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实行严厉的海禁，虽然民间时有突破禁令违禁下海之举，但因为违法，遭到官方严厉打击和无情镇压，其规模和实力总属有限，民间航海势力得不到正常和应有的发展。直到隆庆年间，深悉地方民情的漳州知府罗青霄，目睹民间从事海外贸易的实况，吁请开海禁，福建巡抚涂泽民上奏朝廷获得批准，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开港，“准贩东西二洋”，惟前往日本经商仍在禁止之列。^[2]从此，实行了整整两百年的海禁政策才作出了调整。隆庆开海后，民间海外贸易，特别是中国到“西洋”各国的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曾任应天巡抚的福建人周起元称颂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3]很显然，开海以后民间前往南洋各国的贸易活动是极为活跃的。公私利赖，对国家、官府和民生都是极有好处的。

然而开放民间海禁的好景并不长。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中国海防吃紧，明廷即于次年下令禁海。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日本自朝鲜退兵，明廷才于次年二月复开市舶于福建（论者以为此间海禁为时仅一年，不确），^[4]东西两洋贸易方又为合法，而对日贸易仍行禁止。万历末年，明朝海防日益废弛，海道不靖，而葡萄牙人、荷兰人又先后东来，横行海上，劫夺船货。崇祯元年（1628）三月，福建巡按御史赵荫昌请“禁洋舡下海”，令有司定议。^[5]明廷出于海防安全考虑，又第三次禁海。天启、崇祯之交，福建晋江人何乔远认为，“今闽人生息益众，非仰通夷无所给衣食。又闽地狭山多，渠渎高陡，雨水不久蓄，岁开口而望吴越东广之粟船，海乌能禁”^[6]，并进而上《请开海禁疏》，说“闽地窄狭，田畴不广，又无水道可通舟楫，上吴越间为商贾，止有贩海一路，可以资生”^[7]，要求开海禁。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给事中傅元初代表福建公论上奏，请求朝廷下令福建地方讨论是否应该重行开海征税，^[8]未有结果。上述明朝海禁和开海的反复过程，从未见人叙述其详。如此算来，明廷自隆庆年间的开海禁，实际上前后不到五十年。东南沿海民间合法的海上贸易的兴盛局面只是昙花一现，就在明廷既有海禁政策的控制和欧人东来的干扰下，海外合法贸易再次步入萧条境地。

在这东西洋贸易禁而开，开而复禁，再禁而再开的过程中，与日本的贸易却始终禁而未弛，即所谓“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9]，而且由于万历二十年日本入侵朝鲜，明廷对日防范更严，因而禁海程度较前更严，十年一贡的朝贡贸易事实上也已停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是何状况呢？

有关这一点，日本学者木宫泰彦作了开拓性研究。他依据日方一侧资料，在其《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表述：丰臣秀吉执政以前，尽管明朝实行海禁，但明朝的商船驶往日本平户等地，源源不绝，“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然而到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代，尤其当“丰臣秀吉用兵朝鲜以后，明朝商船似乎一度完全绝迹”，“尽管南蛮船驶来日本的日益增加，而明朝商船驶到日本的却几乎绝迹了”。庆长五年（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秋季，才有明朝商船开进长崎交易。所以庆长十一年（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九月，萨摩的岛津义久在致琉球国王的信中说：“中华与日本不通商舶者，三十余年于今矣。”庆长十二年（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泉州商客许丽寰来到萨摩，经营贸易。两年后，“有明朝商船十艘，舳舻相接开到萨摩，停泊在鹿儿岛和坊津”。庆长十五年（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有广东商船开到长崎。同年，有应天府商人周性如到达肥前的五岛。其时虽然德川家康试图恢复勘合贸易的努力没有成功，但从南京（当为南直隶——引者）和福建每年开往长崎贸易的商船逐年增多。庆长十六年（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据主持长崎贸易的官员报告，当年开到长崎的外国船只共有八十多艘，其中有不少是明朝商船。次年，“明朝商船和从吕宋返航的日本商船共二十六艘，舳舻相接，同时开进长崎港，载来白丝二十余万斤”。庆长十八年（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又有漳州商船六艘载运糖等商品开到长崎。元和三年（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以后到明朝灭亡，“明朝商船开到长崎的似乎很多”。^[10]依照木宫泰彦的上述研究，万历前中期，特别是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后，明朝民间前往日本贸易一度绝迹，而直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后，才有较多的明朝商船赴日贸易。据已掌握的中文文献来看，其时中国对日民间贸易的状况，正与木宫泰彦的描述和结论相吻合。只是木宫泰彦未能详细叙述并作进一步探讨。

当时民间赴日贸易的盛况，由中文文献描述可见一斑。万历中期，“人辄违禁私下海”^[11]，人称“海禁虽密，然海舶何尝不往来”^[12]，又谓“今闽越商船贩海，未尝禁绝，皆私行耳，非国家明与开市也”^[13]。万历后期，禁止走私日本程度更烈，万历三十七年福建巡抚陈子贞上奏海防条议七事，请求加强海禁，获得批准。但因为利润丰厚，“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因而商人往往“夤缘所在官司擅给票引，任意开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14]万历四十年六月，因闽浙人走私日本，“绳绳往来”，在浙江巡抚高举的奏请下，明廷颁布海禁新例六条，厉行海禁。然而就在颁布新例前后，民间走私日本之风似乎更盛于以往任何时候。时人谢肇淛描述其盛况道：“今吴之苏、松，浙之宁、绍、温、台，闽之福、兴、泉、漳，广之惠、潮、琼、崖，驵侩之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15]万历四十年，福建巡抚丁继嗣说：“闽中奸民视倭为金穴，走死地如骛。”^[16]万历四十年前后，人称：“愚民蹈利如鹜，其于凌风破浪，直偃息视之，违禁私通，日益月盛”。^[17]万历四十一年，直隶巡按御史薛贞奏报：“今直隶、浙江势豪之家私造双桅沙船，伺风越贩。”^[18]万历四十三年，浙江按察使说，浙江“年来贩番盛行”，甚至说“杭之人通国而思贩”；杭州知府说当地人“身既不死于波涛，心犹不死于行贩”，杭州以至流行谚语“贩番之人贩到死方休”。^[19]万历四十五年，应天巡抚王应麟称：“沿海民多造沙船，始贾装运之利，继为通夷之谋。”^[20]江浙交界的南洋山一带，是渔船鳞集、盗贼出没之地，每年渔期，浙江台、温并宁波所属各县渔民，纷纷驾船前往捕鱼，然后回船入定海关，各归宁波等港埠领旗输税，听凭牙人召集各处商贩货卖。崇祯十一年应天巡抚张国维疏奏：“迩年突出，宁、绍、苏、松等处商民藐法嗜利，挟赀带米货，各驾滑、稍、沙、弹等船，千百成群，违禁出海，银货张扬海外，日则帆樯蔽空，夜则灯烛辉映，兜卖鱼鲜，逍遥唱饮，于官兵巡缉不到之地，以苦海为闹市，遂至海寇垂涎。”^[21]崇祯十三年五月，继任应天巡抚黄希宪在禁通番的告示中说：“乃吴中奸徒，趋利如饴，走死若骛，直以通夷接济为生涯，有装载绸段酒米交相贸易以罔厚货者，有私藏铳炮火药潜通线索以资敌国者，有勾引外夷往来内地窥探虚实者。此辈积贿如山，挥金似土，官兵吞其厚饵，复利其多赃，每每知而不拏，拏而不解，间搜一二捕鱼小贩抵搪塞责，而巨窝元恶确有主名者，反听其纵横。”^[22]同年八月又说：“沿海一带，向有积棍久踞此地，私造双桅船只，勾引洋客，擅将内地违禁货物满载通番，包送堆贮，往来交搧，以致倭夷窥伺，贼盗充斥，实为江南隐忧。本院禁约久申，卒未有密获以报，倘亦沿海官捕有吞其厚饵，而不忍发觉者乎！今巡历海滨，合就访拿重创。”^[23]崇祯十四年（1641），江南沿海“各营捉获盐盗通番船只”，将船只估变价值充饷，“各船变价数已盈千”^[24]，通番广及盐船，船只也多。可见，在明廷开海禁海交叉进行而趋向于禁海的明后期，在始终严禁与日本贸易的明后期，直到明末，江南商民违禁出海前往日本的通番贸易其势丝毫不减于以前，查禁通番，始终是地方政府视为有关海防安全的大事，而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