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历代对于通番的概括性描述，可由大量具体事例证实。今查阅史料，辑得若干通番案例，胪列如次。

一、万历三十八年（1610）欧梓等劫商掠资通番案。海贼欧梓、洪贵等纠合42人，驾船列械，劫夺柴客之船，抢掠泉州商人之货，至福州港口，又抢得浙江商人之货，将绍兴商人黄敬山等捆丢船舱，搬抢糖货，分船回航海澄，其中28人又开洋径向日本。遇风漂至金齿门，与官哨相遇。官船15艘紧袭夹攻，欧梓等14人战败就缚，其余投水。

二、万历三十八年严翠梧、方子定纠合浙人通番案。万历三十七年（1609），久居定海的闽人方子定同唐天鲸雇陈助我船，由海澄月港通倭，途中货物被抢，就以船户出名具状，称倭为真主大王，告追货价，获利颇丰。闽人严翠梧、李茂亭闻知，甚为艳羡。有朱明阳者，购买哨船，修葺后转卖给浙人李茂亭。李先期到杭州收货，伙同林义报关出洋。严翠梧与船工薛三阳唤找船匠胡山，打造艚船一只，通过关霸透关下海等候。又买杭州货物，密雇船户马应龙、洪大卿、陆叶的船三只，诈称进香，乘夜偷偷出关。船至普陀，被哨官陈勋巡海发现，哨兵索得缎绢布匹等物，放纵使行。三只小船货物即移入薛三阳大船。方子定先期往福建收买杉木，到福建交卸，意欲紧随薛三阳等同船贩卖，就将杉木船潜泊于大嵩港，而预先叫杨二往苏杭置买湖丝，引诱郑桥、林禄买得毡毯，同到定海。见薛三阳船已先开，将货物顿放在方子定家，要寻船装货。正值军令严行密访漳、泉奸徒，方子定通番事情遂被知县黎氏侦缉。官府从高茂章园内搜出货物，又在方子定家中搜出其上年通番货物账簿、朝见倭王等人礼仪单款、叩恩急求便商朱语及告追被夷抢去财物状稿等。

三、万历三十八年林清、王厚商造大船招徕商贩通番案。福清人林清与长乐船户王厚，商造钓槽大船，雇请郑松、王一为把舵，郑七、林成等为水手，金士山、黄承灿为银匠，习海道的李明为向导，懂倭语的陈华为通事，招徕商贩，购买货物，满载登舟。六月初二日由长乐开船，至五岛而投倭牙五官六官，听其发卖货物。陈华赍送土仪，李明搬运货物。又有久寓于杭的闽人揭才甫，与杭人张玉宇相善，出本贩买绸绢等货，同义男张明觅得船户施春凡与商伙陈振松等30余人，于七月初一日由宁波开船发行。施春凡、陈振松等仍留在五岛，张玉宇与林清等搭船先归。十月初五日由五岛回航。十二日漂至普陀附近，被官兵哨船发觉。慌忙之中，商船触礁搁浅。商人上岸，负银而逃。官兵各路捉拿，擒获伙犯69人，搜获银3 900余两，并倭物、《倭语》及通番账目。

四、万历三十八年赵子明等出本借资通番案。杭州人赵子明、沈云凤、王仰桥、王仰泉、何龙洲等，一向织造蛤蜊班缎匹等货。有周学诗者，从赵处赊欠得缎匹，往海澄贸易，搭船开洋往暹罗、吕宋等处发卖。因遭遇风涛，在三茅观延请道士设醮演戏酬神，观者甚众，通番之事败露。案中杭州生员沈云凤，将资本交托仆人沈来祚、来祥往海澄贸易，来祥等径往吕宋等处贩卖货物，包利偿还其主人。^[25]

五、万历四十年沈文等通番案。绍兴府山阴县人沈文到杭州凑本贩货走洋，从南京户部主事处告请文引，聚集了福建、浙江、南直隶商人93人，收买丝绢杂货，由杭州府仁和县人王秀出名报关。五月十二日开船，据称往福建货卖。二十五日到温州，遇飓风折坏桅舵，随风漂荡。六月十五日漂到朝鲜松浦地方，求救上岸。朝鲜官方将船上82人解送到中国。^[26]明廷令押解至浙江审问。行至通州，王秀等64人逃散，实到浙江的只有褚国臣等18人，后来又有26人投案自首。

六、万历四十一年陈仰川等通番案。浙江嘉兴县民陈仰川和杭州人萧府、杨志学等百余人潜通日本贸易财利，被刘总练、杨国江所获，巡按御史薛贞审实奏闻。^[27]

七、万历四十二年韩江等合伙通番案。杭州府仁和县人韩江，纠合同县人蒋昂、钱塘县人李恩等94人，各置丝货、药材，于六月十四日同往奉化，投积窝张道，汇齐诸人。八月初二日下船，初四日遇风，波涛汹涌。初七日开向长崎岛。初八日漂到朝鲜釜山，获救上岸。朝鲜将这些人由陆路解送回国。都司李国楹只派解役宋廷佐、陈一本二人押送。乘解役怠忽，刚入山海关，林溪等65人脱逃，只有29人被押解到浙江。后来实际就审者仅为36人。^[28]

八、崇祯十一年应天巡抚张国维奏报，两年中共获通番人犯6起，赃物共6 990余两。（1）徽州人汪有德、仇尚清二人，驾施玉衡船，崇祯十年七月初二日出洋，被军营先锋沈升等盘获船货。（2）李明、张四、冯运翼、陆升四人通倭，被军营先锋沈升等盘获。（3）苏州人杨鸣凤、张宇通倭，被游兵营守备吴始蕴捉获。（4）张二、白舵、薛魁、陈子高通倭，被奇兵营把总吴孟璋捉获，起获番货等。（5）吴淞江守备陶拱极申称，捉获通番人犯陈嗣南、贾南山、汪宇、林之贤，船户盛有恩，水手王二、周一、房思川等，共银685两，古钱38万多，及杂物等。（6）程无违事先送给有关员役银300两，约定包送出洋，后施翘河、王仰耕等驾驶常熟福山字号双桅船三只出关，遇耆民魏三省等巡缉时发现，施等声称，是“程无违船，前付银三百两，讲过包送，为何又追”。把总吴士达呈报，“查得哨官王宪不能缉之于早，且护送出洋”，显系“贿纵”。^[29]

与上述事例相类似，自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朝鲜缉获或解送还中国漂民的事例还有不少。如万历三十一年，送还漂流人口29人。^[30]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送回福建漂海人丁陈成等29人；^[31]三十九年八月，解还福建莆田仙游漂海人民林润台等32人；^[32]三十九年十二月，奏获漂海民人张亨兴等17人；^[33]四十二年十一月，奏解航海遭风漂流人民胡敬等42人。^[34]万历四十三年八月，朝鲜全罗左少使状启，“漂流唐船一只，捕捉唐人九十五名，留置釜山，与倭奴混处，不便，请留置内地”^[35]。万历四十六年九月，朝鲜谢恩使管送漂海人民薛万春等41名到京师。^[36]天启七年（1627），朝鲜有“漂流唐人十六名”留置。^[37]崇祯五年，朝鲜国王“接见漂流唐人孙得洪、刘光显等，赐礼单酒四行而罢”^[38]。崇祯七年二月，朝鲜将漂流到济州的汉人李如果等10人送到椴（即皮岛）。^[39]此外，万历四十年，松江人“出海商贩，同舟者一百二十人”^[40]。同年十二月，兵部题覆福建巡抚丁继嗣等奏，擒获通倭蔡钦、陈思兰等。^[41]这些事例虽性质难定，但下海私贩迹象明显，联系上述朝鲜解还人犯的通番案，恐怕大多也系违禁走私日本。万历末年，至少还有陆星寰通倭，沈敬、陈时等通番，胡连海合伙买船通番，戴颜鲲通番，辜懋等通番，杨秀违禁通番等被缉获。^[42]以上都是通番之被缉获的有名有姓者，不知名姓通番者和通番未被缉获者更不知凡几。短短几十年中，缉获通番人犯就如此众多，既说明当时禁止通番查缉之严，更说明当时违禁走私日本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