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时尚引领消费，消费推动生产。自明后期到清中期将近三百年间，苏州的引领潮流地位，无论在当地还是外地甚至海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极大地推动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的商品生产。这一点，前人研究几乎从未提及。
苏州自入明以来即有趋时应求、迎合市场、讲究生产、崇尚精细雅洁的传统，凡“女工织作，雕镂涂漆，必殚精巧……市井多机巧繁华，而趋时应求，随人意指”[110]。在持续引领全国时尚的风潮中，苏州几大重要的商品生产如丝绸、棉布及其加工业、印染业、书籍刻印业、铜铁器加工业以至副食品生产，都不断得到发展。
如丝绸生产日盛一日。现有研究表明，明代起，官营丝绸生产开始集中到苏州、杭州和南京所处的江南。明后期，全国其他地区的丝绸生产大多趋向衰落，而只有江南日益兴盛，进入巧变百出、不断推出新品的时代，江南成为全国最为集中和最为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外销的高档丝绸绝大部分产自江南。其中苏州地区，绸有绞线织的线绸，撚绵而成的绵绸，数根丝攒织成的丝绸，俗称杜织的粗绸、绫机绸、瑞麟绸、绉绸等；绢类增了裱绢、榨袋绢、秋绢，锦有遍地锦和紫白、缕金、五彩等种类。前后比较，新品迭出的现象十分明显。清前期，苏州的丝绸生产进入最为兴盛的时期。府城的丝织工匠较之明代成倍增加，集中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工匠各有专能，或素或花，俱以计日受值”[111]。乾隆《吴县志》记其时丝织品，名目繁多。其中传统产品锦，清代苏州织造局所织，“精妙绝伦，殆人巧极而天工错矣”[112]。与苏州府城相应，苏州属县吴江县盛泽和黄溪镇的丝绸生产，也进入巧变百出迅速发展的时代，明后期，两镇“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113]。明末人周灿诗谓：“吴越分岐处，青村接远村。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人家勤织作，机杼彻晨昏。”[114]清前期，盛泽镇“镇之丰歉，固视乎田之荒熟，尤视乎商客之盛衰，盖机户仰食于䌷行，䌷行仰食于商客，而开张店肆者即胥仰食于此焉。倘或商客稀少，机户利薄，则怨咨者多矣”[115]，丝绸“花样轻重，必合北客意，否则上庄辄退”[116]。商品生产的规模和销路，远胜往昔，生产也深受市场的影响。为适应市场需要，不断有新品推出，时人盛称“今则花纹叠翻新样”。盛泽所出绸绫罗纱绢，其名不一，“或花或素，或长或短，或轻或重，各有定式，而价之低昂随之”。花绫则重者有庄院、线绫，轻者有西机、脚踏等名，素绫重者有串绸、惠绫，轻者有荡北、扁织诸目；纱则花者居多，素者有米统、罗片、官纱之类；绢有元绢、长绢等名。[117]盛泽所产丝绸虽然量大品种繁复，但从生产技术水平来说，都要比苏州、杭州城市低得多。嘉靖时湖州人徐献忠即指出：“吴兴独务本力，故蚕丝物业饶于薄海，他郡邑咸藉以毕业，而技巧之精独出苏、杭之下。”[118]清代，盛泽镇的盛纺和湖州濮院镇的濮绸、湖绉通常要运到苏州城染色，经过后整理加工后出售。
苏州府城的丝绸生产，生产规模扩大，质量提高，而成本下降，这里又善于经营，拥有突出的优势地位，于是较之他地同类商品生产，具有价格优势，海内外市场占有率提高，以致苏州市场上的同类商品价格相对低廉。对此，清中期纳兰常安深有体会地说：“近人以苏杭并称，为繁华之郡，而不知杭人不善营运，又僻在东隅，凡自四远贩运以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即如嘉湖产丝，而细缎纱绫于苏大备，价颇不昂。若赴所出之地购之，价反增重，货且不美。岂因地僻而然欤，抑或系乎经营之有善不善也。”[119]其实早在乾隆中期，杭州人就承认：“吾杭饶蚕绩之利，织纴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而尤以吴阊为绣市。”[120]苏州丝绸从生产到销售均具绝对优势。
如棉织品加工业由松江城镇转移集中到苏州城。明清时期，江南以松江一府和太仓、嘉定等县为中心，形成全国最为集中和最大的棉纺织商品生产基地。棉布出自乡村广大织户之手，成布后，尚需经过染色、踹光等后整理，才能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棉布的染踹加工成为棉布商品流通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从事棉布收购、委托染踹加工、大宗批销棉布的商业资本则是布店字号。这些字号，按照乾隆时苏州人顾公燮的说法，“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121]，明末还主要集中在棉布产区的南翔、枫泾等市镇，直到清初，还是“布店在松，发卖在苏”的格局。然而由于苏州丝棉织品染色水平最为高超和商品流通程度的不断扩大，江南的棉布字号逐步转移到了苏州城区，而且就在最为繁华的地段阊门外上下塘，形成“苏布名称四方”、“漂染俱精”[122]的局面。乾隆元年，松江府的碑文也称，该府“昔年开张青、蓝布号者数十家，通商裕课。后有迁移他郡地方，今仅止数号”[123]。康熙三十八年，休宁人陈士策就在苏州上津桥开设万孚布店字号，后发展成万孚、京祥、惇裕、万森、广孚5号，字号招牌无形资产“计值万金”。[124]笔记所载著名的棉布“益美”字号也设在阊门，其开创于明末，极盛于道光年间，这一时段正是苏州棉布加工业不断发展的时期。这就形成了苏松棉布由四乡源源不断运往苏州加工销售的现象。随着字号由松江向苏州集中，字号的直接收购形式也日益占据主要地位，为确保布匹质量，字号更直接向棉布织户发银定织。由这些字号出资的棉布加工踹布坊，雍正时期苏州全城约有450余处，踹坊工匠1万余名，全体踹坊日加工布匹大约12万匹。[125]苏州以其突出的专业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地位，在全国各地崇尚苏州品物的时代，控制了清代江南两种最大宗商品之一的棉布的加工和销售。
如顾绣价格大幅下降。苏州有“绣市”之称，“精细雅洁，称苏州绣”，一向负有盛名。上海“露香园顾氏绣，海内驰名，不特翎毛、花卉，巧若生成，而山水、人物，无不逼肖活现，向来价亦最贵，尺幅之素，精者值银几两，全幅高大者，不啻数金。年来价值递减，全幅七八尺者，不过以一金为上下，绝顶细巧者，不过二三金，若四五尺者，不过五六钱一幅而已”[126]。后来纳兰常安也记道：“近见云间顾绣，用白绫加五彩丝线，轴棚刺绣，凡山水花鸟美女仙客，无不如绘事者之泯，其针组痕迹，心何如巧耶！其始传于上海顾氏露香园女工，近且男子皆业其事，售于四方，咸宝重之。”[127]原来秘不示人的顾氏露香园刺绣，其时上海人皆能之，苏州刺绣重地，绣业当也发达，此可断言。
如苏州酒生产更为发达。明代苏州酒的生产，另有一种米烧酒，不同于前述“三白酒”之类低度酒，而用优质米蒸馏而成，浓度较高。其产地集中在苏州城的西南郊。入清后，苏州酿酒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乾隆初年，光苏州西南郊木渎一镇，据苏州巡抚张渠奏报，“烧锅者已二千余家，每户于二更时起火，至日出而息，可烧米五石有奇，合计日耗米万石。……以一岁计之，所烧奚啻百万。其它市镇糟坊，间有私相仿效，则苏城所耗之米，已不可胜计矣”。烧造这种酒，“每粳米一石，得酒八十余斤，约卖银二两四五钱，较之糯米所造获利更多，以致小民趋之若鹜”。张渠又说：“每年数百万斛之酒，售于本地者无几，而销于外路者最多。”[128]乾隆三十年，著名文人袁枚在苏州品尝陈了十余年的三白酒，称“酒味鲜美，上口粘唇，在杯满而不溢”[129]。更有烧酒，以糟粕蒸取，滴水成酒，名“滴花烧酒”，若加以香料，色如琥珀，名“五香烧酒”，乾隆时，各种制法甚多。[130]苏州另一个传统酿酒重点为木渎邻乡横金，道光年间有“横一万”之谣，言“日出烧酒一万斤也”。此外，还有三白酒之类的米酒，“春冬大酒之数，十倍于烧酒”，时人计算，“核计岁耗米麦，附郭各乡总不下数十万石”[131]。嘉庆末年，安徽泾县人包世臣认为，苏州其实并不缺粮，而每年从外地输入数百万石，推原其故，“良由糟坊酤于市，士庶酿于家，本地所产，耗于酒者大半故也”[132]。直到民国初年，浙江双林镇一带有糟烧、米烧、麦烧之类出售，但当地“自制不多，大率来自苏州横泾等处”[133]，可见米烧等苏州酒一直在大规模生产。毫无疑问，苏州酒的长期畅销于市，与其为苏州当地人所推崇、外地人所接受大有关系。
如眼镜生产精益求精，价格下降。嘉靖末年，偶有眼镜其物，“人皆不识”[134]。据清初上海人叶梦珠叙述：眼镜在其幼年时偶见高年者用之，后闻说西洋制者最佳，每副值银四五两，“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惟西洋有一种质厚于皮，能使近视者秋毫皆晰，每副尚值银价二两，若远视而年高者带之则反不明，市间尚未有贩卖者，恐再更几年，此地巧工亦多能制，价亦日贱耳”[135]。叶梦珠记述眼镜价格极为便宜人人可得之时，正是苏州眼镜生产迅速发展之时。康熙初年，苏州眼镜制造以孙云球最为出名。孙精于测量、算指、几何之法，又吸收杭州诸昇、桐溪俞天枢、西泠高逸上、钱塘陈天衢众人所长，以及传教士制法之妙，制成远视、近视、老花眼镜，多达72种，“量人年岁，目力广隘，随目配镜，不爽毫发”[136]。后来苏州“褚三山眼镜”更是驰名商品。清前期，江南眼镜不但国内闻名，而且还是远销日本的出口货，数量最多时一船多至万余个。[137]
如工艺品制造愈益精致。收藏市场的红火，使得苏州的工艺品制造愈益发达，工艺名家辈出，擅长制造和新创工艺品的苏州匠师自然吃香。万历时王士性说，江南人“既繁且慧，亡论冠盖文物，即百工技艺，心智咸儇巧异常。虽五商辏集，物产不称乏，然非天产也，多人工所成，足夺造化”[138]。乾隆时苏州地方文献称：“吴中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纴刺绣，工巧百出，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139]明清时人一致认为，苏州百工技艺他处无法比拟。
如折扇。据说永乐间自朝鲜传入，到明后期，沈德符说：“今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往时名手，有马勋、马福、刘永晖之属，其值数铢。近年则有沈少楼、柳玉台，价遂至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儿争购，如大骨董。”[140]进入清代，扇面有金者、洒金者，名雨雪金，又有薰金、杭金等；扇骨有圆头者，以马勋、蒋三所制最有名，直根者以柳玉台最有名，雕边者以王梅溪最有名，都是名手。
如漆髹之作。詹景凤说：“近日苏、徽二郡所作床榻几杖函庋及剔红黑漆器制，并古雅可爱。”[141]在清代，雕漆、退光漆、描金漆、彩漆、瓦灰漆、盘碟漆等，均有发展。如雕刻。清中期无锡人钱泳说，雕工随之有之，而以宁国、徽州和苏州最盛，也最巧。乾隆初年，苏州有杜士元，号为“鬼工”，能将橄榄核或核桃雕刻成舟，作东坡游赤壁，每成一舟，好事者争相购买，值银50两。[142]
如书画装帧。明中期，苏州人自诩，“裱褙，自两京外，惟吴中为得法，宋米南宫《画史》有苏州褙工之名，其来久矣”[143]。明后期浙江兰溪人胡应麟承认：“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144]苏州装潢已获得统治地位。到清代，苏州地方文献称：“陕西人卖碑者多，而拓碑之妙终不如吴人也。”[145]到清中期，钱泳更认为苏州装潢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装潢以本朝为第一，各省之中以苏工为第一”，苏州装潢“取料净，运帚匀，用浆宿，工夫深”；乾隆时，高宗“凡海内得宋、元、明人书画者，必使苏工装潢”，当时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等名手，皆名噪一时。[146]苏州裱褙工活跃于杭州、扬州、北京等地。
如玉器制造。明末人宋应星说：“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147]明后期苏州的玉器制造业冠绝海内，当时声名最响的陆子刚，“依稀唐手”[148]，就是苏州人。入清后，苏州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琢玉中心。琢玉业有开料行、打眼行、光玉行等明确的专业分工。各坊各有特色，分翠玉、白玉、黄玉、新玉等。连乾隆帝都知道专诸巷玉工的精湛雕琢技艺，多次赋诗夸奖：“专诸巷里工匠纷，争出新样无穷尽”；“专诸巷中多妙手，琢磨无事太璞剖”。[149]苏州雕琢的玉器，玉质晶莹润泽，立体器物抑或玉佩之属，造型别致，轮廓清晰；薄胎作品，厚薄均匀，玲珑剔透，工艺奇巧。钱泳甚至认为当时所制玉器已经超过了人们最为推崇的宋代玉器。[150]乾隆后期，发生了几起走私玉石的案件，违禁者将玉石从新疆运至苏州加工成玉器出售。清廷的御玺、玉册、玉宝以及陈设于几案的各色玉器，也常由苏州雕琢。乾隆帝还常把画好式样的精美玉料发给苏州织造在苏州精心制造。
如竹器制作。明后期以嘉定最有名，清初苏州竹器后来居上。沈朝初《忆江南》词称：“苏州好，竹器半塘精。卍字阑干麋竹榻，月弯香几石棋枰。斗室置宜轻。”苏州所制紫竹器，“凡几榻、桌椅、厨杌及小儿坐车、摇床、床栏、熏笼、桌面，俱轻便可爱”[151]。李渔说，当时姑苏之竹器，与维扬之木器，“可谓甲于今古，冠乎天下矣”[152]。乾隆《吴县志》物产列竹造之属多达18种。
甚至如象生花，也栩栩如生。清初人李渔说：“近日吴门所制象生花，穷精极巧，与树头摘下者无异，纯用通草，每朵不过数文，可备月余之用。绒绢所制者，价常倍之，反不若此物之精雅，又能肖真。……吴门所制之花，花象生而叶不象生，户户皆然，殊不可解。”[153]虎丘山塘街及城中，有象生绒花店十余家，拈花作叶，各有专工，专做夹瓣、旋绒、裹绒、刮绒等对花及通草、蜡花等，“千筐百筥，悉售于外府州县，尤多浙、闽及江西诸省之客”[154]。
其他如木器、铜铁器、金银器、金箔、乐器、骨角之作，文具用品砚台等制作，苏州皆走在前列，为人瞩目，为世所尚，工艺之巧之精体现在各个方面。
最堪注意者，是在全国崇尚苏州式样器物食品之时，苏州涌现出大批名品名店。明清时期的苏州，是全国最为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明后期的苏州，是天下闻名的大“马头”；清前期的苏州，是全国“四聚”之一，不但以生产丝绸、棉布、书籍等商品著称，而且集中和转输着全国乃至外洋的各种商品。乾隆《吴县志》自诩：“吾吴虽云一邑，而四方万里海外异域珍奇怪伟希世难得之货，罔不毕集，诚宇宙间一大都会也。”[155]到清前期，苏州城市涌现出大批驰名商品、著名商品或品牌商品，各种名品珍品争相斗艳，为海内所尚。乾隆《吴县志》称，吴中食物有因时而名者，有因地而名者，有因人而名者。因人而名者，如野鸭，以蒋姓著，谓之蒋野鸭；熏蹄以陈姓著，谓之陈蹄。“熏腊之业，今则以陆高荐出名，而陈不复著矣。近来陆高荐之熏腊，京师亦盛行。盖此项熏烧之物，海内未有能如吴地者。”[156]道光时，苏州人顾震涛更在乾隆《吴县志》的基础上，特意标出道：“业有招牌著名者，悦来斋茶食，安雅堂
酪，有益斋藕粉，紫阳馆茶干，仰苏楼花露，步蟾斋膏药，丹桂轩白玉膏，天奇斋纽扣，青莲室书笺，世春堂油鞋，天宝楼首饰，锦芳斋荷包，青云室领头，茂芳轩面饼，方大房羊脯，三珠堂扇袋。业有地名著名者，温将军庙前乳腐，野味场野马，鼓楼坊馄饨，南马路桥馒头，周哑子巷饼饺，小邾弄内钉头糕，善耕桥铁豆，百狮子桥瓜子，马医科烧饼，锵驾桥汤团，干将坊消息子，新桥堍线香，甪直水绿豆糕，黄埭月饼，徐家弄口腐干。业有人名著名者，孙春阳南货，高遵五葵扇，曹素功墨局，钱葆初、沈望云笔，褚三山眼镜，金餐霞烟筒，张汉祥帽子，朱可文香饰，雷允上药材，吴龙山香粉，王素川刻扇，穆大展刻字，谭松坡镌石，黄国本手巾，项天成捏像，程凤翔织补，汪益美布匹，李正茂帽纬，黄宏成绸缎，王东文铜锡，王信益珠宝。业有混名著名者，野荸荠饼茭，小枣子橄榄，曹箍桶芋艿，陆稿荐蹄子，家堂里花生，小青龙蜜饯，周马鞍首乌粉。”[157]在这里，顾震涛将苏州铺店分为以招牌著名、以地名著名、以人名著名和以混名著名四种类型，以招牌著名者有悦来斋茶食等16种，包含药品、食品、鞋帽、首饰、书笺、百货等；以地名著名者有温将军庙前乳腐等15种，其中除了线香一种，其余都是点心小吃和小菜；以人名著名者有孙春阳南货等22种，包含南货、百货、文化用品、药材、绸缎布匹、铜锡器、珠宝首饰、刻石工艺等；以混名著名者有野荸荠饼茭等7种，均是食品或果品。这4种类型，实际上已涵盖了其时商品成为名品的基本成因。此外，其时还有诸多老字号或名牌店铺，若合而计之，林林总总，不下百余种。袁枚《随园食单》中称，软香糕，以苏州都林桥为第一，其次是虎丘糕，西施家为第二。[158]其时苏州的副食品已十分注重质量，保持店号信誉，形成字号、地望、节令等方面的特色。种类繁夥、各具特色的驰名店铺、著名品牌的形成和维护声名持久不衰，既是苏州商品的精致名声和苏州地望在全国有着强大无比影响力下的产物，也为苏州商品的生产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市场动力，为苏州商品开辟了广阔市场和畅达销路。
与此相应，苏州时尚一直影响着各地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风气。嘉靖时松江何良俊说：“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与苏州并称，虽富繁亦不减于苏。”[159]万历时，范濂说：“学诗、学画、学书，三者称苏州为盛，近来此风沿入松江，朋辈皆结为诗社，命题就草。”[160]同时期的徽州休宁人詹景凤，评价藏品、臧否书画人物，无论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均以苏州为参考对象。明末清初，近邻地处江北的靖江，文献记述当地的生产，“绩麻为布，精细异常，江南士大夫珍之”[161]。所产为江南士大夫所珍，不无得意之意。康熙初年，海宁查继佐，有娇童十余人，有“十些班”之目，巡回演出大江南北，被记为“家伶独胜，虽吴下弗逮也”[162]。显然查继佐和后来记录此事者金埴都有苏州标准在胸臆中。乾隆年间，郭起元说，福、兴、泉、漳四府，“用物侈靡，无论其他，即冠带衣履间，动与吴阊杭越竞胜”[163]。清中期，扬州的茶馆，有诗谓：“老班茶社翻苏馆，旧店重开诱哄人。牌挂轩昂茶听点，芜城今已胜吴城。邗江遍处是茶坊，扬款焉如苏式昂。三五七文粗细碗，手巾把子水烟袋。”[164]咸丰、同治时吴江人沈鸿模诗谓：“南门彩子北门灯，异样繁华各擅称。毕竟姑苏高十倍，云霞至少结三层。”[165]各地时时在以苏州为榜样，与苏州、苏式作比较。所以清中后期苏州当地人袁学澜描写出没在苏州的各地人士说：“画船罗绮竞嬉春，鱼米家乡自遂身。闻说神仙十洲地，也传风俗似吴人。”[166]
最突出的，就是各地比照苏州描述其繁庶程度，动辄称为“小苏州”、“赛苏州”。检索江南地方文献，可以发现，除了前述嘉靖时期的上海城，清代丝绸巨镇吴江盛泽镇，湖州府双林镇，松江和嘉兴两府共辖的交通要道棉布业重镇枫泾镇，有“金南翔”之称的嘉定县最为繁华的市镇南翔镇，松江属县南汇的市镇，以及远在福建建宁府的浦城县，西北陕西泾州的严家山，均号称“小苏州”或“赛苏州”。各地多以苏州为荣，显示出苏州拥有的无可比拟的领袖地位。
对于上述自明后期到清中期持续兴盛的苏州时尚及其影响，明清时人就发表过极为精到的看法。万历时南昌人章潢称：“且夫吴者，四方之所观赴也。吴有服而华，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则以为弗文也；吴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则以为弗珍也。服之用弥博而吴益工于服，器之用弥广而吴益精于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财皆以吴啬也。”[167]细绎此话，其意非常清楚，苏州因为服食器用领先全国各地，从而引领了全国服食器用好尚的潮流；因为全国各地追随模仿苏州的服食器用之风，使得苏州器服生产更加精益求精，更加发达领先，也使得全国的生活行为方式随苏州人的好尚而转移。清中期，纳兰常安称，苏州制造百物，“凡金银琉璃绮彩锦绣之属，无不极其精巧，概之曰‘苏作’。广东匠役，亦以巧驰名，是以有‘广东匠，苏州样’之谚，凡其所制，亦概之曰‘广作’。然苏人善开生面，以逞新奇，粤人为其所役使，设令舍旧式而创一格，不能也，故苏之巧甲于天下。但所造之物，只求观美，不尽坚牢，且多虚假，以图网利。此又积习之薄，风气使然耳”[168]。清代广东人善于创新制作，但较之苏州人而言，似乎尚稍逊一筹，真正善开生面自创新样的是苏州，广东只是精心制作，设计发创在苏州，广东只是按样制作而已，形成“广东匠，苏州样”的局面。苏州在转移时尚方面领了风气之先，在产品设计方面别开生面，不断推陈出新，所以在商品生产方面能够居于主动和领先的地位。
然而何以就会造成全国皆服吴服、皆用吴器从而导致“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财皆以吴啬”的局面呢？万历时王士性总结原因道：“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169]说得很清楚，最根本的是苏州人掌握了生活和时尚领域的话语权，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上。无论服饰样式、丝竹爱好、收藏古玩，还是一般生活方式，在时人看来，均有雅俗之分。而雅俗的衡量和裁定标准，却是由苏州人制定的。古玩书画市场红火后，收藏什么，如何收藏才算风雅而能免俗，藏品是否有潜在的升值价值，其雅俗的标准，均是控制在苏州文人手中的。张应文撰《清秘藏》，于一切器玩皆辨别真伪、品第甲乙以及收藏裱褙之类，一一发表见解。后来文震亨撰《长物志》，对衣饰舟车、文化用品、日用器具、书画欣赏、古玩收藏、器具布置、园林修砌、盆景把玩以及佩带什物、禽鱼观赏以至鱼缸质地等涉及日常生活和休闲生活的几乎一切，都发表了雅俗的看法，堪称相关标准的集成之作。屠隆《考槃馀事》，也发表经验之谈。这些有关生活起居，特别是收藏的著作，均是由苏州人撰著的。文震亨说：“又习见时世所尚，遂致雅俗莫辨。”[170]是雅是俗，由苏州人说了算。隆庆四年三月，吴中四大姓还曾作清玩会，[171]展示各家收藏，既炫其收藏之富，也切磋交流，增长相关知识。苏州文人其赏识品第本来就精，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掌握着强大的舆论信息话语权，所以始终能够在狼烟四起的古玩市场进退自如。苏州商品生产一路领先，苏州经济持续发展，推原其故，正与苏州人制定了风气好尚、商品高下的标准，同时苏州商品体现或象征了这种精致高超雅好的标准大有关系。
苏州人好倡言雅俗，制定标准，所以休宁人詹景凤评论为“吴俗善自标致”。在制定标准过程中，在詹景凤看来，自然难免排斥异己，以个别或部分人的好恶作取舍。如明中期，苏州人周臣是山水画名家，“笔法苍劲古雅……铺景物最奇而稳，最幽而深”，但与文徵明“软婉嫩媚以趋时”的画风矛盾，是以“吴人以其近工人也，而卑之”。另一苏州人谢时臣，画山水以宋元人笔法，“而自成家，笔力苍劲古雅。而尤长于云烟，以与山水映带，蓊蔚生奇”，但“吴中诸子乃以其笔沉着而苍，不同吴俗细嫩，遂指为工匠而卑之”。[172]这种标准制定出来后，就不仅仅如歙县书画家吴其贞所说的雅俗之分在于有无古玩，而应如嘉、万时期山东东阿人于慎行所说，是体现在饮食起居生活好尚各个方面的。
更重要的是，有关时尚和雅俗的苏州标准，迅速得到了他地他人的响应和认可，各地纷纷效法，但与苏州总还存在着相当距离。对此，明末清初的山阴人张岱就曾深为感慨地说：“吾浙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模仿。如一巾帻，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苏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苏人巾又变低，袖又变小矣。故苏人常笑吴浙人为‘赶不着’。”[173]苏州人立意制定标准，而且不断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善于将各种优势发挥到极致，旨在开宗立派，师承有自，倾向于互相帮衬、互为声援，弘扬地域团体之风，扩大影响，更在经济发展、文化创造、人文势力等方面绝对居于全国最前列，是以始终能够造就时势，创造时尚，引领方向，推动生活时尚不断前进。苏州士人利用其各种有利声势，先行一步，不停地营造出消费时尚，开拓着消费市场，引领着消费市场，并在日益扩大的市场份额中谋取着随时尚而来的丰厚回报。当代美国学者若昂·德让认为，“我们正在按照路易十四的文化定义着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希望凡尔赛统治者们掌握得极好的亮点也能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增色”[174]。套用其语，明后期至清中期的，一定程度上全国是在按照着以苏州为中心的文化定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2013年第10期转载）
【注释】
[1]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中华书局，1981年，第33页。
[2]林丽月：《大雅将还：从“苏样”服饰看晚明的消费文化》，《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黄山书社，2004年7月。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映》，《新史学》（台北）10卷3期，1999年9月，后来该文基本内容收入氏著《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日］则松彰文：《清代中期江南における流行衣料にっいて》，《和田德教授古稀记念明清时代の法と社会》，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清代中期社会における奢侈·流行·消费——江南地方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学报》第80卷第2号，1998年9月；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1。
[3]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纪风俗》，《笔记小说大观》第13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111页。
[4]王骥德：《曲律》卷《2论腔调》，《续修四库全书》第1758册，第453页。
[5]顾起元：《客座赘语》卷9“戏剧”条，中华书局，1987年，第303页。
[6]史玄：《旧京遗事》，《笔记小说大观》9编8册，台北：新兴书局，1984年，总第5109、5125页。
[7]徐树丕：《识小录》，《涵芬楼秘笈》第一集。
[8]乾隆《吴县志》卷24《风俗》。
[9]俞弁：《山居暇语》卷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52册，第58页。
[10]袁宏道：《锦帆集》二《游记·荷花荡》，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
[11]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纪风俗》，《笔记小说大观》第13册，第111页。
[12]宋徵璧：《松江诗钞》卷《5松江竹枝词》，顾炳权编著《上海历代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34页。
[13]王彦泓：《疑雨集》卷4《买妾词》（壬午年六月十八日成诗），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光绪《郋园先生全书》本。
[14]李渔：《闲情偶寄》声容部《治服第三·衣衫》，巴蜀书社，1997年，第102页。
[15]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39《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37页。
[16]余怀：《板桥杂记》卷上《雅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17]乾隆时安徽婺源人王友亮《上新河竹枝词》有谓“：茅檐虽小惯藏春，底事蛾眉不耐贫。一掷黄金轻远去，小苏州半属徽人。”自注“前明留京士大夫多觅妾于此，谓之‘小苏州’”（《竹枝纪事诗》，赵明等编著《江苏竹枝词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3页）。
[18]顾起元：《客座赘语》卷9“服饰”条，第293页。
[19]于慎行：《谷山笔麈》卷《3国体》，《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页。
[20]史玄：《旧京遗事》，《笔记小说大观》9编8册，总第5122页。
[21]赵南星序，康熙《高邑县志》卷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2册。
[22]王在：《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转引自邱仲麟《西行记点校并序》，《明代研究》第17期，2011年12月，第206页。
[23]冯梦龙：《古今谭概》卷《2怪诞部·异服》，《续修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223页。
[24]嘉靖《吴邑志》卷14《土产·物货》。
[25]崇祯《吴县志》卷29《物产·酝酿之属》。
[26]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卷（2《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38页）谓“：南茶北酒，非余僻论。余走北方五省，足将遍，所至咸有佳酿。……南则姑苏三白，庶几可饮，若吾郡与绍兴之三白，及各品酒，几乎吞刀，可刮肠胃。”
[27]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纪风俗》，《笔记小说大观》第13册，第111页。
[28]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6《焚麈记·胜国遗闻》引《野编》，黄山书社，2008年，第399页。
[29]史玄：《旧京遗事》，《笔记小说大观》9编8册，总第5126页。
[30]王世贞：《觚不觚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1册，第440页。
[31]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4，故宫博物院，1947年铅印本，第52页。
[3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玩具·好事家》，中华书局，2004年，第654页。
[3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玩具·时玩》，第653页。
[34]沈春泽：《长物志》序，《生活与博物丛书·饮食起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42—443页，此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未见。
[35]文震亨：《长物志》卷《7器具·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2册，第70页。
[36]吴其贞：《书画录》卷2“黄山谷《行草残缺诗》一卷”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37]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第33页。
[38]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第96页。
[39]陆楫《蒹葭堂稿》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1354册，第640页）称，上海“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
[40]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纪风俗》，《笔记小说大观》第13册，第111页。
[41]于慎行：《谷山笔麈》卷《3国体》，《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第27页。
[42]李维祯：《大泌山房集》卷85《江山丞徐公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2册，第497页。
[43]周文炜：《与婿王荆良》，周在浚等辑《赖古堂名贤尺牍二选藏弆集》卷8，《四库禁燬书丛刊》集部第36册，第359页。
[44]陈函辉：《靖江县重建儒学记》，康熙《靖江县志》卷16《艺文·记》，《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4册，第185页。
[45]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第136页。
[46]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卷1，《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第326页。
[47]转引自［美］若昂·德让著、杨冀译《时尚的精髓：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优雅品位及奢侈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前言，第4页。
[48]康熙《苏州府志》卷21《风俗》。
[49]徐珂：《清稗类钞》风俗类“吴俗前后有三好”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2210—2202页。
[50]陆文衡：《啬庵随笔》卷4，台北：广文书局，1969年影印本，第7—8页。
[51]箇中生《吴门画舫续录·纪事》（王稼句点校：《苏州文献丛钞初编》，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第793页）载“：时世妆，大约十年一变。余弱冠时，见船娘新兴缓鬓高髻，鬓如张两翼，髻则叠发高盘，翘前后股，簪插中间，俗称‘元宝头’，意仿古之芙蓉髻。后改为平二股，直叠三股，盘于髻心之上，簪压下股，上关金银针，意仿古之四起髻。今又改为平三套，平盘三股于髻心之外，意仿古之灵蛇髻也。鬓则素尚松缓，若轻云笼月然。”此书成书于嘉庆十八年。
[52]李渔：《闲情偶寄》声容部《治服第三·衣衫》，第102页。
[53]章法：《姑苏竹枝词·咄苏州》其九，苏州市文化局编《姑苏竹枝词》，百家出版社，2002年，第50页。
[54]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吴俗讽喻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86页。
[55]董含：《三冈识略》卷10“三吴风俗十六则”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3页。
[56]马寿穀：《鸳湖竹枝词》，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乙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7页。
[57]李行南：《修竹庐诗稿》，顾炳权编著《上海历代竹枝词》，第32页。
[58]杨树本：《濮院琐志》卷6《习尚》。
[59]张洪范：《幽湖竹枝词》，杨树本纂《濮院琐志》卷8《文咏》，第548页。
[60]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备参上·风俗变迁》，光绪十年刻本。
[61]袁崧生：《秦淮劫余竹枝词》，赵明等编著《江苏竹枝词集》，第39页。
[62]黄慎：《维扬竹枝词》，赵明等编著《江苏竹枝词集》，第200页。
[63]张维桢：《湖上竹枝词》，赵明等编著《江苏竹枝词集》，第211页。
[64]朱余庭：《海陵竹枝词》，赵明等编著《江苏竹枝词集》，第280页。
[65]嘉庆《上海县志》卷1《风俗》。
[66]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顾炳权编著《上海历代竹枝词》，第220页。
[67]朱文炳：《海上竹枝词》，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庚编，第3640页。
[68]余思诚：《竞渡竹枝词》、李麟书：《竞渡竹枝》，《温州历史文献集刊》第2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0、329页。
[69]许所望：《福州竹枝词》，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丙编，第1712页。
[70]雍正《永安县志》卷3《风俗》。
[71]彭淑：《长阳竹枝词》，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丙编，第1712页。
[72]光绪《湘潭县志》卷《9五行》。
[73]王煦：《兰州竹枝词》，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丙编，第1717页。
[74]叶调元：《汉口竹枝词》第133首，徐明庭辑校《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75]何渐鸿：《羊城竹枝词》，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丙编，第1220页。
[76]定晋岩樵叟：《再续竹枝》，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丁编，第1893页。
[77]梅宝璐：《竹枝词》，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庚编，第3247页。
[78]陆文衡：《啬庵随笔》卷4《风俗》，第2页。
[79]康熙《苏州府志》卷21《风俗》。
[80]钮琇：《觚賸》续编卷4《物觚·苏州土产》，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265页。
[81]乾隆《长洲县志》卷11《风俗》。
[82]叶梦珠：《阅世编》卷10《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22页。
[83]崇祯《松江府志》卷7《风俗·俗变》。
[84]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宾白第四·少用方言》，演习部《脱套第五·声音恶习》，第43、80页。
[85]吴晋：《秦淮竹枝词》，赵明等编著《江苏竹枝词集》，第19页。
[86]金埴：《巾箱说》，中华书局，2008年，第136页。
[87]金埴：《不下带编》卷2，中华书局，2008年，第38—39页。
[88]钱泳：《履园丛话》丛话十二《艺能·度曲》、《艺能·十番》，中华书局，1997年，第331、332页。
[89]张雨林：《晋昆考》，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90]吴新雷：《吴中昆曲发展史考论》，《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91]乾隆《长洲县志》卷11《风俗》。
[92]《扬州风土词萃》，赵明等编著《江苏竹枝词集》，第225页。
[93]全长福：《海陵竹枝词》卷1，赵明等编著《江苏竹枝词集》，第244页。
[94]叶梦珠：《阅世编》卷9《宴会》，第194页。
[95]杨瑛昶：《都门竹枝词》，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丙编，第1590页。
[96]定晋岩樵叟：《再续竹枝》，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丁编，第1895页。
[97]时庆云、崔旭：《津门百咏·南货局》，第5页，载张江裁辑《京津风土丛书》。
[98]康熙《苏州府志》卷21《风俗》。
[99]乾隆《吴县志》卷24《风俗》。
[100]李渔：《闲情偶寄》器玩部《制度第一·骨董》、《制度第一·酒具》，第166、171—172页。
[101]［美］若昂·德让：《时尚的精髓：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优雅品位及奢侈生活》，前言，第102页。
[102]［美］若昂·德让：《时尚的精髓：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优雅品位及奢侈生活》，第193、194页。
[103]钱泳：《履园丛话》丛话二十一《恶俗·赌》，第578页。
[104]乾隆《陈墓镇志》卷2《桥梁》。
[105]雍正《崇明县志》卷19《艺文志上》。
[106]唐景星：《娄东竹枝词》，赵明等编著《江苏竹枝词集》，第777页。
[107]［日］中川忠英编著：《清俗纪闻》，林衡序，方克、孙玄龄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年。
[108]转引自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542—543页。
[109]转引自王振忠《日出而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51页。
[110]正德《姑苏志》卷13《风俗》。
[111]乾隆《长洲县志》卷17《物产》。
[112]乾隆《苏州府志》卷12《物产》。
[113]乾隆《吴江县志》卷38《风俗一·生业》。
[114]乾隆《吴江县志》卷50《集诗》。
[115]顺治十年仲沈洙纂，康熙五十五年仲枢增纂，仲同霈再增纂《盛湖志》卷下《风俗》。
[116]道光《黄溪志》卷1《风俗》。
[117]道光《黄溪志》卷1《物产》；同治《盛湖志》卷3《物产》。
[118]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3《物产类》，《吴兴丛书》本。
[119]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18《江南三·南廒货物》，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影印本，总第948—949页。
[120]《吴阊钱江会馆碑记》，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24页。
[121]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中卷《芙蓉塘》，《涵芬楼秘笈》第二集。
[122]乾隆《元和县志》卷10《风俗》；乾隆《长洲县志》卷17《物产》。
[123]《松江府为禁苏郡布商冒立字号招牌告示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6页。又，所有上海、苏州碑刻集，《李煦奏折》，以及今人论著都将“青、蓝布”标点理解为“青蓝布”一种布，实际应为青布和蓝布两种布，参见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8卷《万历程氏染店算账簿》，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
[124]《康熙五十九年休宁陈姓阄书》，载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
[125]参见范金民《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已收入本书。
[126]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六》，第163页。
[127]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18《江南三·顾绣》，总第949页。
[128]苏州巡抚张渠《为请严米烧之禁以裕民食事奏折》，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一日，《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129]袁枚：《随园食单·茶酒单》，《随园三十种》本。
[130]乾隆《长洲县志》卷11《风俗》。
[131]金文榜：《榷酤说》，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5《户政》，光绪刊本。
[132]包世臣：《齐民四术》卷《2农二·庚辰杂著二》，中华书局，2001年，第58页。
[133]民国《双林镇志》卷17《商业》。
[134]田艺蘅：《留青日札摘抄》卷2，《纪录汇编》卷186。
[135]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六》，第163页。
[136]张若羲：《孙文玉眼镜法序》，陆肇域、任兆麟《虎阜志》，古吴轩出版社，1995年，第396页。
[137]散见［日］永积洋子《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年》，东京：创文社，1987年。
[138]王士性：《广游志》卷下《物产》，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27页。
[139]乾隆《元和县志》卷10《风俗》。
[14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玩具》“折扇”条，第663页。
[141]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卷42《真赏》，《故宫珍本丛刊》第347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142]钱泳：《履园丛话》丛话十二《艺能·雕工》，第324—325页。
[143]正德《姑苏志》卷14《土产》。
[14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经籍汇通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3页。
[145]乾隆《吴县志》卷23《物产·褚造之属》。
[146]钱泳：《履园丛话》丛话十二《艺能·装潢》，第323页。
[147]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珠玉第十八·玉》，潘吉星译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148]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卷42《真赏》，《故宫珍本丛刊》第347册，第129页。
[149]《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47《于阗采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6册，第56页。
[150]钱泳：《履园丛话》丛话十二《艺能·玉工》，第322页。
[151]顾禄：《桐桥倚棹录》卷11《工作·紫竹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3页。
[152]李渔：《闲情偶记》器玩部《制度第一·椅杌》，第158页。
[153]李渔：《闲情偶寄》声容部《治服第三·首饰》，第99页。
[154]顾禄：《桐桥倚棹录》卷11《工作·像生绒花》，第152页。
[155]乾隆《吴县志》卷23《物产》。
[156]乾隆《吴县志》卷23《物产》。
[157]顾震涛：《吴门表隐》，附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46—347页。
[158]袁枚：《随园食单·点心单》，《随园三十种》本。
[159]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6《史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6页。
[160]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纪风俗》，《笔记小说大观》第13册，第113页。
[161]康熙《靖江县志》卷6《食货·货之属》，《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4册，第52页。
[162]金埴：《不下带编》卷6，第116页。
[163]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书》，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55《风俗》。
[164]佚名：《邗江竹枝词》，赵明等编著《江苏竹枝词集》，第223页。
[165]沈鸿模：《灯棚竹枝词》，赵明等编著《江苏竹枝词集》，第855—856页。
[166]袁学澜：《姑苏竹枝词》，苏州市文化局编《姑苏竹枝词》，第113页。
[167]章潢：《图书编》卷36《三吴风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9册，第741页。
[168]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18《江南三·匠役之巧》，总第947—948页。
[169]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第33页。
[170]文震亨：《长物志》卷7《器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2册，第63页。
[171]张应文：《清秘藏》卷下“叙所蓄所见”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2册，第27页。
[172]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卷41《画旨下》，《故宫珍本丛刊》第347册，第121、123页。
[173]张岱：《琅嬛文集》卷3《又与毅儒八弟》，岳麓书社，1985年，第142—143页。
[174]［美］若昂·德让：《时尚的精髓：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优雅品位及奢侈生活》，前言，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