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海册封，神秘的汉赐倭奴王金印

西汉时，中国南海向西航行，“汉之译使”有迹可遁，东北海域，其实也有出土文物，证明汉册封东瀛，也不是空穴来风。

前边说过，战国时邹衍已有“大九州”理论，认为在海外还有很大的疆土。秦时徐福依“大九州”学说出海探险，他去的海上仙山，往近了说，有可能是渤海黄海诸岛，往远了说有可能是日本的九州、本州或四国。中国人和日本人中都有些相信徐福后来定居日本，但没有考古实证来做实这件事，只能估妄说之。

有文字记录之前的日本历史，大约可分为三个时代：“绳文时代”，即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公元前一万年至公元前一世纪；“弥生时代”，即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古坟时代”，即300年至600年，这一时期因留下钥匙孔形巨大“古坟”，因而名之；此时，大和部族成为日本岛的主要政治势力，因此也称为“大和时代”。此前的日本，不仅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连汉字还没有使用。这一时期的日本历史和亚洲许多国家一样，只能在古代中国文献中寻找相关记录。

虽然《史记》中有方士徐福东渡仙岛为秦始皇求长生之方的记载，但它的指向并不一定是日本。有据可查的最早汉典“日本史”是《汉书》和《后汉书》记载的“倭”史。所以，关于古代日本的叙述必须从“倭”说起。

“倭”字，不是一个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没有这个字。“倭”字的早期应用在《诗经》中，如《四牡》的“周道倭迟”，但这个“倭迟”是作为“逶迤之态”的一个形容词出现的。作为单字与地名的“倭”，最早出现于《山海经·海内北经》，“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在东汉成书的《汉书·地理志》中，更明确了“倭人”、“倭国”与大汉的关系，已有了明确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此中的“乐浪”指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四郡之一，这里的“倭人……百余国”指的是海上的日本古代部族，“以岁时来献见”说的就是中日古代海上交往或“朝贡”贸易，用现在的海上交往史的理论框架来说即开通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倭与汉的藩属关系，在南朝刘宋时范晔编撰的《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有明确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建武中元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二个年号（57年），大汉赐印给周边国家，本不是件稀奇的事。所以刘秀赐倭之奴国金印一事，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也再没有任何记载，仿佛这事从来就没发生过。称得上传奇的是“光武赐以印绶”之事过去1700多年后，具体讲即江户时代的1784年4月12日，日本九州福冈县筑前粞屋郡志贺岛上，“倭在韩东南大海中”，有个叫甚兵卫的地主的两个佣工，岛西南海岸边整理农田时发现一枚蛇纽金印，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汉字——据信，这枚金印就是汉光武帝刘秀赐给日本的那枚金印。九州岛的位置与史书上的“倭国之极南界”，十分吻合。从文物实证的意义上讲，志贺岛就是日本信史的起点，也是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2014年，我曾专程到日本志贺岛考察这个“起点”。志贺岛所处的博多湾是九州通往朝鲜半岛最近的港湾。我沿博多湾上志贺岛，而后，转乘环岛班车，才到达当年出土金印的地方，即今天的金印公园。在公园入口台阶边有一个1922年日本政府竖立的石碑，上书“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图2.3）。此处当年是一小片靠近大海的农田。史载，甚兵卫当年上交金印时，还递交了一份金印的“发掘报告”。甚兵卫提到挖到金印时“周有三石，形如箱状”，这是古代日本的一种墓葬形式。也就是说，金印是出于一座背山面海的墓中，但金印出土时没见到墓主遗骨及任何遗物，假设即使有这个墓主，也无法知道墓主是谁，学者们的心思只能投入到对金印本身的研究上。

志贺岛上发现金印，引起了福冈著名儒学家龟井南冥的极大兴趣，他一方面呼吁官方保护，同时，根据甚兵卫的描述绘出了“志贺岛叶崎村金印出土图”。此图上方为西，那条“尾巴”是通往省府福冈的长堤；图左为北，注有“外海”，通往朝鲜半岛；图右为南，是博多湾；志贺岛的南北两端绘有两个历史悠久的神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图的左上角，作者盖上了金印“真押”，绘出了俯视图和侧视图，并标注出尺寸和重量。这是志贺岛金印最初的考古记录（图2.4）。

看罢金印出土的遗址公园，我又来到收藏金印原件的福冈国立博物馆一睹金印真容。金印放在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厅，免费参观。在参观之前我曾在网上做过功课。据说，金印被指定为日本国宝，国内几个重要的博物馆里都有金印展出，全国共有四枚复制品。所以，我特意问专门立在金印展柜前的馆员“这个可是金印原件”。她说，“只有福冈的这个是原件”。我把脸贴在展柜前细看，正如行家所言：无论是印面的汉字，还是印纽的蛇鳞鱼纹，原件皆凸现锐利，雕痕更清晰，是复制品无法相比的。展览标签上注明：汉委奴国王金印，篆体阴文，重108克，高2.2厘米，底座厚0.9厘米，为2.3厘米正方形。算起来，2014年是它出土230周年，金印完好如初，仿佛还在历史旧梦之中没有醒来。

两汉中国皇帝的外交策略，一是朝贡，二是册封，以维持天朝大国的中央集权的统治。赐印绶是汉朝精心设计的一种内政外交的手段，既有文化味道，又有王权意识。汉朝时，皇帝自用玉印，赐印为金印。汉印纽形很多，或龟、或蛇、或虎、或龙。纽形不同，显示着印的主人的阶位不同。赐给匈奴等北方民族侯王的金印，其印纽的形状如同骆驼或山羊，赐给中原地方皇太子等高官的金印纽多为乌龟形状，而皇帝的印则为龙纽。

20世纪之前几乎没有出土汉代金印，志贺岛出土的这枚“汉委奴国王”金印，自它出土后的百多年间，一直存有真伪之争，直到1956年中国云南省出土一件刻有“滇王之印”的东汉蛇纽金印，和1981年江苏扬州市汉墓出土“广陵王玺”金印，才终结了“汉委奴国王”金印真伪的争议。经过中日双方学者考证，证实“汉委奴国王”金印符合汉制，确信它是真正的文物，见证了两千年前的汉倭往来和藩属关系。

从明治时代开始“汉委奴国王”金印一直被当成日本的一级国宝。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通常都会有介绍金印的特辑。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倭”和“奴”都是身份低贱的书面表达，为什么日本会把“汉委奴国王”金印当成国之珍宝。考察了日本历史，就会对此有所理解。因为日本的国家史，尤其是有文字证明的信史，无法追溯久远的年代，它上溯最远的“朝代”，也只能是中国的汉代，所以，不管“委奴国”是不是“倭”，是不是“奴”，这个“国”字号实物都证明了，它是日本最早有文字可证明的信史，此时的日本虽然谈不上“列国”，可能更近于“列村”，但金印的价值仍是《古事记》的神话传说无法相比的，或可说它是“开国”之印。

汉赐金印上的“委”或者“倭”，并没有什么贬低受封国的意思，相反日本列岛的各代执政王，都乐于接受“倭”这样的称呼。如中国三国时期日本列岛的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就接受了魏帝册封“亲魏倭王”的称号。

虽然，日本诸国的岛国特殊地理位置使其避免了像朝鲜半岛诸国那样不断受到北方大陆游牧文明入侵的压力，但此时尚不统一的日本仍无法与中国强大的中原王朝平起平坐，因此，日本列岛诸国皆以获得中原王朝的册封来昭示自己地位的正统性，以显示对周边其他小国形成执政优势。而占地理位置之优势的日本南方部族，率先向中原政权臣服，接受“朝贡”与“册封”式的外交关系。

前边说到的“汉委奴国王”，由于其汉赐金印出土于九州，又找不到其他文献记载此国王是谁，其国在何处，权且认为金印出土地为“委奴国”。接下来要说的“亲魏倭王”，由于有晋人陈寿《三国志·魏书·倭人传》的记载，使上古时期日本列岛与中国中原政权的关系，至少在文献上和信史上都前进了一步。

“汉委奴国王”虽然存有金印，但没有史上记录的王的名字，而《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已有近两千字专门为倭国立传，并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倭岛有一个“邪马台国”，统辖30多个小国，这个“邪马台国”的统治者叫“卑弥呼”，是一位通神的女性国王。这是关于日本列岛上的“国家”与“国王”最早的文字记载。这部中国文献还记载了曹魏时期，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向魏国派遣使者，并从曹操的曾孙少帝那里获得了“亲魏倭王”的金印。

史载“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巿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这段记录至少明确了几个重要史实：

一是国名为“邪马台国”；

二是封号为“亲魏倭王”；

三是国王名为“卑弥呼”；

四是国王为女王，“男主不能服众，而卑弥呼以鬼道平定内乱，登上王位”；五是魏赐倭王“金印紫绶”，赐二使“银印青绶”；

六是魏王所赐重礼远远超过倭人贡品，“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据记载，女王卑弥呼统治下的“邪马台国”，在公元239至248年间，邪马台国派到魏戍带方郡的使节前后达4次，同时献生口、倭锦、珠、弓矢等。魏国也曾两次遣使至邪马台国，赐以金印、紫绶、锦绢、铜镜、珍珠等。

这些历史事件作为中日海上交往史的重要史料历来为中日两国学者所乐道。这位女王卑弥呼在后来的日本记载中，常常被说成是传说中的“神功女皇”，并有古代壁画表现其尊容。此外，在今天的日本高中生课本的《日本史史料集》中，仍收录着《三国志·魏书·倭人传》相关记载，日本还仿制了“亲魏倭王”金印和印钤，供学生和公众学习之用。

正因为《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对“邪马台国”有较完整的记载，所以，日本史家长期以来以“汉委奴国王”金印为建国之印，而以“邪马台国”为日本国家的正式起源。但是，正像无法确认“汉委奴国”的位置一样，由于缺少其他佐证，人们一直无法确认“邪马台国”的所在地，至今存有畿内说与九州说两种不同的说法，都无定论。

史载，“邪马台国”最后一次派遣使者来到中国时，已是“三国归晋”，魏已退出历史舞台，晋朝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后“邪马台国”就从中国的史书中失去了踪影。“倭”再次出现在中国文献中，已是南北朝刘宋史官沈约（441—513）所撰刘宋的《宋书·倭国传》，国名已变为“倭国”了。

从“汉委奴国王”到“邪马台国”的“亲魏倭王”，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日本国家起源的重要组成。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无法确认其“国”的所在地，受史料限制，日本的国家起源地，尚无定论（实际上，日本真正以“国”的名义，接受中国册封只有室町幕府那一次，足利义满是将军，并非天皇，却接受了明朝的“日本国王”［册封藩属，只能封王，不可称帝］滑稽的册封）。所以，由中日海上丝绸之路所引发出来的“金印”和志贺岛，仍占据着国史之始的重要地位。福冈国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笔者说，每年都有几十万人来馆参观，这应当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

最后，再多说一句，关于日本，除了《后汉书·东夷列传》和《三国志·倭人传》有相关记载外，还有一个记载，时常被人提及，它就是南朝姚察所著《梁书》第五十四卷首次记录“扶桑国”，《传》文云：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此处的“沙门”，多指出家者，这个出家的慧深所说的“扶桑”，后来多被用来称日本，但也有人认为是“东二万余里”的墨西哥，终无定论。

“殷人东渡”、“徐福东渡”、“慧深东渡”……这些无法在考古实证中落实的神话传说般的记载，说明了古代中国一直有向东航行的愿望和一些或远或近的航海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