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丝”与“海丝”谁先行

中国正统史家从来都认为：中国历史不在南方蛮夷之地。但大汉海陆并进的“丝绸之路”，其实是以南蛮“海上丝绸之路”为先行，它不仅创造了历史，而且写入了正史。甚或，在打通“外贸”之路的意义，南蛮“海丝”还领先于陆路“丝路”。

元狩四年，陆上丝绸之路的时间起点

经过高祖、吕后、文帝、景帝等几代帝王的经营，至汉武帝，政府已有消除边患的资本，但对待风一样飘来飘去的匈奴，刘彻还是寻不到一个彻底根除边患的办法；思来想去，还是先秦远交近攻的老办法——选使西去和匈奴身后的游牧政权大月氏联盟，即使构不成夹击之势，至少也可钳制匈奴。这个算不上英明的决定，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伟大壮举——“张骞通西域”，进而被引申为开创“丝绸之路”。

这里有两个时间点要弄清：

一是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离开长安西行，没等走到大月氏，就被匈奴抓到了。张骞不仅做了俘虏，还被“和亲”，娶妻生子。后来，张骞成功逃亡，辗转找到了大月氏。但已定居西域的大月氏，无意再做行国，也不愿回师东进与匈奴为敌。张骞靠着运气逃回阔别了13年的长安。张骞的这次西域之行，一没通使，二没通商，所以，算不上开通丝绸之路。

二是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廷决定派张骞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张骞拿着汉朝的旌节，还带着一万多头牛羊和黄金、钱币、绸缎、布帛等礼物去结交西域，游说乌孙（今新疆境内）王东返今甘肃张掖一带，以断匈奴右臂。虽然乌孙没有答应东归，却派使者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送给汉廷“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这一次，既通了使，也通了货。通常人们把这第二次西域之行，算作陆上丝绸之路的开始。

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这是“西域”一词作为行政名词的首次使用。其治所在乌垒城，即唐代诗人岑参所说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的轮台，今乌鲁木齐以西360公里处。西域都护所辖地区，史称“西域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鄯善，在罗布泊附近）、菇羌、且末、于阗（今和田）、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当时的一个“国”，也就万人左右；龟兹人口最多，约八万余。所以，“国”之兴灭，转眼之间。

从政治地理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张骞把这片陌生大陆带进了中原政权的视野，并缓缓融入了大汉的版图（中间又长期失去实际控制）。所以，汉代陆上丝绸之路基本是在“西域三十六国”的内贸空间里。而且，从贸易货物而言，随二次出使西域的张骞来到长安的乌孙使者，给汉廷“马数十匹，报谢”，也就是说，最初交易的不是丝绸。丝绸可能在稍晚的交易中才进入西域。但海上丝绸之路的“外贸”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自武帝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起点

秦兵统一了岭南，秦始皇在三十六郡的基础上，又为中国西南部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南海及北部湾由此进入大秦的行政版图。秦后期所设“四十八郡”中，已有东海、南海的这两个是以“海”来命名的郡。这种命名在地与海的微妙转换中，透露出海洋意识在王道中的萌动。那么，秦时是否已有了海上贸易？

史书载，南越这地方确实是出好东西的去处，“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广州南越王墓（约葬于公元前122年）出土的西亚或南亚的物产，如银盒、乳香、犀角、象牙等，也正好作证，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的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等，都证明了秦汉时代海上贸易的存在，但史料中没有明确的南越国开洋的文字记载。

正史上的中国海上贸易始于汉武帝，最为明确的记载是《汉书·地理志》。志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馀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馀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是中国史书第一次明确记载的海外贸易，并且有汉之译使参与其中，但记录开洋时间有些杂乱：一是“自武帝以来”，即刘彻公元前141年登基后，黄支国等国“皆献见”，南海开始通商。二是汉平南越后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所置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零陵和象郡），从设置“日南”等郡算，南海开洋时间应是公元前111年之后。三是“平帝元始中”，即公元元年之后，“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

从《汉书·地理志》的这三个时间点看，不仅开洋时间早于张骞第二次去“西域”的公元前119年，而且与海外持续贸易至少到王莽时期。从空间而论，汉在南海之滨设置的九郡，其地理位置近海亲洋，比之西域都护所辖“西域三十六国”的商贸活动，南海开洋所到达的地方，不仅更加外国，而且更加“西方”。如，都元国（苏门答腊岛），黄支国（印度半岛东南部的建志补罗），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今皆为海外。

值得一提的是，首次记载中国官方海上丝绸之路开启的《汉书·地理志》中，已明确记录了“汉之译使”出海入市的交易资本是“赍黄金杂缯”，即带着黄金和各种丝织品出海贸易，其所开辟的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浙江吴兴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5000年前的绢片，可见丝品的制造史有多久）。黄金是用来买东西的，丝织品是用来易货和贩卖的，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比之“陆上丝绸之路”，不仅时间领先，而且最初贸易的就是丝绸，同时，所走的路程也远，甚至到了印度。

宦官开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官使官商

《汉书·地理志》所言的“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讲的就是北部湾，这个大海湾面积接近13万平方公里，比渤海的面积略大。今天看它连两国抱三省通南海，古时也是中国的开海重地。北部湾大汉时基本上归合浦郡所辖，至东汉时，合浦郡尚统有合浦、徐闻、高凉、临允、珠崖五县。合浦汉墓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文物，如汉代铜凤灯等，无不印证大汉朝廷在这一地区的巨大影响。

《汉书·地理志》的记录，不仅提供了海上丝绸之路开辟的地点和时间，还提供了开洋人物的特殊身份。他们是汉朝廷的“译长，属黄门”和“汉之译使”。这里的“译使”、“译长”，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翻译人员，西汉王朝的译长和译使都是国家处理外事的特殊职官，其中也包含翻译人员。那么，这种官员所属“黄门”又作何解呢？

汉代的“黄门”至少有三种说法。

一、“黄门”即宫门，秦汉时，宫门多油漆成黄色，故称黄门。

二、“黄门”是官名，是黄门侍郎、黄门郎的简称。秦代初置，即给事于宫门之内的郎官，是皇帝近侍之臣，汉代以降沿用此官职，此官职由士人充当，是尚书台的侍郎。

三、“黄门”指汉有黄门令、小黄门、中黄门等，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皆以宦官充任。皆西汉少府属官。故后世亦称宦官为“黄门”。隋唐后才改称“太监”。

开洋出国的译长、译使属于哪个黄门呢？

汉代黄门侍郎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皇帝和尚书令之间公事处理的往来传达，在国家内政职能上发挥作用，地位很重要。

另一个黄门，即黄门令、小黄门和中黄门。黄门令即侍中宦官。小黄门是皇帝身边的宦官，主要侍奉皇帝及王族，中黄门的宦官主要是当仆从侍卫。西汉黄门宦官职能，既“侍从左右”又“关通中外”，因此，朝廷也派这一黄门的译长出使海外。所以，也有人因此认为，中国最早出海开洋的大汉使节的黄门译长、译使，为宦官。当然，他们更重要的身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官使和官商，正式代表朝廷和国家。

顺便说一句，这些译长或译使都会什么语言呢，东南亚一带是马来语，印度东部是古泰米尔语，所以，这些通外语的官员，或许是岭南人。

汉代的海上贸易还是初级阶段，出海开洋的有官有民，以官方而论，武帝时，宦官们带着黄金与杂缯等出海，换回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这种官方采购基本上是为皇家内宫服务，还没有进入国家贸易层面；到了王莽辅政时期，则更偏重于“欲耀威德”，带着重金，跑到印度洋，“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在三国至晋代时才渐渐进入贸易的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