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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
1.9.1.3

江南为人文渊薮,是就总体而言的,上述雄居全国七分之一以上的进士,观察其地域分布,却是极不均衡的。下表显示了各府之间进士的不同比例。

明清江南各府进士比例表

注:1.溧阳县雍正八年由江宁府改隶镇江府,表中仍计入江宁府。
2.太仓州明属苏州府,清雍正二年升为直隶州,表中明清通计栏计入苏州府。

由上表可知,如果按府而论,各地进士数,明代依次为苏州、常州、杭州、嘉兴、松江、应天和镇江,清代依次为杭州、苏州、常州、嘉兴、江宁、松江、湖州和镇江。无论怎样排列,苏、杭、常、嘉四府总在前四名。如果将江南八府分为四个等级序列,则苏州第一,明代雄居首位,清代稍次于杭州;杭州、常州为第二,杭州在明代远远落后于常州,但清代跃居首位;松江、应天、湖州为第三,松江在明代高于应天、湖州,但乾隆中期起逐渐减少,终至下降为与江宁、湖州不相上下;镇江为最末,在各府中登第最少。

由于各府领县数多寡不一,版图与人口也差异较大,因而按府而计实际上并不能全面确切地反映江南各地科第状况。如果考虑到领县数的多少,再来观察各府县级平均录取人数的次序,则稍有变化。明代依次为松江、苏州、常州、嘉兴、镇江、杭州、应天和湖州,清代依次为杭州、常州、苏州、嘉兴、镇江、江宁、湖州、松江和太仓州。其中松江由明代的最多降为清代的最少,既因属县由明代的3个增加到清中期的7个,也因中式总数大为减少;常州位居第二的地位不变;杭州由明代的较少上升为清代的雄居榜首。这种地位变化从总体上反映出江南进士的地域分布特征:苏州、常州稳居前列,且前后变化不大;杭州明代仅为第三,清代却傲视各府,上升最为迅速;松江由明代的最多降为清代的无足轻重,起落最大。明清通观,可见江南进士主要分布在苏松常杭嘉地区,南京、镇江和湖州等地则相对少得多,而且由明至清有逐渐东移的趋势,这显然又与经济和文风有关。

上述按府或按县统计平均进士数,实际上仍嫌笼统,现在再以县为单位,列表显示明清两代各县进士的数量。

明代江南进士分县统计表

清代江南进士分县统计表

上列两表表明,江南进士分布不但极不均衡,而且极为集中。在明代,前十名的县,依次是华亭、武进、无锡、吴、昆山、长洲、仁和、常熟、钱塘和上海。10县合计为1 940人,占江南进士总数的50.21%,占全国进士24 866人的7.8%。在清代,前十名依次是仁和、钱塘、吴、武进、归安、长洲、无锡、丹徒、海宁州、乌程、常熟。10州县合计为1 902人,占江南进士总数的47.40%,占全国进士26 815人的7.09%,比例比明代稍低。通观明清两朝,江南进士大体上近半数集中在数十个县(明为48州县,清为63州县)的10个县中,集中程度是相当惊人的。

居于前十名的县,大多又是附郭县,明代有6个,其中最多的是华亭和武进二县,都是附郭县;清代有8个,前十名中的前六名都是附郭县。可见江南进士主要产生在苏州、杭州、松江、常州、湖州、镇江等城市及郊区。这又是与明中期开始的江南地主城居化趋势相一致的。财力雄厚的江南地主麇集在生活优裕、条件方便、信息灵通的城市,故城市中第者最多。这一特点,明清两代皆然。此外,明清时期的无锡、常熟,明代的昆山、太仓、上海,清代的海宁等,科第也相当兴盛。这又与那些地区经济较为富庶、世家大族集中有关。

江南进士集中在少数县份,特别是集中在城郊各县的情形,同时也意味着各县之间的进士数极不平衡。如明代苏州府,吴县最多,达195人,崇明县却只有4人;松江府,华亭多达259人,而青浦只有21人;常州府,武进高达249人,长江对岸的靖江却只有1人;应天府,江宁县123人,而同府的溧水、高淳、江浦、六合4县合计才48人;杭州府,仁和高达181人,而同府的新城为6人,於潜、昌化仅各为1人;湖州府,归安89人,而同府的武康、安吉、孝丰均不到10人。清代常州府,武进高达208人,而同府的靖江仅为16人;江宁府,上元为99人,溧水、高淳、江浦3县总共才23人;杭州府,仁和高达379人,钱塘也达339人,而新城、昌化仅为寥寥数人,於潜则阒无一人;湖州府,归安高达153人,而武康、安吉均不到10人,孝丰更默默无闻。可见,明清两代不但各府进士多少悬殊,而且同府的各县之间悬殊少则数十倍,多则上百倍,多少不均的特征极为突出。因此,所谓江南文才甲天下,只能指某些地区,而远不能视为整个江南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