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后期兴起并随之为各地所崇尚与效慕，而被当时很多人视为导淫导奢恶俗的苏意吴风，进入清代，未曾稍戢，而仍不断泛滥。

生活讲究，追求精致，崇尚高雅，不断推陈出新，是苏州士人以至普通大众的明显特征。康熙时地方文献记载，苏州“时新品物，按节而出”，吴人“多闲情韵事，如饮酒则严觞政，试茶则斗茶具，手谈则讲弈谱，垆必求宣款，砚必贵端溪，图章必求冻石，装潢卷轴必仿宣和遗式，旁及艺圃种菊，能谙物性燥湿寒暖之宜”。^[48]清代有人总结说，苏州城附郭长、元、吴三县之人习于安逸，王士祯曾称其俗有三好：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五通神，虽士大夫不免；而后来苏州缙绅又有三好：曰“穷烹饪，狎优伶，谈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间矣”^[49]。这三好，形象地描摹了清代苏州士绅的生活好尚。

先说苏州妆。顺治、康熙之际，吴江人陆文衡记道：“苏俗妇女近来兴‘牡丹头’，发本无多，纳乱发其中，以己发覆之，强饰为多。其梳栉也，倩二三人装刷一二十刻而成。当额臃肿，高至尺余，见者欲呕，指为以笑……此风乃愈炽矣。”^[50]然而乾隆末年又尚“元宝头”，后来改为“平二套”，嘉庆年间改为平三套。^[51]妇人衣服式样也是如此。清初活动在江南的浙江兰溪人李渔说：“近日吴门所尚‘百裥裙’，可谓尽美。……吴门新式，又有所谓‘月华裙’者，一裥之中，五色俱备，犹皎月之现光华也。”^[52]康熙末年，昆山人章法描述当时苏州的新样时妆道：“临门日日买香油，新样梳妆讲动眸。云绾铁丝当顶竖，网巾贴额衬包头。”^[53]直到道光时，苏州人袁景澜有诗形容其时妇人衣饰谓：“雀钗晓晃安金钿，时世新妆头上见。……衣衫百蝶裙百褶，画舫青楼日相集。……龋齿笑折柳腰步，城中高髻四方慕。翻新花样原无据，今时只重妓家妆，缟衣綦巾人不顾。”^[54]无论“百裥裙”、“百蝶衫”，还是“月华裙”，前后流行的，都是苏州推出的新式女服。进入清中期，苏州妇女衣衫头饰仍在变化。道光后期，已无明末以来一直崇尚的燕尾状。妇女头饰由明末的追尚“新样”，到清初的“牡丹头”，再到乾嘉之际的“元宝头”、“平二套”、“平三套”；服装由明末的新样，到清初的“百裥裙”、“百碟裙”、“月华裙”，再到光绪后期的纯素应衫，苏州一直在变化着，而且变化的周期在缩短，到后来，大约十年即发生变化。

苏州不断推出的新式服装与头饰，如影随形，直到清中后期，各地一直在努力效仿。清初华亭人董含记道：“余为诸生时，见妇人梳发，高三寸许，号为‘新样’。年来渐高至六七寸，蓬松光润，谓之‘牡丹头’，皆用假发衬垫，其重至不可举首”，仕宦家“自以为逢时之制也”。^[55]松江妇女效仿苏州妇人，改行“牡丹头”，以为逢时之制。在嘉兴，康熙时当地人马寿穀诗谓：“女郎十五学梳头，长髻新兴掩镜羞。古板阿婆如动问，低低答应是苏州。”^[56]在上海，乾隆时上海人李行南有《申江竹枝词》谓：“西客囊金作布商，衣冠济楚学苏扬。只留饮食传风俗，熬釜朝朝饼饵香。”^[57]嘉兴府丝织巨镇濮院镇，镇志称：“前辈袜履多家造者，近无论大小人家都向市铺购买新样，备极工巧。”而购买的式样即是苏州，“妇人装饰一如苏州，更有穿短臂及马褂者以为时式……近则好雅素，雕文刻缕渐非时尚。其衣袖之大小，纯缘之宽窄，亦随时转移，并无定制”^[58]。所以乾隆时桐乡人张洪范诗谓：“近来风气学苏州，热闹真如大马头。南北两京十三省，满装行李置花䌷。”^[59]其流行时尚与苏州亦步亦趋。在无锡，乾隆初年黄卬说：“髻式高下大小，随时屡易。近多尚假髻，以铁丝扎胎作髻髢式缚发而为之便捷，是趋可徵于闺阁矣。”^[60]衣服争为新式新样，妇女头饰一度也为牡丹头。在南京，袁崧生诗谓：“画出双蛾几许长，时新妆束仿吴娘。蝤蛴不借诃梨护，低覆轻云一翦香。妆仿吴娘较若何，吴娘无此好凌波。清帮鞋子新罗袜，裙底添娇比孰多。”^[61]时新的妆束都是仿照苏州妇人的。在扬州，雍、乾时福建宁化人黄慎诗谓：“画檐春暖唤晴鸠，晓起棠梨宿雨收。闲倚镜奁临水面，拟将时样学苏州。”^[62]稍后的扬州当地人张维桢诗谓：“深红浅绿好衣裳，袅娜金钗逞艳妆。多少游船停桨望，堂名认识是苏帮。”^[63]嘉庆至同治间泰州人朱余庭诗谓：“家家公馆外方临，易俗移风变土音。浙粉常花苏样髻，头油香露戴春林。”^[64]在上海，嘉庆县志称：“民贫而商富，中不足而外有余，城市慕苏、扬之风。”^[65]晚清上海人秦荣光赋诗，附和其说法，谓“嘉、道之前气习浮，苏扬人物慕风流。外强早伏中干兆，商富农贫前志忧”^[66]。清末朱文炳描写上海风情道：“各处方言本自由，为何强学假苏州。”^[67]苏州周围，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一路咏来，都感受到苏州时装头饰的强大影响力。

在远地浙南温州，清后期是“十分打扮学吴娃”，“新来传得苏州样，淡白纱裙绣牡丹”^[68]。在福建福州，乾隆时安徽怀远人许所望有诗描写谓：“金貂素足本风流，家住南台十锦楼。却笑城中诸女伴，弓鞋月影画苏州。”并出注：“福州城外皆素足女，城中缠足学苏妆。”^[69]在延平府永安县，雍正年间，即“间有挟策出游吴越者，即炫其侈丽，不过衣服器用偶传新派，酒食宴饮颇示珍奇”^[70]。在湖北长阳，乾隆时当地人彭淑诗谓：“装船生板下铁行，新从汉口讨姨娘。苏州勒子扬州袖，只有他家时世妆。”^[71]“时世妆”就是苏扬服饰。在湖南湘潭县，咸丰时“妇女约发垂于后，少翘，前轻束而发浮出，谓之‘苏州摆’，摆之言派也，言苏州当派别也”^[72]。在兰州，乾隆时浙江上虞人王煦诗谓：“约缣迫袜效宫妆，纤小差堪累黍量。闺阁自应推独步，更无闲梦到维扬。”并注：“俗称‘苏州头，扬州脚’。”^[73]观其诗意和注文，宫妆就是流行在宫中的苏州头妆束。在商品转输通衢湖北汉口，道光时浙江余姚人叶调元，有《汉口竹枝词》谓：“蜀锦吴绫买上头，阔边花样爱苏州。寻常一领细衫子，只见花边不见绸。”^[74]在繁华的广州，苏杭妇女装饰也非常时髦，人称“彻夜灯火似苏杭，……苏杭髻样细盘鸦，对对梅钗压鬓斜。茉莉素馨都迸却，巧装玫瑰剪袈裟”^[75]，妇女妆束一如苏杭。在成都，大约同治时人有诗描写当地风情：“不乘小轿爱街行，苏样梳装花翠明。一任旁观闲指点，金莲瘦小不胜情。”^[76]在天津，晚清时当地人描写风情道：“妆束花销重两餐，南头北脚效时观。家家偏学苏州背，不避旁人后面看。”^[77]清代各地的妇女服饰，始终由苏州引领着时尚不断向前，不断变化。

再说苏州戏（昆曲）。入清后，苏州当地传习昆曲者比前朝更盛。吴江人陆文衡曾将“不教儿子教戏子”，与“不置田园置花园，不管家事管闲事”列为缙绅三病。^[78]苏州当地文献载：“今则古调不作，竞为新声，竹肉相间，音若丝发，世传昆腔，昆山人魏良辅创为曼声，梁伯龙制为艳曲，传习日益工耳。”^[79]“梨园子弟”与苏州状元一起，成为文人汪琬夸耀的两种“苏州土产”。^[80]其时，苏州一地戏班据说多达千计，其中以寒香、凝碧、妙观、雅存四大戏班最为有名。到乾隆时期，苏州“不论城内城外，遍开戏园”^[81]，苏州城内戏班林立，戏曲演出进入鼎盛时期。

其时昆曲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中。清初上海人叶梦珠称：“吴中新声，弦索之外，又有十不闲，俗讹称十番，又曰十样锦。……万历末与弦索同盛于江南。至崇祯末，吴阊诸少年，又创为新十番，其器为笙、管弦。”^[82]明末苏州不断出现的这种丝竹新声，观之有着“松江齐”雅称的邻近松江地区，若合符节。崇祯《松江府志》称：“声妓之变，初止有粗乐、细乐，后增胡拍、提琴，变小乐器为十锦诸响，制亦稍易。”^[83]

苏州戏不断推陈出新，其市场日益广阔。到清初，“近日填词家，见花面登场，悉作姑苏口吻，遂以此为成律，每作净丑之白，即用方言”；而各地梨园演出，人称“无论在南在北，在西在东，亦无论剧中之人生于何地，长于何方，凡系花面脚色，即作吴音”^[84]，从填词度曲到登场表演，均以苏州戏为时尚。全国各地宗尚昆曲，纷纷效尤，而终不及吴人，吴人扮演苏州戏一枝独秀，苏州戏推衍更广。如前所述，明末南京的戏曲舞台，还是四平腔与昆腔对垒的状态，而到清初，江宁人吴晋感慨道：“侍中祠下水淙淙，月黑魂归影亦双。近日传奇看最好，全家节烈演昆腔。”吴晋特意注明：“今人但赏昆腔耳。”^[85]康熙前期，朝彦诸名流，闻听《长生殿》问世，纷纷醵金请作者洪昇搬演。洪昇游览松江、南京等地，江南提督张云翼开宴于九峰三泖间，选择吴优数十人，搬演《长生殿》。随后江宁织造曹寅将其迎至南京，邀集江南北名士为高会，推洪昇即上座，置《长生殿》一本于其席，又自置一本于席，每当演员演出一折，曹寅与洪昇校对其剧本，以合节奏，前后三昼夜，方才终剧。曹寅还出厚金相赠，“长安传为盛事，士林荣之”^[86]。上海、泰州、扬州，更不用说，流行的是昆曲。

原为北曲重地的北京，昆曲流行也是盛况空前。康熙三十八年孔尚任《桃花扇》脱稿，北京“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有纸贵之誉”，连康熙帝内侍也索取剧本甚急，都御史李枏雇请龚鼎孳家名班金斗班，买优扮演，“一时翰部台垣群公咸集”，此后“四方购是书者甚众，刷染无虚日”，形成“勾栏部以《桃花扇》与《长生殿》并行，罕有不习洪、孔两家之传奇者”的隆盛局面。^[87]苏州时兴的“十番”乐器演奏，在京中也很流行。嘉庆十四年钱泳在京，欣赏景山诸乐部演习十番笛，“每于月下听之，如云璈叠奏，令人神行”，显然奏的是昆曲。钱泳又评论道：“近士大夫皆能唱昆曲，即三弦、笙、笛、鼓板亦娴熟异常。”^[88]据张雨林查证，“江南鸿福班”和“全福班”还曾多次远征山西，促进了“晋昆”的发展。山西洪洞县上张村的戏台上，就有“道光七年天下驰名江南全福班在此”的题壁文字。^[89]昆曲专家吴新雷指出：“自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吴中的昆曲向西经常州、南京传到安徽、河南和山西，向北经扬州沿运河传到山东、河北至北京，向南经浙江、江西传到湖南、广东、云南至四川。”“在艺术风格上衍变出各种不同的昆曲支派，除了以江苏、上海、杭州一带的南昆为正统外，又有北昆、京昆、湘昆、甬昆、永昆、金昆、徽昆、滇昆、川昆等流脉。”^[90]

随着昆曲唱遍全国，苏州演员更为吃香。乾隆时苏州地方文献称：“吴中色艺高者，远方罗致，岁必数百金，士大夫谯饮或优接之，里巷艳羡以为美谈。”^[91]苏州戏班在扬州名头很大，名角分外吃香。佚名《邗江竹枝词》诗谓：“年轻无业学滩簧，别得苏腔不落堂。才懂弹时夸特等，逢人假说局中忙。”^[92]清中后期高邮人全长福诗谓：“卖笑迎门剧可怜，明妆炫服一群仙。扬帮不比苏帮好，误煞良家美少年。”^[93]

上述局面的形成，即是全国各地崇尚昆曲的结果。而昆曲兴起于昆山，因苏州调“清音可听”，清新柔和，苏州仕宦最擅填词度曲，苏州戏子最有名气，社会上竟将昆曲习称为“苏州戏”。

更说苏州饮食。清初上海人叶梦珠评论：“肆筵设席，吴下向来丰盛。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近来吴中开卓，以水果高装徒设而不用，若在戏酌，反掩观剧，今竟撤去，并不陈设卓上，惟列雕漆小屏如旧，中间水果之处用小几高四五寸，长尺许，广如其高，或竹梨、紫檀之属，或漆竹、木为之，上陈小铜香炉，旁列香盒筋瓶，值筵者时添香火，四座皆然，薰香四达，水陆果品俱陈于添案，既省高果，复便观览，未始不雅也。”^[94]上海人记苏州事，是因为其时上海生活习尚随苏州人而转移。苏州菜肴更蜚声全国以至名重京华。乾隆时代，北京就有苏式的锦华馆，时人诗谓：“锦华苏式新开馆，野味输他铁雀儿。”^[95]其菜品铁雀儿为独家珍品。在成都，苏州馆口碑很好，有诗谓：“苏州馆卖好馄饨，各样点心供晚餐。”^[96]苏杭食物在天津也相当贵重，道光时人赋诗曰：“居奇无货不苏杭，三倍虾蟆价更昂。莫怪门中开内局，从来大贾要深藏。”^[97]

再说古玩收藏，是苏州人最擅长的行业，也是清代苏州士大夫的“三好”之一。康熙时，地方文献曾得意地记载：“丹青翰墨，先哲多擅名，至今风雅不绝，赏鉴收藏，寸缣尺幅，贵逾拱璧，巧者临摹以乱真，四方慕名悬金以购。”^[98]乾隆时，地方文献继续描述：“富贵之家多收藏古玩，名曰‘骨董’，或画或字或器皿，尺幅寸缣，贵逾拱璧，一瓶一碗，珍若连城，非必真能识办也，而门下之人，或贱买而贵售，或饰伪以乱真，此是彼非，往往以之射利。”^[99]苏州的收藏之风，继续对各地产生重大影响。李渔说：“崇高古器之风，自汉魏晋唐以来，至今日而极矣。百金贸一卮，数百金购一鼎，犹有病其价廉工俭而不足用者。常有为一渺小之物，而费盈千累万之金钱，或弃整陌连阡之美产，皆不惜也。”“然近日冶人，工巧百出，所制新磁，不出成、宣二窑下，至于体式之精异，又复过之。”^[100]

江南的古玩市场不仅风行全国，而且影响所及，远达西欧。西欧在“16世纪出现了古玩以及稀有物品市场开启的迹象”^[101]。西欧法国等地的古玩市场，是深受中国江南崇尚古玩风气影响的产物。美国当代学者若昂·德让研究表明，“1692年，尼古拉斯·布莱尼在他的巴黎指南中将所有这些具有东方风格的物品，无论是进口的还是法国制造的，无论新与旧，都统称为lachinage。这是一个自造的词，意思类似于‘中国式的’。17世纪末，中国式古董在法国非常流行。据说凡尔赛宫的某些房间比东方还要东方。这种装饰风潮宣告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法国制造的东方风格物品成为全欧洲追逐的目标”。而且在布莱尼的巴黎指南书中，还包括了当时被称为“中国风格”家具所做的早期广告。今天称做“油日本漆”的工艺，在当时却意为“中国上光”，因最早从事中国式古董而大受利益的马丁家族，将其变成一种高雅艺术以及摇钱树。^[102]

江南人好赌，清代一如既往。无锡人钱泳记道：“近时俗尚叶子戏，名马吊碰和。又有骰子之戏，曰‘赶洋跳猴’。掷状元牙牌之戏，曰打天九斗狮虎，以及压宝摇摊诸名色，皆赌也。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者。”^[103]

甚至如行为方式，民间信仰如走桥等，也是如此。苏州附郭二县吴县和长洲县，均有走三桥之习俗。康熙府志记：“妇女走三桥，云走三桥可免百病。”这种记载后来被乾隆长洲和元和两部县志移录。在苏州府元和和昆山两县共辖的陈墓镇，南堍二图、北堍十二图之间，有太平桥，“居民或远出，或嫁娶，俱由此桥经过，为取谶云”。镇民“生太平世，宜建太平桥，建太平桥，自享太平福”^[104]，明清时期一直有此“走桥”祈福的取谶习俗。附近的周庄镇和吴江的同里镇等，也有此“走三桥”习俗。而崇明县，康熙初年，知县山西人王恭先赋诗谓：“锣鼓喧阗不禁宵，风流幻出柳浪腰。须臾看罢浑无事，也学苏州去走桥。”^[105]崇明县有此习俗，居然学的是苏州。清中期，太仓人上街卖棉花，居然也说学的是“苏州样”，唐景星诗谓：“绿柳青榆到处遮，长街短巷静无哗。阿谁也仿姑苏样，手挈筠筐唤卖花。”^[106]

苏州风物习尚，不仅在全国享有盛誉，是全国生活趋向的风向标，甚至在一向仰慕中华文明的东邻日本，也充满着迷人的魅力。日本宽政十一年，即嘉庆四年，日人感慨道：“余观今之右族达官贵族子弟，或轻佻豪侈是习，而远物珍玩是贵。即一物之巧，寄赏吴舶；一事之奇，拟模清人，而自诧以为雅尚韵事，莫此过焉。”^[107]据王振忠研究，其时日本的大洼行天吉将苏州人顾禄的《清嘉录》与日人中川忠英编著的《清俗纪闻》相提并论，对吴趋风土人情极为向往，曾说：“予读顾总之先生《清嘉录》，艳羡吴趋之胜，梦寐神游，不能忘于怀也。比先生书近作七首，赠朝川善庵以求序，并征我辈题词，因和原韵，并编次录中事，臆料妄想，率成七首，梦中呓语，敢步后尘？聊博齿粲而已。”日人田谷（稻香）亦作诗曰：“翻得新编阅未休，居然岁月观苏州。……柳风春暖扶桑晚，一枕亏君到虎丘。”在大阪，也出现了刻意模仿苏州的景致。诗谓：“夜半乌啼月落后，闲床美睡梦将回。吾侬不是枫桥客，何厌钟声枕底来。”^[108]日本，特别是长崎一带深受江南影响，日人广濑青村有一首《浦上》诗曰：“亩亩移来吴国菜，家家唱起越姬谣。村童斗狗游正倦，倒跨肥豚过野桥。”^[109]日本文士对苏州风情满怀憧憬，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