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清代上自中央各衙门、下至州县地方衙门乃至基层之里，书吏顶补普遍行用顶首银。其数量较之明代也相形高涨，省级衙门在银一二千两，州县衙门在数百两至千两左右，基层里甲约在数十两范围，市有定价，俨然商品。

清朝君臣对书吏理政的危害有着清醒透彻的认识，对于书吏承充的制度设计较为细致严密，凡书吏承充，凡人数、出身、年龄，以至经济实力、承役时间、出缺补充、满期考选官职等，均有详细明确的规定，需要履行一应手续，而且不断重申，严禁私授顶充，买卖缺位，违者本人及相关官员均须受到处责。如此制度设计，在具体运作过程中，短期来看收效甚微，若依据档案和文献所载，长期来看未收实效，实际则形成“子以传子，孙以传孙”的局面。各级各地衙门书吏补充弊窦层出不穷，书吏之缺作为缺底成为无形财产，顶首买卖通畅运行，父子相承世代顶替较为流行，官革而吏不革，制度规定与实际运作自始至终完全背离，煌煌诏令谕旨始终只为形式具文，设想和举措全然未曾顺畅运转。

究其缘由，制度设计与具体落实均有问题：定制吏胥无俸禄报酬，工食银两不但鲜少，而且很不固定，制度设计未为书吏考虑劳动所得，书吏必定通过其他途径设法弥补；额定书吏远远不敷，所有衙门经制之外均招募帮办、清书，定员之外任用白役，书吏实际人数远超规定，清廷以额定事例行之额外编制，自然难以实行；制度设计更未考虑书吏的专业技能费用及承役费用，也未顾及书吏的从业费用和可能需要额外雇请的帮手费用，当然也未顾及承充书吏赡养家室的费用；书吏之缺，已成稀缺资源，要想依凭能力公正转移而非凭财力实力获得，殊少可能，书吏补充具体操作又不切实际，难以实施；定制书吏分班，在署内办公，不得随意出入，但各地各级衙门的具体落实与定章大有出入，有些衙门书吏各班更替承值从无役满年份，顶充没有册据，甚者连姓名文册都不清楚，人数恐怕更加茫然无着。

书吏顶首文书清晰地反映出，与日常生活中各类议单和正契不同的是，充当居间人或中见人者大多不是事主双方的亲族邻居，而是事主的“友”或“同房亲友”。浙江巡抚衙门的各房书吏，分为春秋和夏冬两班，各轮两季管理承办事务，但每季即换。每班之下，每个书吏全缺再细分为8份，顶缺时按份计价。每个书吏再以府为单位，分管一二府事务。江、浙藩司衙门各房书吏则因为直接处理钱粮事务，分房或分课，其下再分科，每房或每课以县为范围承管，相当细密，基本上一县一缺。一省藩司衙门书吏多达2 000余人，是定制的三四十倍。

吏缺既具所有权性质，就可继承，就可公开转让出售，甚至可以以之抵押向人借款，从而意味着进署办事之人未必就是持有吏缺者，吏缺持有人与实际进署办事者往往并非一人。顶充者可以本身入署办事，或者也可因分身无术或其他缘故再择他人理事，吏缺与承事相分离。

吏缺可以买卖转让，自然有价格，市场有行情。乾隆早期约在银二三百两，乾隆中期在500两左右，乾隆后期在1 000两左右，高者可达一千数百两，嘉庆年间在一二千两之间，道光年间并无上涨趋势，直到清末，大势未变。吏缺之价似乎并未昂贵至时人惊呼的动辄数千金至万金者之地步。

书吏5年为满，满役可以考选官职，律有明条。但清代中后期，科举考试烂熟，捐纳事例广开，正途、杂途交汇，仕进之路日形壅滞，即使正途出身的举人，也不能全部获得一官半职，吏满考官则几无可能。此批吏缺顶首文书未见吏满考官事例，正可印证。由文书事例同时可知，书吏在不同姓氏之间转移极为频繁，吏缺虽然“祖遗”、“父遗”之说较为常见，说明吏缺确实父传其子，子传其孙，但世代承袭究属少见。就文书反映的事例来看，江浙省级衙门书吏可能只是在同地同业书吏中传承，而家世相承代代相传的现象并不突出，不能夸大其事。

文献描述书吏往往席丰履厚，生活优裕，而此批文书反映出，书吏的实际收入并不高，如果以之养家糊口，恐怕已属不易，书吏大多数人并无多少经济实力，有些人生活相当拮据，我们不能仅凭想象断定书吏阶层的实际生活。

书吏父子相传世代相袭，有干例禁，朝廷一再申饬，官员也反复强调，但接充者由同行“禀举”，说明接充书吏需要官府允准；由同行“公举”，大张旗鼓进行，说明吏缺不能“私相授受”，既要同行商议，更需官府认可，清代承明之旧，地方官员往往参与其间，裁断书吏承充。

综上，文书所载内容，完全与制度规定、皇帝谕令大相径庭。吏胥顶缺文书，为我们展示出清代书吏承充的实际样态，亦有助于深化清代书吏乃至下层官吏的相关研究。

（原载《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

【注释】

[1]温睿临：《南疆逸史序》，《续修四库全书》第3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8页。

[2]陆陇其：《政摘要》卷下《御吏》，《官箴书集成》第2册，黄山书社，1997年，第640页。

[3]郭松焘语，徐珂：《清稗类钞·胥役类“》例吏利”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5250页。

[4]嘉庆《大清会典》卷《9吏部·验封清吏司》载“：在官之人，治其房、科之事，曰吏。……凡总督、巡抚、学政、各仓及各关监督之吏，皆为书吏。”（嘉庆二十三年刊本，第12—13页）

[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48—150《吏部·各省吏额》，中华书局，1991年，第889—915页。

[6]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一三〇·书吏》，第857—858页。

[7]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8《吏部八二·处分例·书役》，第257、260页。

[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8《吏部八二·处分例·书役》，第266页；文孚纂修：《钦定重修六部处分则例》卷16《书役·充补书吏》，第2页，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十八年刻本。

[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一三〇·书吏》，第857页。

[10]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22《吏部》，第1页，嘉庆二十三年刊本。

[1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一三〇·书吏》，第858页。

[1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一三〇·书吏》，第857—858页。

[1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8《吏部八二·处分例·书役》，第266、258、254页。

[1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一三〇·书吏》，第859页。

[1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8《吏部八二·处分例·书役》，第254、266页。

[16]刚毅：《牧令须知》卷2，《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228—229页。

[17]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一三〇·书吏》，第858页。

[18]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卷23《职役考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053页。

[1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一三〇·书吏》，第859页。

[20]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一三〇·书吏》，第857—859页。

[2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8《吏部八二·处分例·书役》，第254、260、262页。

[22]洪亮吉：《洪亮吉集·卷施阁文甲集》卷1《吏胥篇》，中华书局，2001年，第1册，第26页。

[23]元人戴良表彰南宋遗民傅景文，称其“为浙省幕掌故，一时史笔无敢与并者”，其二子“俱浮沉州县间，往往以儒术饰吏事，有誉闻于当时”，其孙子异“居杭之日，尝入省幕，处先生之职。后以年劳升理问所令史，从补浙东帅府掾，出入诸幕府凡二十载，曾不以职卑俸薄为嫌，意气濯如也，蔼如也”（戴良：《九灵山房集》卷12《送傅子异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2页）。三代为吏，似元代地方吏胥已有世袭迹象。

[24]明崇祯元年，大学士钱龙锡回禀皇帝问话，解释道：“顶首是下首人顶上首的，应该有几多银两。各衙门胥役皆有顶首，惟吏部顶首银独多。”（金日升：《颂天胪笔》卷4《召对七》，《续修四库全书》第439册，第229页）

[25]李陈玉：《退思堂集》卷9《谳语·一件朋抄事》，第28页，崇祯刊本。

[26]《江南按察司审问土国宝赃贿案招拟文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辑《史料丛编二集》，1930—1936年铅印本，第6、22页。

[27]张维赤题本，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二十八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第4页。

[28]柯耸：《酌时宜以苏民困疏》，平汉英辑《国朝名世宏文》卷2，《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22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14—515页。

[29]费庚吉：《请严定惩余书役扰害章程疏》，王延熙、王树敏辑《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24，光绪二十八年上海久敬斋石印本，第1页。

[30]赵士麟：《武林草·抚浙条约·革积歇》，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18页。

[31]王汤谷：《严革歇蠹》，凌铭麟《新编文武金镜律例指南》卷15《禁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0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671页。

[32]康熙《钱塘县志》卷《6徭役》，《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4册，第178页。

[33]王元曦：《禁革包歇》，《增定分类临民治政全书》卷《2户部》，转引自［日］西村元照《清初の包揽——从私征体制の确立、解禁から请负征税制へ》，《东洋史研究》35卷3号，1976年，第116页。

[34]柯耸：《编审厘弊疏》，《清经世文编》卷30《户政五》，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第754—755页。

[35]浙江巡按御史牟《为力革见年十大弊以苏浙民重困事》，光绪《嘉兴府志》卷22《田赋》，第41页。

[36]光绪《海盐县志》卷10《食货考·役法》，第9页。

[37]刘兆麒：《总制浙闽文檄》卷6《禁革嘉属里书》，《官箴书集成》第2册，第597—598页。

[38]周镐：《上玉抚军条议》，《清经世文编》卷24《吏政一〇》，第617页。

[39]吴敬梓：《儒林外史》第25回《鲍文卿南京遇旧　鲍廷玺安庆招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48—349页。

[40]乾隆《荆门州志》卷14《赋役·革册书即里书并首补缺额银米案》，第43页，乾隆十九年刻本。

[41]徐栋：《牧令书》卷《4用人》引王植《胥吏》，第34页，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42]《四川总督蒋攸铦奏折》附《2陕西道监察御史程伯銮奏折》，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1页。

[43]樊增祥：《樊山政书》卷5《批吏房书办张金镜禀词》，中华书局，2007年，第111页。

[44]［日］山根幸夫：《胥吏缺让渡文书》，《明代史研究》第2号（1975年3月）；［日］加藤雄三：《清代の胥吏缺取引にっいて》（一）、（二），《法学论丛》147卷2号（2000年5月）、149卷1号（2001年4月）。东洋文库的文书，承大阪大学文学部荣誉教授滨岛敦俊先生惠予复制件；加藤雄三先生个人搜集的文书，据悉已赠送给京都大学图书馆，由京都大学文学部夫马进教授提供影印件。于此一并深致谢意。

[45]4件文书，又见［日］滨下武志等编《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目录·解说》（上），《东洋学文献セソタ丛刊》第40辑，1983年，第90—94页。此批文书，承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岩井茂树教授帮助，得以阅读原文书并获得影印件，于此深致谢意。

[46]《汪景文立出顶缺契》，转录自章有义编著《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附录《清代徽州地主分家书置产簿选辑·休宁汪姓誊契簿辑要》，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384页。

[47]前揭［日］加藤雄三《清代の胥吏缺取引にっいて》（二），《法学论坛》149卷1号，2001年4月。

[48]黄真真：《清代后期胥吏衙役权利的私下交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49]此件文书，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告知影印件，深致谢意。

[50]《赵行周出顶浙江巡抚衙门嘉绍二府吏缺合同议单》，乾隆二十五年六月，日本东洋文库藏。

[51]《赵庚立浙江巡抚衙门吏缺顶缺契》，乾隆五十五年九月，日本东洋文库藏。

[52]《何静默立江苏布政司衙门吏缺典缺下契》，嘉庆十四年五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53]关于议单与正契的区别与联系，请参见拙文《“草议”与“议单”：清代江南田宅买卖文书的订立》，《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已收入本书。

[54]《赵行周出顶浙江巡抚衙门绍兴府吏缺议单》，乾隆二十年十二月；《赵行周出顶浙江巡抚衙门嘉兴府吏缺议单》，乾隆二十一年六月；《赵行周出顶浙江巡抚衙门嘉绍二府吏缺合同议单》，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均藏日本东洋文库。

[55]《强立诚出顶浙江巡抚衙门吏缺公立议单》，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京都大学图书馆藏。

[56]《赵庚立浙江巡抚衙门吏缺顶缺契》，乾隆五十五年九月，日本东洋文库藏。

[57]《朱森木立浙江巡抚衙门吏缺出顶契》之一，嘉庆十九年十一月，日本东洋文库藏；《朱森木立浙江巡抚衙门吏缺出顶契》之二，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京都大学图书馆藏。

[58]不著撰人：《治浙成规》卷2，道光十七年刊本，《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373页。

[5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48《吏部一三二·各省吏额》，第900—901页。

[60]江苏布政使徐士林奏折，乾隆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历史档案》2016年第4期，第15页。

[61]《鲍友兰立出顶浙江布政司衙门吏缺议单》，同治六年三月，日本东洋文库藏。

[62]江苏布政使徐士林奏折，乾隆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历史档案》2016年第4期，第15页。

[63]《方学等出顶江苏布政司衙门吏缺合同议单》，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64]《钱瞻廷出顶江苏布政司衙门吏缺议单》，嘉庆四年正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65]《何肯堂立江苏布政司衙门吏缺永远出顶首文契》，道光二年四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66]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8《吏部八二·处分例·书役》，第260、267页。

[67]大学士兼管吏部户部尚书张廷玉等题，雍正八年三月初四日，《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第57册“吏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68—570页。

[68]浙江布政使潘思榘奏，乾隆八年八月十五日，《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第29页。

[69]张维赤题本，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二十八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第4页。

[70]王汤谷：《严革歇蠹》，凌铭麟《新编文武金镜律例指南》卷15《禁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0册，第671页。

[71]两江总督鄂容安奏折，乾隆十九年正月十三日，《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第35、36页。

[72]丁日昌：《抚吴奏稿》五《力戒因循敬陈管见疏》，赵春晨编《丁日昌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3页。

[73]《居春麓立笔据》，咸丰八年三月，京都大学图书馆藏。

[74]其时银钱比价，常熟人郑光祖记：乾隆四十年以前“银一两兑钱七百文，数十年无所变更……五十年后，银一两兑钱九百”（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六“银钱比价”条，《海王邨古籍丛刊》，中国书店，1990年，第42页）。据此，乾隆四十五年银1两按换钱800文算。又乾隆五十五年按陈昭南《雍正乾隆年间的银钱比价变动（一七二三—九五）》（香港：龙门书店，1966年，第11页）银1两合钱1 080文算。同治六年按王宏斌《清代价值尺度（货币比价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553页）银1两合钱1 550文算。

[75]浙江布政使潘思榘奏折，乾隆十年十月，《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第32页。

[76]云南布政使陈弘谋奏折，乾隆二年正月，转引自张我德等《清代文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6页。

[77]洪亮吉：《洪亮吉集·卷施阁文甲集》卷1《吏胥篇》，第25页。

[78]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卷23《职役考三》，第5053页。

[79]不著撰人：《治浙成规》卷2《革禁积弊以省糜费四条》，《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372页。

[80]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岳麓书社，2013年，第1096页。

[81]广西道监察御史黄登贤奏折，乾隆十二年二月三十日，《历史档案》2016年第4期，第20页。

[82]李陈玉：《退思堂集》卷9《谳语·一件炽杀事》，第87—88页。

[83]丁日昌：《抚吴奏稿》五《力戒因循敬陈管见疏》，赵春晨编《丁日昌集》卷5，第73页。

[84]何刚德：《春明梦录》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47、35—36页。

[85]陆陇其：《莅政摘要》卷上《御吏篇第五》，《官箴书集成》第2册，第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