信风，南渡海至狮子国，而后，从狮子国东航至耶婆提，再向东北航行至中国海岸。航行依靠的是“信风”，以日月星辰辨别方向。法显搭乘的几艘外国商船，都可承载200余人及其携带的货物，商船一路贸易，经南亚、东南亚，最后到中国贸易。此行商船除遇大风大浪外，还有海盗的威胁。这些都是中国现存史料中有关南洋航海贸易的最早记载。

但不论怎样讲，《佛国记》仅是一部“乘船记”，而不是一部“驾船记”，所以，作为搭乘者，法显地位再显赫，也算不上航海家，至多是海上旅行家。人们更应该从他作为文化传播者的身份和榜样的力量上去认识法显的伟大。

法显之后，许多中国僧人沿着他的足迹，陆上西行去印度取经，而后从海上东归中国，如西凉僧人智俨，高昌僧人道普，都是走的同样的路线。中国与印度间的海上航路，就这样从南海商圈，传到了北方的求经学法的佛教界。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多了一个重要的宗教文化传播的内容。

大唐和尚义净

东晋法显搭船取经的经历，到了大唐时代，仍不失其榜样魅力。

大唐和尚义净，仰慕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风，踏上西方取经的路程，所不同的是，义净到印度取经，双程走的都是海路，当然，不是水手身份，而是以乘客身份，买的是波斯商人的船票，比之法显，他已是更高一级的双程“乘船家”，或海上旅行家。这一行程的改变，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大唐时期，中国人已经完全熟悉中国与印度的航线了，往返商船已经“航班化”了。

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一说齐州（今山东济南），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也是一位海上旅行家。义净14岁出家，即仰慕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义净从长安结伴西行，在广州得到资助，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下，此时仅剩一个弟子善行相随。

义净在海上航行20天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善行因病中途返回，他却孤身泛海前行，于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到达东印度耽摩栗底国，停留一年，学习梵语。后随着商队前往中印度，瞻礼各处圣迹，经历三十多个国，最后求得梵本三藏近400部，合50余万颂。唐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义净回到洛阳。

作为四大译经家，义净先后译钞经典并撰述共61部，239卷。其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为义净写的人物传记，成书于天授二年（691年），是他在南海室利佛逝国（今苏门答腊）时撰写的著作。书中记载玄奘西行回国以后，到此书写出为止的40多年间，大唐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西行求法的一些事迹。此书各传大都记述各僧人的籍贯乡里、西行所经的路线和在各国学习佛法等情况。文虽简短，却保存有相当多的当时的佛教史料和一般史料。当时诸僧出国西行的路线，已因中国与邻国人民之间来往频繁，交通知识的增进而有水陆不同的路线。

据义净记载，当时连他在内有56名和尚西天求法，可以看出，当时佛教东传的势头很猛，不仅中国僧人，而且一些外国僧人也相继加入到去印度求法的行列，其中有新罗（今朝鲜半岛）僧侣7人，交州、爱州（今越南）僧侣6人，康国（今乌兹别克）僧侣1人，睹货罗（今阿富汗）僧侣1人，国籍不明的僧侣2人。可见佛教至少在中亚、西亚和东亚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出现了亚洲的“佛教热”。

这些西天求法的人中，有34人是从海路西航印度，在书中所付《重归南海传》中还提到了四位从海道赴西天取经的僧人。这些僧人有的是从广州搭船，有的是从交州启航，有的是从占婆出发，差不多都是绕马来半岛，而后赴狮子国进入印度，有人去了印度西岸，有人去了印度东岸。看得出，当时去印度取经的僧侣和商人，绝大多数走海上路线。海路虽经过太平洋、印度洋，路程较长，也难免遭到不测，但此时航海技术发展迅速，商船如班轮一样往来，沿途可供停泊的港口、岛屿众多，战乱较少，比陆路安全。所以，从唐代起，海路逐渐取代了陆上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和印度、阿拉伯地区交往的主要路线。

义净的两部著作，还记录了印度、东南亚地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如，印度当时各小邦国的统治者，几乎无一不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因此佛教僧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另外佛教寺院本身也占有大量土地、资产，寺院还有一些清规戒律用来约束僧人。从义净对印度佛教的记载中也可以初步领略到当时印度的社会状况。再如，对东南亚地区裸人国（今安达曼群岛）的记载，形象地反映出裸人国7世纪的商业贸易状况和社会风俗：“从羯茶北行十日余，至裸人国……彼见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所爱者，但唯铁焉，大如两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体，妇女以片叶遮形。商人戏授其衣，即使摇手不用。”

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义净卒于长安大荐福寺译经院，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