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北方航海先行者

历史是很容易宽恕故人的，包括方士、骗子。当年的齐国方士徐福，就是一个拿了秦国投资逃往海外的“诈骗犯”。而今，在中国和日本都被看作是文化名人，两国难辨真假的徐福遗迹有几十处。如今，我们要说中国的航海史，或者，寻找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者，方士又是我们首先致敬的跨海航行先驱。

徐福可以算是有史考证以来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组建规模化船队，远洋冒险的人物。徐福，即徐巿（大约生于公元前255年），字君房，秦朝时齐地人，当时的著名方士。其家乡现还不太明确，一般认为是今山东省龙口市徐福镇人，一说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人，一说青岛胶南市人。

最早关注徐福的是司马迁，其“事迹”混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一统了天下的秦始皇，开始梦想长生不老。公元前219年，在他东巡时，有齐人徐巿（徐福）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望带领童男童女，前去求仙。于是，秦始皇派徐福入海求仙。

“仙人”是徐福瞎编的，但“三山”确实有据可查。古代“三山”、“五山”之说，最早见于甲骨文卜辞。但商的势力未及海边，“三山”、“五山”自然也不会是指海上的神山。神山之说，兴于战国之燕齐。两国都是面朝大海的“海洋国家”，方士相信海上有神山，也是地缘使然。“五山”之说：“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列子·汤问》）据此我们可以猜想，徐福为了说服秦始皇“投资”找仙山，而引证了前人的“学说”。或许是嫌其啰嗦，删繁就简变为“三神山”（图1.2）。

司马迁为何要在秦始皇的“传记”中，插入几个方士的“事迹”呢？太史公虽落笔从容平缓，但仍能看出他对秦始皇海上求仙的不屑；同时，也包含了对方士的骗术的批判；当然，更重要的是，借此对汉武帝迷恋求仙方术（连女儿都下嫁方士栾大）的曲笔劝讽。不知是不是史笔如刀，武帝之后，汉室求仙热开始退烧，养生理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图1.2　明代《三才图绘》中的蓬莱山图，描绘仙山“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

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太史公笔下的徐福，自然是一个负面形象：第一次东渡没有收获，徐福“忽悠”皇上，说神仙要三千童男童女和各色人间礼物；还要有强弓劲弩射退海上拦路的大鱼，才能求仙取药。秦始皇答应了徐福的要求，徐福再次东渡，结果是，在东方“平原广泽之地”自立为王，再也不回来复命了。徐福被写成一个胆大心细的骗子，始皇帝则是一个呆头傻脑的昏君，海上三神山是个虚妄之说。

但是，纯粹以探险求仙为航海前提的，中国只出了徐福。他以义无反顾的航海家气魄，驶向并开拓未知海域，他——创建探险理论，申请立项，进而拉到皇家赞助，亲自领航出海……比之后来的太监与和尚出洋，这位方士更像一位职业航海家。

不过，司马迁只顾着他的春秋笔法，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骗局的地理价值，后世史家也对这一“神文地理”（相对于“人文地理”而言）的史学文本关注得不多。其实，齐人说的三神山，并非完全虚构。往虚了说，三神山记录的就是海上的海市蜃楼现象，并非妄说。往实了说，海上神仙不存，但海岛是在的。近有渤海黄海诸岛，远有日本的本州、四国、九州三岛。此外，当时邹衍的“大九州”观点十分流行，认为在海外还有很大的疆土。邹衍的“大九州”学说引导和鼓舞沿海的探险家或者术士积极进行海上探险，也近乎情理。

列子曾宣称“无知无为”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为”。方士的“三神山”之说，亦折射了道家以虚证实的地理思想。“神文地理”虽然装神弄鬼，但亦透露了初民的地理经验和对世界的认识，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地理探索的线索和文化想象的空间。如，北京的北海，即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帝王，按“东海三神山”设计的。慈禧修的颐和园，也延用了“一池三山”的理水传统，湖中凤凰墩、治镜阁、藻鉴堂，分别象征着蓬莱、方丈、瀛洲。

秦代的海上仙山梦想到了郑和下西洋的明代，这个梦又变成了神魔小说的主题，有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八仙过海的神魔小说《上洞八仙传》，传言：

“铁拐（姓李名玄）得道，度钟离权，权度吕洞宾，二人又共度韩湘曹友，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则别成道，是为八仙。一是俱赴蟠桃大会，归途各履宝物渡海，有龙子爱蓝采和终俱得渡海。”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遗憾的是中国的“神文地理”，没有再向前一步，把虚的东西做实，将虚无的海洋真正纳入到治国之方略中。这不是方士的悲哀，道家的悲哀，而是皇帝的悲哀和王朝的悲哀。徐福三千童男童女也好，郑和的万人船队也罢，都没有留下令人信服的扎根海外的实证。先民“忽闻海上有仙山”的理想，最终又落回了“山在虚无缥缈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又重新燃起了对大海的热情，蓬莱作为通往海上仙山的准神仙之地被旅游产业热捧，先是在丹崖山、蓬莱阁一线建了“八仙过海景区”，后来，又在大海边建了“三仙山景区”，由此再现海上丝绸之路“梦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