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江南各地科第蝉联、捷报频传的盛况，地方文献多有描述。如苏州府，明王鏊说，“苏人才甲天下”^[3]，“科第往往取先天下，名臣硕儒亦多发迹于斯”^[4]。万历时，常熟县令耿橘说：“今代科目之设，惟吴越为最盛，而越又谢吴，吴又推虞。”^[5]昆山，人才之盛倍于他地。太仓，“擢高科登显仕者，后先相望”^[6]。入清，当地人也说：“吴郡人文自有制科以来，名公巨儒先后飏起。”^[7]如杭州府，地方文献称：“自（明）世宗御宇以迄于今，科第日增，人文益盛。”^[8]该府属下的海宁县，“入明，风气渐开，人文蔚起，衣冠日盛”^[9]。如常州府，“科目蝉联，数代不绝”^[10]。其附郭武进县，“科甲蝉联鹊起，文风甲于天下”^[11]，当地人自豪地说：“政事科名，舄奕相望，驾前明吉水而上之者，惟武进为称首。”^[12]如松江府，宋代科名已盛，入明“科诏始下，人材已彬彬然，百余年来，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13]，清“康熙以来，科第日盛”^[14]。这些概括性描述大致可信，但无法据以了解江南科第的具体情形。

今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统计，明清两代自明洪武四年首科到光绪三十年末科，共举行殿试201科，外加博学宏词科，不计翻绎科、满洲进士科，共录取进士51 681人，其中明代为24 866人，清代为26 815人。江南共考取进士7 877人，占全国的15.24%，其中明代为3 864人，占全国的15.54%，清代为4 013人，占全国的14.95%。^[15]总体而言，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就有1个以上出自江南。这么高的比例，毫无疑问在全国独占鳌头。

明清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图

诚然，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前后变化起伏较大。为清晰起见，笔者绘成明清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图，图中横轴为年代，纵轴为百分比，虚钱为平均数。

前图表明，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明初并不高，进入16世纪后半叶才稳步上升，入清后除了个别年份外一路攀升，到18世纪前后的半个世纪达到最高峰，并将显赫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下个世纪初年，在后来的一个世纪则持续下滑，并接近最低点。

具体说来，明清江南进士数量的前后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自洪武四年到天顺八年（1371—1464）的28科为第一阶段，全国进士5 064人，江南为572人，占11.3%。其中超过10%的有15科，低于10%的有13科，最低的是洪武四年科，江南仅中式2人，占全国的1.63%，这也是明代江南进士最少的一科；最高的是景泰二年（1451）科，江南取中41人，占全国的20.40%。

自成化二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466—1547）的28科为第二阶段，全国进士8 933人，江南为1 374人，占15.38%，大体上相当于明清两代江南进士在全国所占比例的平均数。这个阶段各科都超过10%，其中超过15%者多达19科，但没有一科达到20%。

自嘉靖二十九年到嘉庆元年（1550—1796）的95科为第三阶段，全国进士24 957人，江南多达4 657人，占18.66%。这是江南进士在全国比例最高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到15%的只有13科，超过20%的多达33科，其中在明代者有3科，在清代者为30科，说明清代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虽稍低于明代，但自清初到嘉庆元年期间却远高于明代。在这33科中，有8科超过25%，2科接近30%，最高的2科超过30%，即康熙二十七年和五十一年，分别高达33.56%和31.64%，进士集中在江南的程度达到顶峰。

自嘉庆四年到道光二十七年（1799—1847）的25科为第四阶段，全国进士5 734人，江南为689人，占12.02%。从整体上说，其时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但幅度较小。由嘉庆四年的13.64%降为道光二十七年的11.26%，其中只有道光十五年不足10%，为9.19%，与最高的道光二十一年的13.86%相差不过4个百分点。

自道光三十年到光绪三十年（1850—1904）的25科为第五阶段，全国进士6 933人，江南为585人，占8.44%。这是江南进士占全国比例最低的阶段，超过10%的仅4科，最高的光绪二十七年科不过11.75%，最低的同治元年科也有5.18%，其余多在7%—9%之间，高低悬殊很小。

上述江南进士人数的五个阶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江南地域社会和经济兴衰的特色。明初，朱元璋大力打击江南地主，限制江南地主势力，江南地主的实力有限，科举应试的经济条件有所制约。江南地主则与新王朝离心离德，多不合作，科考热情不高，首科应考人数就不多，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影响登第人数。明中期，江南经济迅速由萧条走向恢复，江南社会整体实力大为增强，全社会文化水准提高，江南人士应举者倍增，在全国的竞争力也逐渐提高，故录取比例逐年上升。明嘉靖、万历时期和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江南经济发展的两个高峰时期，社会基本稳定，经济繁盛，江南士子热衷科举成名，纷纷在科第上大显身手，中式人数在全国的比例臻于极盛。明末清初，虽然江南天翻地覆，但江南士子科试热情丝毫未减，群彦辈出。明社既屋，江南士子矢志殉明者有之，坚持不出者有之，但多数人只在稍稍观望犹豫后，即耐不了“不食周粟”的寂寞和艰辛，纷纷出山应试。^[16]清朝第二次开科的顺治四年，全国录取进士298人，江南即多达88人，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其中武进一县尤为突出，考中27人，“尤为盛事”，占全国近十分之一。江南士子，包括那些明代遗民的子弟，在清廷的百般笼络下，自觉或不自觉地俯伏在新主子的銮驾下。进入嘉庆年间，江南迭经水旱灾害，居于全国统治地位的丝绸、棉布市场大为收缩，江南经济出现少有的持续萧条不景气状况，紧随其后的鸦片战争、咸同兵燹，江南大地历经浩劫，百孔千疮，科考的经济条件丧失殆尽，科举的弊端渐为江南士人所认识，江南人中第比例迅速下降，形成明清时期的最低点。江南进士占全国比例的这种盛衰变化，反映了江南士子的政治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江南经济兴衰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