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乾隆二年十月到咸丰二年，是全面禁曲并兼及禁酒的时期，是为清代禁酒禁曲的第三阶段。

严禁踩曲贩卖，以防大开烧锅的方针既定，乾隆就不断指示各地切实实施。

乾隆三年三月，因直隶、山东、河南等省上年秋成歉薄，谷价昂贵，而当年麦收有望，恐民间不知撙节，耗费麦石，踩曲贩卖，乾隆乃上谕内阁，“查明踩曲之家，严行禁止，违者从重治罪”，并勒令“各地方官实心奉行，毋得视为具文，苟且塞责。倘稽查不力，仍有违禁私踩者，经朕访闻，必将地方官从重处分，不稍宽贷，即督抚亦不得辞其咎”。^[66]四月，山东、河南麦收大熟，乾隆预先交代当地官员，“如踩曲耗麦之弊，更当严禁于斯时，勿以二麦丰收，遂可弛其禁”^[67]。五月他又告诫山东、河南、山西、江苏等省官员，“今值二麦丰收之时，允当严行查禁”。他发现地方官员“不过虚应故事，并未留心奉行。且通邑大都，车载烧酒贩卖者，正不可以数计”。为此他下令：“各该督抚等务须严饬各属，实力禁止，毋得视为具文，致损民食。倘有怠玩不遵者，各督抚亦不得辞其咎。”^[68]六月，因江苏巡抚杨永斌奏报禁曲事，乾隆又乘便通谕各督抚，说禁曲之事有裨民生，各地既一致以为可行，就应实心遵奉，认真施行，虽经数年或数十年常如一日，不能等他每年耳提面命然后知警。说得很明确，禁曲是既定方针，当行之久远，各地不得存观望侥幸之心，以后也不必年年重申，但必须始终如一切实执行。

在乾隆的反复告诫和不断督察下，各地不同程度地实行曲禁，而且禁曲禁酒的多数规章条例就在这时创订出来。

河南是踩曲最多最盛之地，禁曲又是巡抚尹会一提倡的，因此执行得较为认真。乾隆二年十月，尹会一奏称：“豫省为产麦之区，向来富商巨贾开张作坊，广行踩曲者甚多。”由于麦曲经久不坏，愈陈愈佳，因此他认为，“欲杜将来之兴贩，必先清旧有之囤藏”。他“饬令各属，将从前曲行曲坊逐一查明，如有旧存之曲，令其自行首报。文到之日，定限半年内，零星陆续卖完。逾期发卖者，即照定例治罪。仍大张告示，遍行晓谕，不许再行私踩，并责令乡地邻佑，一体查报究治”。^[69]这种严限时日的强硬做法，连乾隆也觉得过严，批道：“禁其私踩可耳，若勒限令售，恐滋繁扰。既已如此办理，或再缓期可也。”^[70]尹会一立即表示遵旨办理，限期到后将适当放宽时日。

尹会一在实施过程中，发现禁止踩曲堵塞贩运渠道是关键，提出“欲杜耗谷之源，踩曲不可不禁；欲遏踩曲之流，贩运尤不可不严”。他下令各属，“如有开张作坊，肆行踩曲者，许乡地保长赴官密禀。牙行经纪、车户船家，不许代为交易运送，关津隘口，一体稽查。拿获之日，量行给赏。经过失察之地方官，分别记过”。据说实施以后颇有成效，“盘获贩曲之案颇多，奸民渐知敛迹，不敢公然踩贩”。尹会一觉得可以著为定例，乃于乾隆三年三月上奏道：“臣请嗣后除民间制曲自用为数无多者，仍免查禁外，如有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数至三百斤以上者，本人照例治罪，乡地保长徇隐不报，事发，照赌博、总甲之例，笞五十，折责二十板。贩运曲块之人，为数至一百斤以上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再枷号一个月，以示惩戒。牙行经纪、车户船家，代为交易运送者，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关津隘口，一体查拿。如有隐漏出境者，经过失察之地方官，每一案罚俸六个月。官吏人等受贿故纵者，照枉法律，计赃论罪。如乡地保长以及兵役人等，有能首报盘获者，所有曲块全数入官，发与本地铺户，为制造黄酒明流之用，仍将变价银两三分之一给赏报获之人。”说这样一来，“则劝惩有方，查拿自谨，贩运严而售买自少，售买少而私踩渐无。留麦谷之有余，裕盖藏之本计，于民生似有裨益”。从流通上下功夫，计划缜密，措施得力，户部没有话说，乾隆也十分赞同，朱批：“著照巡抚尹会一所请行。”^[71]此后，各地查禁酒曲大体上以此为准则。

两江是踩曲仅次于河南的地区，执行曲禁也不如河南得力。直到乾隆三年五月，两江总督那苏图才覆奏：“丹徒镇踩曲坊户，现已严行申禁，此后毋许私造。其已成旧曲，应令地方官查明确数，令速行发卖。”得旨允行。^[72]那苏图却又奏请，将全用次麦踩成的大曲永行严禁，而用次麦、米粞和绿豆混合而成的细曲听民照旧踩造。乾隆对此极为不满，下旨道：“此见非也……若禁曲一事，尚属易行而不致滋扰。若稍微观望，则大曲细曲谁与辨之，则目下之禁亦属徒然，殊非朕本意矣。”^[73]那苏图的见解确不高明，自然得不到力主禁曲的乾隆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实力查禁，以补前过。奉旨之后，他即严行上下两江和江西等省各地方官确查，凡开坊踩曲各户勒令改业，踩曲器具可改作别用者令其改用，应行变价者命其变价，另营他业，不许仍开曲坊。倘故违私踩，允许地邻举首，本人照例治罪。如地邻包庇容隐，也照例责惩，无论大曲、细曲，俱行严禁。各关隘渡口，凡有贩曲奸商，即行查拿报究。并遍行出示，禁止踩曲。即使士庶之家，也不得借名自用，多造曲块，并不得囤积麦石，私售奸商，贩运他处踩曲。至于一向著名的踩曲之地，如镇江、淮安、徐州、凤阳、颍州等处，他特差标员前往督查地方官实力办理。^[74]看来，这时的那苏图是认真行事的。江苏巡抚杨永斌尤为严厉。据他于三年六月奏称：“江苏地方现今将各踩坊一切造曲器具，分别封贮拆毁，以杜私踩之源。”连乾隆也认为做得太过火，发谕道：“朕思从前民间制造踩曲器具，皆费工本，今既禁止踩曲，理应将器具听民变价，或改造别用，庶几称便。若概行封贮，则前此制造之费，尽归无用，殊非体恤商民之意，办理未为妥协。”^[75]

诚然，禁曲过严，求成心切，以致不顾民生毁拆器具等现象，各地当不同程度地存在，杨永斌只是其中之一，按照孙嘉淦的说法，如杨永斌之所为，“盖在在皆是”^[76]。乾隆及时加以制止，十分必要，否则不但不能收禁止之效，反而开官吏贱视民生之门。

山东则自始至终执行曲禁较为得力，因为其巡抚法敏是一个严厉的禁酒论者。乾隆三年五月法敏奏报：“各属曲块，已据封贮入官，照例究拟，并限令速售，不得新踩。”乾隆认为惩创太烈，应适可而止，指示道：“既经如此惩创一番，则所封之曲，仍发与本商，令其速售为是，但严禁其新踩可耳。”^[77]

在禁曲的这一最初阶段，同试行禁酒一样，乾隆态度坚决，不断训诫，随时督察，地方官员或虚应故事，阳奉阴违，他严厉斥责；或行之过甚，滋扰不已，他立加制止。他反复斟酌，不断摸索，孜孜谋求一套既有效又稳妥的适中办法。

然而就在乾隆试图持之以恒地实施曲禁，禁曲前后还不到九个月的时候，那个第一个反对酒禁的孙嘉淦，又上疏要求弛曲禁。孙嘉淦以杨永斌扰累民间为例子，仍然围绕民生和盖藏两项内容论述曲禁之不能实行，认为尹会一提出的禁贩运则根本行不通，因为贩运与粜卖事异而形同，囤积与盖藏名殊而实似，禁贩运必然限粜卖，查囤积必然稽盖藏，则官吏需索在所难免。因此他吁请，“凡所谓禁酒之令，禁曲之命，禁贩运窝囤之令一切洗涤，尽与蠲除，使三民得以懋迁有无，商贾得以阜通财货，百姓各享自然之利，官吏永无查拿之扰”^[78]。

杨永斌毁拆踩曲器具一事，说明禁曲处理不当即会扰累民间；各地禁曲效果不理想，说明禁曲确有具体困难。孙嘉淦不失时机地利用它，作为禁曲不可实行的证据，分析又极为细致中肯，乾隆难以断然处置。他仍然谨慎行事，采用禁酒时的老办法，由臣僚去考虑，是当禁抑或当弛。谕令“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各督抚悉心妥议。毋得以朕曾降谕旨，稍有迎合，亦不必瞻顾孙嘉淦，依违迁就。务期秉公熟筹，于民生确有裨益，不负朕拳拳咨询之意”^[79]。

河南巡抚是禁曲的倡导者和极力实行者，自然主张继续禁曲。他说禁止踩曲“豫省自奉行以来，已经一载，官民相安，并无滋扰不便之处”。所谓影响民生不符实情。商贩贸易如旧，因此并不存在麦石过多，无处售卖的情形。“与其以数十万石之曲，而糜各省无限之财，何如留数十万石之麦，而为民间接济之用。”他表示，“所有豫省禁曲，于民生确有裨益，并无不便之处，应请仍前例禁止”^[80]。

江苏是踩曲造酒之地，因耗费米麦，巡抚许容同样主张，查明踩曲贩运之家“严行禁止”，而自用自踩者“各听其便”。如果贩运出境，即“按例重处”。至于孙嘉淦所说毁拆器具需索小民等弊，乃奉行不善所致，非属法令之苟。^[81]两江总督那苏图的主张与许容相同。

安徽也多踩曲造曲之地，巡抚孙国玺一直力主禁曲。他主张，“诚使严立章程，实力奉行，将见贩运不行，踩造自寡。曲寡则酒益寡，酒寡则麦自多，奸商不得剥民以渔利，胥吏不致生事以扰民，公私两便，似于民生实有裨益”^[82]。

陕西是缺粮省区，山西商人又在那里造曲耗粮，因此巡抚张楷认为“不可不禁，禁之有利于民，无扰于民”^[83]。至于州县吏胥借端扰累，是奉行不善，非关禁曲本身。川陕总督所奏也与张楷相似。

只有甘肃巡抚元展成认为，甘省造曲虽然不多，但通省合计，一并禁止，似属有益。然而本省边地苦寒，兵民赖酒以敌寒冷，“确访民情，毋庸查禁酒曲，与民实有裨益”^[84]。

各地督抚奏报的结果与前此议论禁酒大为不同，而几乎一致主张继续禁止踩曲兴贩射利，而不禁民家自用自踩，并且多从各自禁曲的实际情形和不同角度，否定了孙嘉淦不能实行禁曲的理由。不少人还认为，有的地方引起滋扰，不在于禁曲有什么问题，而全在奉行者本身。大学士九卿因而定议：“督抚各就风土人情详筹熟酌，较之悬揣意图者不同，应均如所请行。”^[85]乾隆自然依议。以上定议，实际上也贬斥了孙嘉淦所论。

禁曲的意见再度一致，乾隆实施禁曲也就抓得更紧，而且将它由北方五省推向全国，由禁曲而更加严行禁酒。他大体采用三种方法。一是继续不断谕令地方官切实实行禁曲禁酒。三年十一月，因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烧锅数起全是山西人，以致外人传说“孙嘉淦一授直督，伊瞻顾乡里，则烧锅之禁必开”。乾隆即传谕道：“烧锅有妨民食，理所当禁。”^[86]四年七月，乾隆更通谕各省督抚，于禁曲禁酒，切不可平时视为具文，而奉文时才严行查禁，徒滋纷扰而于事无补。^[87]这就是说，以后如不发布禁令，也须严格执行既定政策。同年八月，又传谕军机大臣：“耗费米谷高粱，如烧锅等项，断宜严禁。”^[88]五年正月，尹会一奏请已踩之曲，“勒限速销，至麦收后，不论新旧存曲，一概查拿治罪”。对此果断措施，乾隆极为赞赏，下旨道：“此言甚是。然此后朕即以是言责之汝矣。”^[89]说到做到，迫使地方认真执行。

二是反复劝谕地方多积麦粮，充实仓贮，以免耗于烧锅。如果切实禁酒禁曲，便会出现如孙嘉淦所说的积麦之家艰于求售的现象。为此，乾隆指示地方官和个人都要充实仓储。四年七月，乾隆命各地督抚预筹积贮，并说：“从来养民之道，首重积贮，而积贮之道，必使百姓家有盖藏，能自为计。”^[90]四年八月，对孙嘉淦所奏“烧酒一项，未免多耗高粱，现饬各属多买填仓，存于仓者既多，则耗于酒者自少”表示赞赏，称为“甚善”，仍强调要“实力奉行”。^[91]九月，见直隶秋成丰收，恐民间不知撙节而耗于烧酒，要封疆大吏“善为劝导，以使在官者仓廪充实，在民者家有盖藏”^[92]。乾隆二十五年河南丰收，乾隆强调州县仓储要乘时买补，民间食用也需节约多积余粮。

三是拨盈济虚。三年九月，乾隆派户部、内务府官员携款赴口外采买米豆杂粮，运送京城平粜。四年五月，湖北、河南麦熟丰收，乾隆指示当地“当此有余之时，恐以有用之物造曲耗费，殊为可惜，必须酌盈济虚，始于民生有益”^[93]。乾隆五年河南麦子大熟，乾隆一再指令尹会一和孙嘉淦商量规划将麦子调拨到直隶。二十四年，因“上年收成丰稔，积麦之家，转有艰于求售者”，乾隆指令河南巡抚胡宝瑔酌量麦多价平之处，动款采买麦石，转运京师以资平粜。^[94]以禁酒禁曲来确保民间积贮，以充实库储来减少酒曲数量，乾隆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以实施禁酒禁曲政策。

与此同时，主禁和弛禁的争论仍在继续。三年十一月方苞上了第三疏，在引了直隶、山东禁酒有效的例子，批驳了禁酒病民扰民之说和元展成之见难合情理后，恳请乾隆切勿犹豫，早定永行禁酒大计。^[95]当时已调任直隶总督的孙嘉淦则针锋相对，在开列了前督李卫任内一年和其接任一个月所获的违禁人犯，并在详述官吏胥役百端苟索扰累民间的事实后，说：“天下事必为之而后知，亦履之而后难。从前禁酒禁曲之议，不惟大学士九卿等俱属纸上空谈，即臣言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年犹是书生之谬论。身亲办理，逐案发落，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朴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余，民无固志，失业既众，何事不为，则歉岁之难禁，似更甚于丰年。”他再次规谏乾隆禁酒之事“言之甚易，行之实难，普天率土大半皆受其扰，实不可以轻举”^[96]。

乾隆没有再将孙嘉淦的奏折发议，说是“于国体甚有关系，朕自有酌量也”^[97]。不愿抖落曲禁弊端是事实，但乾隆所谓“自有酌量”实乃禁酒已有定见，不愿也无须交群臣商议，以免再节外生枝，遭到非议。而且自此之后有关禁酒禁曲之奏他再也不由群臣集议。如五年闰六月江苏巡抚张渠奏请无论丰歉，一概禁酒，而且要求“嗣后责令各关盘查，凡有装载烧酒到关者，拿送地方官究治，并追问造酒之家，一并律以违制之罪”，乾隆就曾批道：“此事若交部议，恐又蹈前辙，终为无济，试与督臣酌量地方情形为之。”^[98]同年九月两江总督杨超曾在与巡抚商量后提出严禁吴县木渎镇烧酒，乾隆又批道：“有治人无治法，惟在汝等因时制宜，妥协办理。”^[99]

自后，只要提出禁酒禁曲的，乾隆无不允准。乾隆六年苏州巡抚陈大受奏报“踩曲烧锅，屡蒙皇上训旨申饬，命所在官吏实力禁止”。他即批道：“是。应如是竭力查禁也。”^[100]乾隆十四年，福建布政使永宁奏报严禁踩曲贩卖图利，乾隆同意户部议准。到乾隆中期，对烧锅踩曲仍屡屡降旨，“令地方官严行查禁，勿使靡费米粮”^[101]。

相反，对要求放宽禁令者，乾隆一概不准。如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以定例自用踩曲不过300斤小民易于违犯为由，要求改定600斤以上方治罪，奏上立遭乾隆斥责道：“此见非矣。踩曲一事，惟应严禁，即零星小贩，亦不可纵之。”^[102]

然而，乾隆也不赞成方苞的严厉措施，即使对于执行禁令时的过激行为，乾隆仍然十分注意。一个老问题就是封贮陈曲毁拆器具。杨永斌的这种做法虽然遭到斥责，但各地仍有同类现象。乾隆三年十一月，乾隆听说“河南封贮造成之陈曲甚多，商民从前所用之工本悉皆委弃，颇有怨言”，便责问尹会一何以见到谕旨后仍然如此办理。^[103]当山东巡抚报告禁酒已有成效时，他认为该地也会有封贮器具陈曲之事。乾隆十六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奏称，宣化府一带粮价昂贵，缸户大多图利私烧，不知撙节，已令地方官封禁缸房，暂免缸税。乾隆即指示，只能明定缸户之数不令日加，于成法之中寓稽查撙节之意。若封缸饬禁，只会使奸胥黠吏乘机需索，无裨于民间日用。乾隆既要地方严格执行禁令，又以实效要求官员，却不允许勒限过严，操之过甚，官员左右为难，封禁陈曲器具之事也就难免时有发生。

乾隆以后，禁酒禁曲之法继续推行。嘉庆后期，山东“查池之禁，岁岁举行”^[104]。道光后期，步军统领衙门报告，四川各州县“开设槽坊，多者千座，更有糖坊染坊，亦皆耗散米谷，致妨民食”，要求饬禁查办。^[105]看来，直到此时，虽然效果不好或形存实亡，禁酒禁曲的方针仍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