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苏意、苏样、苏式，就是苏州风格。唱苏州戏，饰苏州头，穿苏州样式服装，用苏州式样器物，行为举动如苏州人状，亦步亦趋，惟妙惟肖，尽量体现出苏州风格。

苏州戏，即昆曲，自明后期改革一新后，在文人的倡导和商人的赞助下，迅速流行到全国各地，时人盛称“苏州戏”。万历中期，松江人范濂说，嘉靖、隆庆之际，当地一度“翕然崇高”弋阳戏，万历初年转而竞尚土戏，后来上海人潘允端从吴门购戏子，颇为雅丽，华亭人顾正心、陈大廷等也购买苏州戏子，于是“松江人又争尚苏州戏。故苏人鬻身学戏者甚众。又有女旦、女生、插班射利，而本地戏子十无二三矣”^[3]。其后苏州戏影响迅速传播。万历三十八年，王骥德说：“旧见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昆山之派，以太仓魏良辅为祖，今自苏州而太仓、松江，以及浙江杭、嘉、湖，声各小变，腔调略同。”^[4]徽州歙县剧作家潘之恒在《亘史·叙曲》中也说：“长洲、昆山、太仓，中原音也，名曰昆腔。以长洲、太仓皆昆所分而旁出者。无锡媚而繁，吴江柔而媚，上海劲而疏。”可见无锡、吴江、上海，以及浙江杭、嘉、湖等地整个吴地，昆曲均为正宗，流衍各地。

南京本是北曲重地，昆曲兴起后，情形也发生较大变化。万历时人潘之恒在其《鸾啸小品》卷二《乐技》中说：“武宗、世宗末年，犹尚北调，杂剧、院本，教坊司所长。而今稍工南音，音亦靡靡然。名家姝多游吴，吴曲稍进矣。时有郝可成小班，名炙都下。”按明末南京人顾起元的说法，南京万历以前，先是北曲盛行，小集则用散乐，唱大套北曲；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唱北曲大四套，即北杂剧四折，后来才变而尽用南唱。南曲初兴时，先是流行弋阳腔和海盐腔。弋阳腔因杂有乡语，四方之人喜欢；海盐腔因带有官语，两京人士喜欢。稍后又有四平腔，是弋阳腔的变调，声调更加通俗。^[5]据此二人说法，可知万历初年魏良辅、梁辰鱼改革戏曲成昆山腔后，逐渐向南京推进，南京演员也前往吴地学习，昆山腔才经士绅和戏剧界的推动在南京开始流行起来。到明末，昆腔以其清柔和婉折，在海盐腔和四平腔的重地南京，取得了略占优势的局面，占领了南都的戏曲演出市场。

明末清初，远离昆曲发源地的北京，也以昆腔为时尚。吴江人史玄说，万历时，宫廷近侍“三百余员兼学外戏，外戏，吴歈曲本戏也”，后来熹宗也“喜看曲本戏”，专门有官员在宫中教习曲本戏。史玄又评论道：“今京师所尚戏曲，一以昆腔为贵，常州无锡邹氏梨园二十年，旧有名吴下，主人亡后，子弟星散。今田皇亲家伶，生净犹是锡山老国工也。阳武侯薛氏诸伶，一旦是吴江人，忆是沈姓，大司农倪元璐为翰林日，甚敦宠爱。”^[6]随着“梨园共尚吴音”的风行，竟至出现“多少北京人，乱学姑苏语”的盛况。明末徐树丕说：“四方歌曲，必宗吴门，不惜数千里重资致之，以教其伶伎。然终不及吴人远甚。”^[7]全国各地时尚昆曲，但不及始发地水准远甚。

苏州妆，大体是指以头饰为中心的苏州妇女装饰。苏州地方文献解释：“绦帨之蕊，为苏头。即流苏之意。”^[8]正德、嘉靖时苏州人俞弁说：“儇薄子衣帽悉更古制，谓之‘时样’。谢文肃公有诗云：‘广眉大袖半成风，古样今时尽不同，只合轻肥任人去，莫教还问旧章逢。’又云：‘阔狭高低逐旋移，本来尺度尽参差。眼看弄巧今如此，拙样何能更入时。’”^[9]这种衣饰时样，时人也称为“时妆”或“时世妆”。万历中期任官吴县知县的公安人袁宏道描写苏州名胜葑门外荷花荡的游赏盛况道：“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如雨。”^[10]时妆即复古式服饰，巫仁恕已解释清楚，无需赘述。

明后期，苏州一带又流行窄袖服饰。松江人范濂说：“包头不问老幼皆用。万历十年内，暑天犹尚骔头箍，今皆易纱包头，春秋用熟湖罗。初尚阔，今又渐窄。自吴卖婆出……以包头不能束发，内加细黑骔网巾。此又梳装之一幻。而闻风效尤者，皆称便矣。”^[11]万历中期，吴式梳妆，由宽变窄，因其方便，各地闻风效尤。明末松江人宋徵璧也有诗谓：“吴中女子真无赖，暮暮朝朝换装束。去年袖带今年窄，今年典尽不须赎。”^[12]崇祯十五年，王彦泓作《疑雨集》卷四《买妾词》谓：“小立当风堕远香，眼波眉黛与端详。如今不作扬州纂，苏意新梳燕尾长。”^[13]诗中描写的小妾，也是苏式服饰打扮。崇祯末年江南妇女又流行一种名为“水田衣”的服饰，衣料零拼碎补，一旦创出，“群然则而效之”^[14]。明末苏州新兴的百柱帽，“少年浮浪的无不戴着装幌”，连道士也私下多置一顶，以备出去游耍，好装俗家。^[15]

这种朝朝暮暮所换的“时世妆”，产生于苏州后，首先流布于邻近的松江、嘉兴等地，而后盛行于留都南京。清初余怀回忆明末光景：“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不以鲜华绮丽为工也。……巧制新裁，出于假母……衫之短长，袖之大小，随时变易，见者谓是‘时世妆’也。”^[16]秦淮旧院的女子，多来自苏州，因而院中称呼、梳妆打扮均是苏州口气和苏州式样，而且四方采取以为样式。同在南京的上新河一带，是徽商，尤其是徽州木商出没的地方，留都的士大夫大都于此寻觅小妾，其实其半数属于徽州女子，而一概称作“小苏州”。^[17]所谓“小苏州”，想来打扮装饰也是苏式。万历末年，南京乡绅顾起元感慨道，留都妇女的衣饰，“在三十年前，犹十余年一变。迩年以来，不及二三岁，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18]。后来更远至北京等其他地区。嘉、万时期的山东东阿人于慎行说：“吾观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漆，多仿吴下之风，以雅素相高。”^[19]后来，崇祯时人说，京中“小儿悉绾发如姑姑帽，嬉戏如吴儿，近服妖矣。然帝京妇人，往悉高髻居顶，自一二年中……雅以南装自好。宫中尖鞋平底，行无履声，虽圣母亦概有吴风”^[20]。从妇人衣饰到小儿打扮，皆如吴装。在山东高邑县，赵南星描写其地风气道：“吴越之锦绮，竞为新巧，力能称责者，必服之而后已。”^[21]远至山西蒲城，崇祯八年山东历城人王在发现，该地“妆用江南，髻不鬓不鬟，衣裳鲜楚”^[22]。

这种靡然趋尚，崇祯《嘉兴县志》说不知由谁鼓倡，由当时人的记载和表率来看，实是由以苏州为中心的士大夫提倡的。冯梦龙曾记苏州进士曹奎的表率行为：“进士曹奎作大袖袍，杨衍问曰：‘袖何须此大？’奎曰：‘要盛天下苍生。’衍笑曰：‘盛得一个苍生矣。’今吾苏遍地曹奎矣。”^[23]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代其实并无进士曹奎其人，冯梦龙大概只是以此为例，讽刺士大夫在转移风尚中的作用而已。崇祯《松江府志》卷七《风俗·俗变》总述当地风俗变化之因时，也认为“率巨家势阀先之”。士大夫的表率以及随之而来的群相效尤，按巫仁恕的说法，是为了彰显其身份地位与众不同，是社会竞争下的产物。

苏州酒。明后期，苏州以美食佳肴独步海内，其中转贩四方的“苏州酒”，“齐、汴间尤贵之”^[24]，主要畅销于山东、河南广袤地区。苏州另有“三白酒”，用清白洁水和白曲、白米酿成，是宋代以来流行的佳酿。明后期，三白酒“名类亦夥，色味不一”^[25]，万历时宁波人薛冈已将苏州所出列为较宁波和绍兴所出更上的佳酿。^[26]这种苏州“三白酒”，虽然有名，原来大约只行于当地。邻近的华亭一带，也产熟酒，“甲于他郡”，当地“间用煮酒、金华酒”，可“隆庆时，有苏人胡沙汀者，携三白酒客于松，颇为缙绅所尚，故苏酒始得名。年来小民之家皆尚三白……郡中始有苏州酒店，兼卖惠山泉。自是金华酒与弋阳戏，称两厌矣”^[27]。一旦传到松江府，苏州酒在原来嗜好绍兴黄酒的江南其他地区也迅速畅销起来，而且本来称作三白酒，现在泛称为“苏州酒”。从此，苏州酒与苏州戏大行，而金华酒与弋阳戏，民间称为“两厌”物。

吴地如此，远如北京，也崇尚苏州饮食。据载，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奔丧归，“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真（定）守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28]。说明长期在北京任官的张居正，也嗜好吴地食物。到明末，“京师筵席，以苏州厨人包办者为尚，余皆绍兴厨人，不及格也”^[29]，苏州饮食更大行其道，在京城获得了最佳声誉。

以苏州为中心的收藏行业，也迅速波靡于各地。苏州是文献之邦，文化艺术品市场向称发达，明中期，产生了不少收藏鉴赏大家，吴宽、陆完、王延喆等，代不乏人，为人瞩目，但其时以苏州为中心的古玩市场尚未红火，藏家之间的竞争还不十分激烈。万历时，文坛领袖太仓人王世贞说：“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30]同时期徽州休宁的古董鉴赏家詹景凤曾得意地说：“文太史初下世时，吴人不能知也。而予独酷好。……予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又后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相埒悬黎矣。”^[31]明末嘉兴人沈德符总结其时收藏行情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如饴矣。”^[32]沈德符还说：“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盖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宫哥定诸窑，尤脆薄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百曰千，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33]体味其意，时人一致认为，明后期江南收藏占玩的风潮以及十分红火的藏品市场，是由苏州文人率先兴起并由徽州商人推波助澜的，后来才逐步波及徽州等其他地区。苏州文人兼具学养和资财，视收藏古玩为修身养性之物事，以拥有古玩为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期待着“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扶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逾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34]。苏州当地人文震亨则形容当时各地新兴收藏古玩，习以成风，以至称为“姑苏人事”^[35]。苏州文人充分发挥其特长，站在古玩市场的制高点上，开辟工艺品收藏新领域，自高身价，以广开财路；徽商财大而气粗，通过投资新兴的文化市场，交结掌握话语权的苏州文人，既抬高社会地位、赢得市场形象，又牟取高倍的商业利润和无形资产，日益兴旺的古玩市场就在苏州文人和徽州商人的共同作用下兴起于苏州，波及于江南，推衍到全国。

书画古玩市场兴起后，有无古玩，甚至有无元人倪瓒的作品就成为衡量文化素养是否风雅、区分雅俗的标志。崇祯十二年，徽州歙县书画家吴其贞追忆道：“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36]汪司马兄弟，即汪道昆、道贯、道会兄弟，其生活时代与太仓王世贞同时，可见苏州兴起的收藏之风迅速得到了徽州文人和商人的响应。

苏州器具，明时制作之精巧，天下第一。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列有“工作之属十一”，这些“工作之属”，非仅苏州当地人自夸，万历时起也逐步获得了全国各地的认可。浙江临海人王士性就说：“姑苏人聪慧好古……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37]即如木器制作一类，按照王士性的说法，楚中与川中等地，盛产楠木，却只用来开板造船，而到了苏州人手里，则用以拆取以为其他物料，打造成各种器具，^[38]谋求更高的商品附加值。

当时即使在江南其他地方，原来也很少用细木家具，但因受苏州影响，家具应用开始转向精细，用料更为讲究。嘉靖年间，上海谚称“小苏州”，^[39]向苏州看齐。松江人范濂说：“细木家伙，如书棹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棹。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40]苏州人崇尚的细木家具，用料考究，简洁流畅，不事雕饰，式样古朴，首先传到邻近的松江，而后风行全国。

上述时人眼里的苏样、苏意，包含了服食器用、娱乐嗜好、时尚好恶的各个方面。所以嘉、万时的山东东阿人于慎行总结道：“宣和艮岳苑囿，皆仿江南白屋，不施文采，又为多村居野店，宛若山林，识者以为不祥。吾观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漆，多仿吴下之风，以雅素相高。”^[41]

其实不独服食器用，当时不少人连言谈举止行为方式都模拟苏州人。李维桢为湖广竟陵商人之子徐唐作墓志铭，称传主雅善属文，捐粟入南京国子监读书，“日结少年狎游，损橐中装殆尽”，归家后“益治斋室亭榭……所御冠帻衫履，杯案屏几，酒醑胃脯之属，大都作吴会人状，邑后进争趋之”^[42]。徐唐为国子监生之时，是在嘉靖中后期，因深受南京的影响，归乡家居时从冠履衣裳到服食器用、行动举止大多作“吴会人状”，而且县中后进争相效仿，可见当时苏州人、苏州风的影响力。流风所及，到后来更甚更烈。河南祥符人周文炜致信其婿愤愤不平地说：“今人无事不苏矣！东西相向而坐，名曰‘苏坐’。主尊客上，客固辞者再，久之曰‘求苏坐’。此语大可嗤。三十年前无是也。坐而苏矣，语言举动，安得不苏。”苏式坐法，时尚之外，也成了一种知书达礼的象征。周文炜还紧接着交代：“吾与婿家沦浊水来作吴氓，当时时戒子弟勿学‘苏意’，便是治家一半好消息。此风略一传染，便不可医治。慎之慎之。”^[43]细审周文炜的语气，可知其时苏意的影响，只要稍一沾染，便不可挽回。

世人以苏州为标准，于是将所有物事一概冠以苏州或吴地字样。崇祯年间，常州府靖江知县浙江临海人陈函辉记道：“今夫轻纨阿锡必曰‘吴绡’；宝玉文犀必从吴制；食前方丈瑶错交陈，必曰‘吴品’；舟车服玩，装饰新奇，必曰‘吴样’。吴之所有，他方不敢望；他方所有，又聚而萃之于吴。即文章一途，最为公器，非吴士手腕不灵，非吴工锓梓不传。”^[44]时光到了明末，各地标榜名品名牌，衣饰必称为吴服，宝玉珍玩必用吴制，器具肴馔必称吴品，舟车服玩以及装饰新奇之物必诩称为吴样。吴品、吴制、吴样，或称苏样、苏品、苏意，不仅仅是一种时尚，更代表了一种品位，一种意境，诚如巫仁恕所认定的：时人“亦即认为服饰不再只是彰显经济能力而已，而是将服饰视为社会身分与地位的象征，甚至是视为政治地位的象征”^[45]。

不独服饰，但凡稀奇新鲜少见之物，即是“吴样”，即是“苏意”。宁波人薛冈记万历中期事谓：“‘苏意’非美谈，前无此语。丙申岁，有甫官于杭者，笞窄袜浅鞋人，枷号示众，难于书封，即书‘苏意犯人’，人以为笑柄。转相传播，今遂一概希奇鲜见，动称‘苏意’，而极力效法，北人尤甚。”^[46]丙申为万历二十四年。杭州官员见窄袜浅鞋人，大概觉得非同一般，予以惩处，而一时不知如何定义罪名，竟然书写为“苏意犯人”，可见其时“苏意”已深入人心，只要是稀奇古怪的，或者是难以分类定性的，均可称作“苏意”。

总之，苏样、苏式、苏意，不仅指妇女服装头饰，也不仅指苏州饮食器用，而是全方位的，无论服装头饰、饮食器用、屋宇布置、歌娱宴乐、生活好尚以至言行举止、思想观念，但凡新奇新鲜新潮新样时髦少见之物，体现了风尚，就是苏意、苏样，苏意已经深入到时人的心境中，浸淫渗透到时人的骨髓中，涵盖了时人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而观其盛况，也断断不仅是王士性时代所能见到的嘉、隆、万三朝为盛，天启、崇祯时代，明朝虽已趋向衰亡，而苏式、苏意的推崇，却日盛一日，无所底止。

颇有参考价值的是，法国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时代，法国进入了奢侈和时尚时代，发型，时装，拖鞋、靴子，菜肴，咖啡馆，香槟，钻石、镜子、折叠伞，古董，香水、化妆品、古龙水，以及娱乐方式、夜生活，都进入了时尚视野，法国式大行其道。德国律师和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在1687年宣称：“今天我们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是法国式的。法国服装、法国菜、法国家具。”^[47]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带头兴起的法国时尚，其状况与16世纪后期江南的流行时尚何其相似乃儿，只是其劲风鼓荡的时代，晚了中国江南整整一个世纪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