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乾隆二年五月至当年闰九月，是清代全面禁酒的试行时期，是为第二阶段。

如果说康雍时期禁酒禁曲还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那么自乾隆时起则进入了大规模的实行阶段了。

乾隆二年五月初九日，乾隆突然下令禁止烧锅。因此而起的严禁与开禁之争持续了好几年，并一直影响到清末。故将谕令全文移录于下：“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养民之政多端，而莫先于储备，所以使粟米有余，以应缓急之用也。夫欲使粟米有余，必先去其耗谷之事，而耗谷之尤甚者，则莫如烧酒，烧酒之盛行，则莫如河北五省。夫小民日营其生，稍有锱铢，辄以纵饮为快，无裨于丧祭宾客老病之用，而适以启喧哗角斗之媒。特以饮少辄醉，其价易售，人皆乐其便易，故造之者多，而耗米谷也较他酒为甚。往者皇祖皇考屡严烧锅之禁，有司阳奉阴违，必待众口嗷嗷，始不得已而稽查禁约，及薄有收获，仍然公行无忌。夫与其禁于已饥之后，节省于临时，孰若禁于未饥之先，积贮于平日。今即一州一邑计之，岁耗谷米，少者万余石，多者数万石不等。则禁止之后，通计五省所存之谷，已千余万石矣。虽有谷之家不能皆分所有以周贫乏，而所存之谷自在民间，可以通融接济，较之无米之炊，不啻霄壤矣。况遇岁稔丰收，谷必甚贱，贫民之生计益饶，家有盖藏之效，未必不由于此。而无识之人，或以造酒之家不免失业为虑，不知垄断市利，率由黠悍之富民，因其资财，串通胥役，敢于触禁肆行，并非贫民无力者之生业也。是禁之则贫民裕生之资，不禁则富民获渔利之益，其间得失利害，较然可观。朕筹之已熟，北五省烧锅一事，当永行严禁，无可疑者。至于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之官吏，如何从重治罪，其失察之地方官，如何严加处分之处，著九卿即行定议具奏。”^[49]

通篇上谕，逻辑严密，一气呵成。乾隆认为为政之先在于储备，以使粟米有余，要使粟米有余，必先除去耗谷甚多的烧酒。因为饮酒只有害处而无益处。乃祖乃父酒禁綦严，只因官员阳奉阴违而未收实效。与其禁于已饥之后，节省于临时，不如禁于未饥之前，积贮于平时。如果禁酒，北方五省可多千万余石米谷，禁酒有利无弊。因此北方五省应永禁造酒。一句话，为了积谷，必须禁酒。语气坚决，毫无商量余地。

乾隆自称于禁酒一事，“朕筹之已熟”。在发布禁令之前，他是否征询过臣僚的意见，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乾隆将担心禁酒会使造酒之人失业的人斥为“无识之人”和认定禁酒“无可疑者”来看，乾隆又似曾与人讨论过此事，而且颇有异议。然而乾隆在驳斥了不同意见后，以毋容置疑的口吻发布了禁令，要九卿考虑的只是如何从重惩治违禁之人和失察之地方官一事。

乾隆在上谕中表达出来的对粮食积贮和禁酒的认识，由其“筹之已熟”来看，可能是他面对烧酒盛行、耗粮无数又禁而不止而长期思考、反复权衡利弊的结果，因而他不像乃父上台伊始即厉行酒禁，而是在即位将近两年之后；因为他深思熟虑，所以也不像乃父在通令全国禁酒时踟蹰不定，而是一锤定音，毫无顾虑。然而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在当时颁布禁令呢？

乾隆二年春夏，京师及畿辅、山东、河南一带一直雨泽稀少，麦秋无望，民心浮动。为安抚民心、解决实际困难，乾隆先是降旨缓征钱粮，继而蠲免直隶、山东二省当年应征地丁钱粮170万两，进而在京师五城平粜米石。不料用于平粜的米石“乃有奸民图利，串通胥役，转相贩卖，甚至运往通州，售为烧锅之用。而离厂稍远之贫民，奔赴稍迟，即不得升斗，且有守候终日，忽然停止粜卖，贫民含怨空回”者。为此，王大臣议云：“嗣后五城发粜官米，如串买囤积至四五十石及买作烧锅之用者，俱行查禁。”^[50]平粜原为赈饥，可竟然有人囤积贩卖以烧酒，烧酒之祸害可以想见，对乾隆之影响当不会小。当年四月，又有山东巡抚法敏遵旨条奏：“小麦高粱，并系民间食用之要。查烧锅踩曲，久经严禁，第恐两省交界之区愚民希图觅利，违禁私开，糜费粮米，应咨会邻省一体严禁。”^[51]这是乾隆时期首次提出严禁造酒并通行于各省之说。时值灾歉年成，烧酒者肆无忌惮，乾隆筹划既久，地方又有大吏倡议，大概是乾隆下定决心，严禁烧酒的直接由来。

乾隆颁布禁令仅十天，素有直言极谏盛名的刑部尚书孙嘉淦即抗旨上疏，谓“烧酒之禁，无论禁之而滋扰，扰之而终不能禁，即令禁之不扰，而遂能永禁，其于贫民之生计，米谷之盖藏，不惟无益，而且有损”。其理由是烧酒用高粱等粗粮，黄酒用米麦等细粮，真正耗粮的不是烧酒而是黄酒。烧酒价贱而民乐买，黄酒价贵而贫民无力购买，禁烧酒不但粗粮委弃无用，而且人民反转造黄酒，此不但不利盖藏，反而有碍积贮。民间食用之外所需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上交赋税等皆需通过交换或粜卖粟米而得，而制造烧酒只是化无用为有用，可得较高收入，禁烧酒后贫民收入减少而支出大增，此不但不利于民生，反而影响贫民生活。加上官吏百端需索，更令百姓不堪重负。因此他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岁。歉岁粒米维艰，则大麦高粱之类可以疗饥，禁之诚为有益。但可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处不必通行，但可暂行封贮而不必坏其器具而加以刑罚。至丰年米谷足食，则大麦高粱之类，原非朝夕常食之物，自当开通酒禁，使官吏无由需索而民间亦得出其不急需之颗粒，无所用之糠秕暂移售买，以备不时之费，则上下不扰而百姓自享盈宁之庆矣”^[52]。

乾隆在阅读此疏后，一改颁布禁令时的坚决态度，传旨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九卿详议具奏，并云：“朕之所以命禁烧锅者，原为民食起见，今观孙嘉淦所奏，是严禁亦有必不可行者。王大臣不可曲从朕旨，亦不可回护孙嘉淦，其和衷定议以闻。若果严禁烧锅不但于民食无益，而且有害，朕旨可收回，何难改正。”^[53]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大臣，对九卿王大臣来说，既不曲从帝旨，又不回护孙嘉淦而和衷定议，实在是件难事，也难免心存疑虑。于是他们聊以塞卖，含糊其辞，上了两议。一称“烧酒之害最甚，本宜严禁。但加重本犯之罪条，严定官吏之处分，恐小民无知犯法，吏胥缘以为奸，于民情有所未便，应照从前已行之成法，为之惩治”；一称“烧锅本犯，仍照旧例治罪，应将官员处分，分别定例。其业经造成之烧酒，仍准其售卖”。^[54]表面看来既不有违帝旨，又不偏袒孙嘉淦，但王大臣九卿对严禁烧酒显然是不赞成的。

乾隆未尝看不出王大臣等依违两可心有所向的态度，因而大为不满，指出它未能直陈利弊。他要王大臣等表明立场，提出得力措施，严禁烧锅以裕米谷究竟有益无益。若行严禁，则有何查察之法，端本澄源之论。若认为无须禁止，比户搜查，转滋纷扰，也应有具体内容。后来乾隆又考虑到“禁止烧锅，乃关系民生日用之事，该省督抚大臣所当悉心筹划者”^[55]，就命将历次所降谕旨和孙嘉淦所奏以及王大臣九卿等所议交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等省督抚参考，各抒所见陈奏，而不会同商酌。

九卿督抚所奏大多不赞成严禁，但提出了一些变通的办法。

兵部尚书公讷亲疏言：“烧锅一事，屡经严禁，终未能禁止者，虽因有司奉行不善，其势实有不能尽除其弊，以绝其根也。”他条举理由，以为烧酒利重，小民群趋，胥役交通富户，奸商渔利分肥，即或官吏胥役奉公守法，立限清查也扰累不已。而即使能就此禁止，于北方小民生计仍然只有损害而无益处。这些理由与孙嘉淦所言相同。因此他主张，“严禁烧锅既无关于积裕谷米，徒滋纷扰而终不能禁，似毋庸另为置议。臣请嗣后禁止烧锅，仍仰遵定例，照旧奉行。各该地方官务须实心实力，办理因时，视年岁之不齐，因人情而区划，或时当诫饬，或时当劝谕，随地制宜，期于妥协。俾令民自知勉励，相与共遵”^[56]。此结论也与孙嘉淦所持相似。

直隶总督李卫主张，“烧锅之禁，宜去其已甚，导民易从。计莫如不禁其沽饮，而止禁其大肆兴贩”^[57]。具体办法则“严于歉收之年，稍宽于丰裕之岁。本地酿造与零星造曲者毋庸禁止。其麦曲烧酒概不许出境，如肆行踩曲兴贩者应行严禁”^[58]。其看法与孙嘉淦有不同处，有相同处。

河南巡抚尹会一疏言，“烧酒所需高粱为多，而河南所植以高粱为盛。民间用以造酒，资其利用，以济日用之需，相沿既久，习以为常，而大开烧锅兴贩射利者甚少”。只是造酒必须曲蘖，踩曲必用二麦，每岁耗麦以踩曲为最多。因此他主张，“禁曲既以节二麦之费，更以清造酒之源”。以后凡有开张作坊广收多踩囤积贩卖者，严行定例治罪，失察纵容之地方官定以处分，车载船装贩运者查拿究治。^[59]始于雍正年间的禁酒先禁曲的主张现在又由尹会一提了出来。

甘肃巡抚德沛疏言，甘肃非产酒之区，“烧锅之禁令愈严，而兵役之诈赃愈炽”，因此，“毋庸严禁，既以顺闾阎之情欲，且以免国法之纷纭”。^[60]

陕西巡抚则称该省“俗俭，民间祭祀庆吊等事不得已而用酒，若禁烧酒而用黄酒，则专用米谷细粮，转于民生未便。况临边地冷，兵民藉以御寒，势难概禁。惟踩曲开行远贩者严加禁止”。川陕总督持论基本相同。

山西巡抚也主张，“晋省烧锅可宽于丰年，应禁于歉岁，小民自宜遵守”。

山东巡抚则因当年二麦偶旱，而极力严禁烧锅踩曲，竟有毁弃酿具者，有改业者，有自行出首者。^[61]

上述各种主张，不外乎五种，即仍照旧例查禁，宜宽于丰年而严于俭岁，毋需禁止，永行禁止，严禁踩曲兴贩。

当年闰九月二十四日王大臣九卿公同详议上述各种见解后提出：“烧锅一事，各省之情形不同，所以各省督抚之陈奏亦不能划一。应令各于本省，因时制宜，实力奉行，以观成效。至踩曲一项，系烧酒盛行之源，众论佥同，自当严禁。”惟所请治罪之处，互有异同，宜改划一。请将踩曲贩运者，定以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以示惩警。乾隆准议。^[62]至此，历时近半年的禁酒争论始告结束。自此，禁曲有了基本的规章，并由禁酒进入了禁曲禁酒的时期。

乾隆严行禁酒的谕旨没有得到大多数北方督抚的支持。在试行禁酒的全过程中，乾隆最初态度坚决，一遇孙嘉淦反对，即谨慎从事，先令九卿公议，再交督抚据实陈见，最后同意九卿之集议，俯从督抚之主张。这说明乾隆对待禁酒问题是极为认真的，在采取这个重大决策时，尊重实际，反复讨论，择善而行，而不固执己见，表现出少有的审慎和大度。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执行情况和日后采取的措施来看，乾隆并不是真正放弃禁酒，而是考虑到一时骤禁，可能滋扰太多，不能利民反而病民，要谋求既有效又稳妥的禁酒办法。乾隆曾在三年六月谕道：“养民之道，莫要于积谷，积谷之道，必先去其耗谷者，是以前年有禁烧锅之旨。后因内外诸臣议称，用酒之人比户皆然，一时骤禁，不无滋扰，不若禁止造曲，其事简而易行。朕思移风易俗，自当行之以渐，禁曲之举，正属渐次转移之法。”^[63]说得很清楚，曲蘖是烧酒之源，禁曲就是禁酒之过渡环节，是渐次转移之法，而目标则是禁酒。

虽然朝廷不再统一颁令禁酒，但禁酒之论仍然不断。最力主此论的就是礼部侍郎桐城人方苞。方苞一直主张禁酒，在九卿集议之前，他即上疏以为“民以食为天，而耗谷之最多，流祸之最甚者，莫如酒”。因此他提出，“禁之法，必先禁烧曲，兼除门关之税，毁其烧具，已烧之酒勒限自卖，已造之曲报官注册，逾期而私藏烧曲、烧具，市有烧酒者，以世宗宪皇帝所定造赌具之罚治之，县官降调，不准级抵。特下明诏，严敕天下督抚责成守令，则其弊立除矣”^[64]。九卿会议定下禁酒先禁曲章程后，他又剀切上疏，并将各种不同意见共两类十条一一批驳，请求乾隆“勿以浮言而阻实政”，继续进行禁酒。^[65]方苞所言，有的属一偏之论，有的则更是书生迂见，难以付诸实施；而有的则切中异议者之要害，虽未见乾隆立即采纳，但日后之禁酒禁曲旨令，不少地方与之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