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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商业活动中，有关行业和地域“帮”的说法至迟在乾隆年间即已有了。《广东碑刻集》所收乾隆二十四年（1759）《阖邑建造叙福公所碑》称，广东崖州陵水县叙福公所，“曾分创于陵水各帮”^[41]。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地域商人帮的记载，但未直接称某某帮。辽宁锦州是开海后新兴的商港，天后宫碑文称，“经营其地者多旅，惟江浙、福建两帮颇称盛焉”，建宫的落款者则称“乾隆二十八年月日江浙两帮同撰”。^[42]这是最早的地域帮的称呼。雍正三年至乾隆二十六年，两帮商人建成天后宫。乾隆三十年，泉州府晋江县立碑表彰施棺修冢善行，提到“安溪帮”、“永德帮”和“南安帮”等。^[43]《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所收乾隆三十八年（1773）《修建徽郡会馆捐款人姓名及建馆公议合同碑》载，苏州的徽商修建会馆，其中有“涝油帮”、“蜜枣帮”、“皮纸帮”。^[44]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地域商人中的行业帮的记录。可见到乾隆时期，各地称呼地域帮和行业帮已较为散见。

嘉、道时期，各地有关地域和行业“帮”的说法就较为常见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所收嘉庆元年（1796）《重修江西会馆记》，捐款者中除了某地某行众商外，还有“烟箱帮众商”、“管城帮众商”。^[45]这是较早的行业和地域帮的记载。嘉庆年间湖南长沙的香店，同行为“帮”，到该地贸易而未入帮者，要捐资相助。^[46]这是较早的行业帮的记载。道光七年（1827）碑文称，上海的粮食商人有“西帮商人”、“胶帮商人”、“登帮商人”、“文莱帮商人”、“诸城帮商人”。^[47]这是行业中的地域帮。道光十年，苏州的三山会馆重修，捐款者中有洋帮、干果帮、丝帮、花帮和紫竹帮。^[48]这是地域中的行业帮。道光二十三年《乍浦备志》载，浙江嘉兴乍浦镇上的木商，有“宁德福安帮”、“夏冬两帮”、“夏秋两帮”等。^[49]宁德、福安是福建省福宁府的两个县，两县商人将福建木材销往江南。道光二十九年，上海的绍兴商帮成立浙绍公所，按照该帮商人的说法，其目的“一则以敦乡谊，一则以辑同帮”^[50]。这是商人自视其组织会馆即是帮的体现。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51]，收录了不少重庆的地域帮、行帮内容。第402页，嘉庆八年（1803）的小河船户，有归州帮、宜昌帮、湘乡帮、宝庆帮、忠州帮和小河帮。同页，“泸州船户自嘉庆八年立帮”。同页，三河船帮嘉庆八年议定章程，参与者有三峡帮、合州帮、遂宁帮、保宁帮、渠县帮。第403页，各帮船户议定承办差事，有大河帮、湘乡帮、宝庆帮、宜昌帮、归州帮、忠州帮、小河帮。嘉庆九年议定大河帮差务，有嘉定帮、叙府帮、金堂帮、泸富帮、合江帮、江津帮、綦江帮、长宁帮、犍富盐帮、长涪帮、忠丰帮、夔丰帮、宜昌帮、辰帮、宝庆帮、湘乡帮等。第372页，嘉庆十八年（1813）档案载，瓷器买卖业有浙帮、楚帮。这是目前所知重庆最早的行业中的地域帮。第314页，巴县金钩匠，有两帮。第349页，道光六年（1826）沈春芳称其父“原系瓷帮生理”。第410页，道光十二年邓万海称道光五年买“周、刘、袁三姓瓷器帮生意四股”。这里的“帮”，都意指行业。第356页，道光十一年文提到“黄帮靛客”。这是行业中的地域帮。第242页，道光二十一年在重庆的广东广扣帮公议章程，声明“如我广扣一行”，帮即行。由243页所载可知，当时当地纽扣制作业分成川帮、广帮两帮。第234页，道光二十二年绣业永生帮复立规条，称“永生帮我行”，帮即行。第348页，道光二十四年丝线铺户称，“渝城丝线帮于乾隆年间”议立章程。“帮”也是行业之意。只是虽称乾隆年间该帮如何如何，仍系追溯。第376页，道光二十七年文称，“渝城烟帮万商聚集”，有贪利者“商串外帮为恶”。

以后则地域有帮，行业分帮，习见其名。同治五年（1866），上海的潮阳帮和惠来帮商人合建了潮惠会馆。^[52]同治、光绪时的《申报》、《字林沪报》等报道称各地和各业商人为帮，如玉业中的苏帮、杭帮、京帮，南京缎帮，上海“宁绍两帮”，上海泥水匠中的宁帮、苏帮和本帮，芜湖烟店中的泾帮（安徽泾县人）、建帮（福建人）和米业中的粤帮，杭州的木工以绍兴帮、台州帮为最多，景德镇的布匹贸易以徽帮最有势力，上海钱业中的“本帮”、外帮，洋货匹头业有川帮等，苏州烛业大半系绍兴帮，沙市油坊中的太平帮（安徽太平人），票号以“西帮”最为出名等。^[53]

湖南沅江之滨的靖州会同县洪江市，号称“万商渊薮，乃七省通衢”，各地商帮极为活跃，“客籍流寓者，咸立会馆”，有江西会馆、徽州会馆、贵州会馆、福建会馆、黄州会馆、衡州会馆、宝庆会馆、辰沅会馆、湘乡会馆、七属会馆等十馆。凡有公益事业，“关梁津馆，大率不领于官”^[54]，均由商帮共同出资举办。建立了各自会馆的各地商帮，不但开展帮内活动，而且响应官府的号召，或者以地域帮，或者以行业帮的形式，联合开展善举活动。光绪初年，长年助资者则以洪油帮、土药帮、布帮为最。光绪六年（1880）四月二十四日，经十馆捐资的育婴局开局育婴，其经费最初由绅商捐集，后来又商定由各地商帮按货按月输助，称为月捐，每年收钱一千一二百千文，开办铺面，交帖捐。最初捐款时，客籍和当地商帮都在其中，捐款的各地商帮，有江西帮、江浙五府帮、福建帮、贵州帮中的土药帮、黄州武昌帮、山西帮等客籍商帮；本省的商帮有宝庆帮、衡州帮、辰州沅州府帮、湘乡帮、七属帮等。外地和本省商帮共捐银3 740两，钱2 956千文多，在总的捐款额中，外地商帮所捐占了绝大部分。^[55]在官府的劝谕和规划下，不同商帮之间于当地公益事业和社会善举通力合作，捐资襄助。

日本明治十三年（清光绪六年，1880），三江帮商人在日本长崎兴福寺内成立三江公所，三江公所碑记称：“三江者，江南、江西、浙江是也，祠由是名，帮由是立。”^[56]光绪十年（1884）《津门杂记》卷上《会馆》记天津会馆，有“潮帮公所……在针市街”。光绪十二年，在苏州置办绸缎销向开封的河南武安商人自称“武安一帮”。^[57]光绪时，《湘潭县志》称湘潭“城中土著无几，豫章之商十室而九……东界最近江西，商贾至者，有吉安、临江、抚州三大帮”^[58]。光绪二十二年刊刻的《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列出山西、陕西两省在汉口镇各帮，有太原帮、汾州帮、红茶帮、盒茶帮、卷茶帮、西烟帮、闻喜帮、雅帮、花布帮、西药帮、土果帮、西油帮、陆陈帮、匹头帮、皮货帮、众账帮、核桃帮、京卫帮、均烟帮、红花帮、当帮、皮纸帮、汇票帮，共23帮。^[59]均将商业活动中的地域群体和同业者称为“帮”。

清末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经调查，介绍上海的外地商人时，直接称某某帮，有宁波帮、绍兴帮、钱江帮（杭州及其附近并钱塘江附近的商人）、金华帮、安徽帮（徽州府及宁国府的商人）、江西帮、湖北帮、湖南帮、四川帮、南京帮、扬州帮、江北帮、镇江帮、苏州帮、无锡常州帮、通州帮、山东帮、天津帮、山西帮、潮州帮、建汀帮、广东帮，共22帮。在宁波帮内部，还有以业为名的行业帮，如酒帮、买鱼帮、石器帮、海产帮、南货帮、竹器帮、药材帮、材木帮、石炭帮等。在介绍汉口的外地商人时，直接称“在汉口的商帮及其商势”，有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含甘肃）、山西帮、河南帮、汉帮及湖北帮、湖南帮、江西福建帮、徽州太平帮、江南及宁波帮、山东及北清地方商人、潮帮广帮及香港帮，共12帮。四川帮内更分成药材帮、船帮等，湖南帮中更分成长郡帮（长沙）、湘郡帮（湘潭）等，汉帮及湖北帮更分成鄂城帮、襄阳帮等，甚至更有茶帮、粮食帮等。^[60]

光绪三十年（1904），天津的粮食商有山东、河南、直隶三帮，仅河南一帮就有70余家。同年，据呈文，天津的糖杂货商至少有潮州、福建、广州三帮。光绪三十二年，在天津的山西全省商人控告张幼仙勾串日人霸房开栈，号称十二帮商人，即当行帮、盐务帮、汇兑帮、洋布帮、颜料帮、染店帮、杂货帮、茶帮、锅铁帮、皮货帮、锡器帮、账局帮。^[61]呈文中提到的“帮”，都是行业帮。光绪三十二年，苏州总商会成立一年后发布文告称，“各商入会者，约有四十余帮，然未入会者，尚属不少”，未曾到会者，以“典当、米业等帮为商业大宗”。^[62]

光绪、宣统时，湖南各地商铺店号皆称为“帮”。^[63]清末湖南举行全省商事调查，宣统三年（1911）出版《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书中称：“湘省商人分帮，有以同业为帮者，如盐帮、茶帮、匹头帮、竹木帮、票帮、钱帮、典当帮，以及各种营业各为一帮之类，皆是也。有以同籍为帮者，如盐帮有南帮，江南盐商曰南帮；西帮，江西盐商曰西帮；北帮，湖北盐商曰北帮；本帮，本省盐商曰本帮。茶帮有西帮，山西茶商曰西帮；广帮，广帮茶商曰广帮；本帮，本省茶商曰本帮，本帮又分湘乡帮、浏阳帮。匹头帮有苏帮，江苏商人；本帮，本省商人。竹木帮有西帮，江西商人；本帮，本省商人。票帮有平遥帮、介休帮。钱庄有西帮，江西；苏帮，江苏；本帮，本省。典当帮有南帮，江南；徽帮，安徽；西帮，江西；本帮，本省。以及各种行业，以同籍各为一帮皆是也。”凡同籍的商号，加入由各籍会馆各自组合成的同籍公会，湘潭有本帮、西帮、南帮、北帮、苏帮、广帮、建帮七帮之目，常德有同善堂、育婴堂、同仁堂、西帮、徽帮、苏帮、广帮、建帮、川帮、云贵帮、长沙帮三堂八省之目，“皆以同籍为帮，于商界上颇有势力”。^[64]

宣统时，北京有票号22家，其中只有天顺祥1家属云南帮，其余21家皆为山西帮，山西帮中又分为平遥、祁、太谷三帮，平遥帮10家，祁帮6家，太谷帮5家。清末，据说“上海贩售烟土之华商皆潮州帮”^[65]。宣统三年《新疆图志》卷二十九《实业二·商》称，其地“燕晋湘鄂豫蜀秦陇，共分八帮，一帮之中自为商联”。1911年，汉口商务总会的会董来自以下各帮：银行帮、票号帮、洋行帮、钱业帮、矿厂公司帮、典当帮、茶叶帮、绸缎帮、广帮、洋广货帮、油行帮、洋油帮、衣庄帮、四川帮、轮栈帮、漆行帮、临江油蜡药材帮、茶叶公所、淮盐公所、建造帮、饮片药帮、石膏帮、汾酒帮、水果帮、书局仪器帮、山西布帮、覃怀帮、烟叶帮、山西药材牛皮帮、广货帮、抚州帮、广福拆货店帮、蛋厂帮、蛋行帮、汉川油饼帮、棉纸帮、毛骨鬃业帮、猪行帮、豆饼帮、西烟帮、杂皮帮、木业帮、石灰帮、黄州麻城帮、徽州墨烟帮、砖瓦行帮、砖瓦店帮、茯苓帮、江苏杂货帮、药材拆货帮、广福拆货帮、浙宁杂粮帮、太平帮、土膏帮、盐行帮、福建帮、五金帮、煤碳帮、麻行帮、瓷器帮、沙业公会、红纸帮、麻袋帮、牛骨帮、府河布帮、汉阳广福帮、杂货店帮、杂粮杂货店帮、杭扇业帮，共66帮3行。^[66]兼具地域帮和行业帮或地域中的行业帮，可谓帮中有帮。

如前所述，民国四年（1915）的《汉口小志》在介绍汉口的商业机关时说，其时在汉口著名的商帮，有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山西帮、河南帮、汉帮、湖北帮、湖南帮、江西帮、福建帮、广帮、宁波帮等。民国九年（1920）的《夏口县志》在解释商团组织时说：“汉口市场之繁盛，不特为本省商人所趋集，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立于其间。从前省界之见未除，各自分其圈限，布为自卫之策，于是有各省之帮数及各行业之区别。”又说，据警察局民国七年之调查，其各省之帮数，有湖北帮、湖南帮、宁波帮（包南京在内，或合绍兴称宁绍帮）、四川帮、两广帮（包括香港在内）、江西福建帮（因福建行商多经江西转运，关系密切，故联合为一帮）、山西及陕西帮（亦称西帮，甘肃之商附在其内）、山东帮（以祥帮为最盛）、徽州帮（包括太平帮），其他还有云贵帮、河南帮、天津帮等，其在汉人数不及以上各帮之夥。又说，据民国七年汉口总商会新举各帮会员名册，所列各帮行名目尤夥，有银行帮、票号帮、本帮钱帮、江西钱帮、绍兴钱帮、安徽钱帮、洋行帮、矿厂公司帮、轮船公司帮、茶叶公所帮、茶栈帮、茶叶行帮、茶叶店帮、油行帮、黄丝木油帮、丝业行号帮、绸缎帮、棉纱帮、匹头帮、大布帮、白布行帮、府河布帮、棉花字号帮、棉花行帮、西皮棉帮、衣业帮、浙江衣帮、典当帮、浙江老银楼帮、浙江新银楼帮、江西银楼帮、本帮银楼帮、太平帮、江西字号帮、江西建昌帮、江西抚州帮、江西吉安帮、福建帮、临江油蜡药材帮、大通字号帮、广帮、广药丸帮、广葵扇帮、广报关行帮、广五金行帮、广洋杂货帮、广洋杂货药材帮、广茶酒楼帮、广杂粮杂货帮、广印刷照像帮、广潮帮、山西西北皮货帮、覃怀帮、均许帮、长郡纸茶杂货帮、宝庆新化字号帮、宝庆毛皮炭帮、黄州帮、四川帮、荆纱字号帮、保安布业帮、荆紫关帮、浙宁杂粮帮、汉镇汉川油饼帮、内河粮食帮、外河粮食帮、机器碾米坊帮、汾酒帮、绍酒帮、海味帮、广福折货行帮、咸宁广福折货行店帮、汉阳广福折货行店帮、江苏杂货帮、参燕帮、药材行帮、浙宁药材帮、折药店帮、茯苓行帮、饮片帮、西药房帮、烟叶行帮、均州烟叶帮、西烟帮、水烟店帮、承售南洋公司纸烟帮、牛皮行帮、丝头驴皮帮、笔料杂皮帮、河街山货行帮、土垱山货行帮、中段山货行帮、黄州山货行帮、半边街山货油帮、纸张山货帮、棉纸帮、夏布麻行帮、煤炭行帮、煤业店帮、漆行帮、五金帮、石膏帮、石灰行帮、木业帮、砖瓦行帮、木器帮、洋油帮、苏货帽帮、洋广货帮、转运公司帮、报关行帮、汉镇栈房帮、汉阳堆栈帮、轮栈帮、铜货帮、瓷器帮、书局仪器帮、徽墨帮、中外纸业帮、石印帮、麻袋帮、胶布店帮、蓝染色帮、红杂染房帮、印花布帮、浏阳鞭爆帮、水果行帮、本帮杂粮行帮、花楼猪行帮、鲜鱼行帮、蛋行帮、旧货五金帮、汉镇新旧皮货帮、钱摊兑换帮、羽扇帮、后城车商帮、丝带染造帮、糕饼盒子帮、面筋粉帮、面馆帮、中外瓷器兑换帮、杂贩帮、工业帮、单独营业帮。数量多达140余个。这些帮，省域及商帮数量并不见增加，而主要是行业帮，或地域中之行业帮，同一行业有数个地域商帮竞争经营的情形较为普遍，显示出进入新的时代，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从而行业帮的特点更为突出。因此该志论道：“以上各帮，皆以业分，或兼省籍与营业地点而细分之，故有如是之繁。各帮并举有会员，亦可见汉口商团之组织，日趋于复杂，而分业之精神，亦于此寄也。”^[67]

日本东亚同文会在调查后，于大正初年编纂了中国的省别全志，反映的是清末各地商帮活动的情形。湖北省卷列举了在汉口的地域“商帮”，有四川帮、陕南帮、河南帮、云贵帮、湖南帮、江西福建帮、江西宁波帮、山东北清帮、潮帮、广帮、香港帮等，行业帮下还有地域帮，如糖帮有浙宁帮、咸宁帮、汉口帮，钱庄有镇江帮、湖南帮、江南帮、汇川西帮、江西帮、祥土帮、南昌帮等。在宜昌，列举了商会成立时加入的“商帮”种类及其家数，有盐号帮、盐铺帮、银行帮、市货帮、典当帮、荆布帮、海味帮、福建烟帮、米行帮、酱园帮、鞭炮帮、盐栈帮、杂粮帮、本布帮、榨坊帮、衣庄帮、纸铺帮、花印染色帮、绸缎帮、磁器帮、打包帮、黄州棉花帮、报关行帮、首饰帮、牛皮帮、木耳帮、轮机帮、杂货行帮、糖号帮、盐税帮、米铺帮、茶叶行帮、木作帮、肉菜帮、麦面帮、江西药号帮、匹头帮、本地丝烟帮、江西衣庄帮、花行帮、青果帮、猪行帮、川烟杂货帮等。^[68]

《支那省别全志》江西省卷称，在九江，主要的帮有徽帮、广东帮、宁波帮、镇江帮、湖北帮等，同业组织主要有钱帮、杂货帮、烟帮等；在南昌，主要的地域“商帮”有徽州帮、广东帮、湖北帮、福建帮、四川帮、山西帮、吉安帮、南丰帮、建昌帮、瑞州帮、南昌帮、丰城帮等；在义宁州，有山西、广东、安徽、抚州、建昌、浙江及义宁等八帮商人；在瑞金，福建会馆最大，烟叶帮、纸帮等隶属之。^[69]

《支那省别全志》四川省卷称，在重庆，有票号、银钱汇兑、钱铺、匹头帮、福建烟帮、遂宁布帮、广东帮等三十四帮；叙州的“商帮”有酒帮、钱帮、川帮等三十七帮；会理州的“商帮”有四川帮、云南帮、江帮，同业组合有纱布帮、照帮、云集帮、山货帮、杂货帮、盐帮。^[70]《支那省别全志》湖南省卷称，湘潭有七大帮，即福建帮、北帮、南帮、广帮、苏帮、西帮、湘帮，西帮又包括吉安帮、临江帮和抚州帮三帮；宣统二年创立商会时，有江苏帮、徽州帮、福建帮、广东帮、湖北帮、江西帮、湘江帮、直帮八帮加入；衡州的商会由衡帮、西帮、建帮、长帮、江南帮五帮组成。^[71]《支那省别全志》山东省卷称，在芝罘从事豆面业的有烟台帮、潮帮和福建帮。^[72]《支那省别全志》陕西省卷称，在西安的“商帮”有山西帮、陕西帮、江西帮、福建帮、河南帮、两湖帮、怀帮、川帮、黄帮、回帮、沙布帮、茶帮十二个帮，在全浙会馆下，更有宁波帮、绍兴帮、钱江帮和金华帮四帮；在三原则有行帮、药帮、票帮等帮；在凤翔的陕西会馆下有渭南帮、西安帮，商务分会下中有布帮、药帮等；在汉中府陕西帮、山西票行山西帮、江西帮、福建帮、怀帮、沙市票行等，各帮都隶属于商务会，“商务会即商帮的总帮”。^[73]

日本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编、刊于日本大正十三年（民国十三年，1924）的《支那开港场志》介绍重庆的“帮及公所”时，列举了银行帮、票帮、银钱帮、兑换帮、匹头帮、棉纱帮、绸缎帮、苏货帮、盐帮、毛皮山货帮、药行帮、药栈帮、临江药帮、生药帮、山土帮、抚汉药帮、棉花买帮、棉花行帮、棉花卖帮、干菜帮、糖帮、京果帮、小河帮、富隆帮、火柴帮、保宁帮、丝帮、牛皮胶房帮、栈房帮、米帮。该书并称，在重庆，商帮数大小据说有七十二。在介绍湖北沙市总商会时，该书称，1911年商务总会创立时，有十三个帮加入。^[74]

上述实际商业活动中的帮，各地商事习惯报告书中所称的帮，中外文记载所称的帮，特别是《支那省别全志》中多次直接称呼的“商帮”，具有同乡即同地域或同乡中之同业的特征，正是今人所称呼和理解的商帮。

综上所述，自唐代起，中国货运业中就存在“纲”的形式，宋元明时代，官私海外贸易一直以“纲”的组织形式进行，纲有纲首、纲纪，负责指挥、管理贸易中的相关事务。明代嘉靖后期海外贸易中出现的“客纲”，将客商与纲结合在一起，是地域商人在经商活动中的外在组织形式；万历后期起各地盐运业中采用的“纲运法”，由来自一定地域的同姓同宗商人出资占得运盐“窝本”，结纲承运固定地区的定额盐斤，在盐业中将商与纲结合在一起，都从形式上和内容上为“商帮”名称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到清前期，福建盐运业分地区为商纲承运盐斤，商纲被称为“商帮”，“商帮”之名正式产生。只是当时的“商帮”，是以行盐的方向或地域来称帮的，与后来称某地的商人群体为帮还不完全相同，更无日后指称外地商帮的“客帮”的意义。福建的其他行业，也是“纲”、“帮”不分，纲即帮，视为当然。“商帮”之名虽在清前期的福建盐运中出现，却并未在商业活动中获得普遍称号。直到清末，文献记载称“商帮”或某某商帮的其实并不常见，而通常只称“帮”或某某帮。清代对“商帮”作出解释的是《清稗类钞》农商类“客帮”条，而到光绪末年，无论他称还是自称，无论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商帮”之称已习以为常。“商帮”之称虽晚，但在经济活动中，地域商人对于商人具体的“帮”的追溯却早至清初，而在实际商业活动中，有关地域和行业的“帮”的说法，至迟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较为散见了，到嘉、道时期，各地有关地域和行业“帮”的说法就更为常见，以后则有关某某帮的记载或描述层见叠出，随处可见。清末民初，乃直接有“商帮”的说法，“商帮”普遍出现在文献记载中。这样的“商帮”，在清末各地成立商会时，成为组成商会的基础，有些地方干脆按照商帮的实力分配董事名额，商帮隶属于新成立的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经济组织中发挥着作用。

（原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2006年第4期转载）

[2]《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二，中华书局，1957年，第3369页。原文“三十二纲”之“三”字作“之”字，据计算和核对《宋史·食货志》，当为“三”字。

[3]《宋史》卷186《食货下八》，中华书局，1984年，第4566页。

[4]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2—43页。

[6]［日］藤田丰八著，魏重庆译：《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2页。

[7]宋代市舶司《公凭》，转引自吴泰、陈高华《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6—77页。

[8]《福建莆田祥应庙碑记》，见《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9期。

[9]洪迈：《夷坚三志己》卷“6王元懋巨恶”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266册，第29页

[10]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15《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盗》，《四部丛刊初编》第269册，第253页。

[11]《元史》卷205《奸臣·铁木迭儿》，中华书局，1976年，第4578页。

[13]《明史》卷325《外国六·佛郎机》，中华书局，1974年，第8433页。

[15]崇祯《汀州府志》卷《9赋税》载该地宋代盐纲情形谓“：长汀、宁化、清流三县运福盐，上杭、武平、连城三县运漳盐。多者十纲，少者三四纲。每纲十船，每船六十箩。官给纲本，至福、漳二府买盐，运至本州编排人户，分四等给卖之。”

[16]袁世振：《盐法议三》，《明经世文编》卷474—476，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219—5243页。

[18]雍正《山东盐法志》卷《7商政》。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7—289页列表示明山东纲商组织，惟将所列清代的12纲及其纲商数解释为明代的14纲及纲商人数，混淆了明清两代的前后不同。

[19]同治《潮州汀龙会馆志》，转引自陈支平《清代闽西商纲零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0]王在晋：《通漕类编》卷2《漕运职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5册，第297页。

[21]王圻：《重修两浙鹾志》卷16《盐政禁约》，康熙五十年重订本。

[22]《上海县为泉漳会馆地产不准盗卖告示碑》，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3页。

[23]叶调元；《汉口竹枝词》第27首，徐明庭辑校《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24]《圆金业兴复公所办理善举碑》，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

[25]《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所收《钱店公议条规》和《刀店公议条规》，转引自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236、356—357页。

[26]［日］日本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2辑，东京：丸善株式会社，1907年，第665、667页。

[27]《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奏为考察南洋华侨商务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151页。

[29]［日］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支那开港场志》第2卷《扬子江流域》，1924年，第627页。

[32]［日］日本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2辑，第115页。

[33]［日］日本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2辑，第543—544页。

[34]《旅居福建广州潮州三公帮概述津埠洋货局取代跑合人沽发货物情形文》，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12—1113页。

[35]民国《汉口小志·商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4，第139—140页。

[36]《关山东公所义冢地四至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94页。

[37]《汀州会馆碑记》，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358页。

[38]《长洲县禁止外来船只向烟帮起货码头硬泊占踞滋扰碑》，《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48页。

[40]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页。

[41]谭棣华等编：《广东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86页。

[42]《安澜口神天》，转见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天妃史迹的初步调查》，《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64—65页。

[43]《泉郡施棺修冢善行碑记》，吴乔生等编《泉州古城历代碑文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

[44]《修建徽郡会馆捐款人姓名及建馆公议合同碑》，《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77页。

[45]《重修江西会馆记》，《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60—366页。

[46]《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香店条规》，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309页。

[47]《上海县西帮商行集议规条碑》，彭泽益选编《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9页。

[48]《重修三山会馆捐款人姓名碑》，《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55—358页。

[50]《浙绍公所肇兴中秋会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10页。

[51]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

[52]《潮惠会馆众商捐金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26—330页。

[53]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682—764页，并参见《字林沪报》第530、953、1005号。

[54]《洪江育婴小识》光绪十四年周礼濂序，卷1《识十馆》，光绪刻本。

[56]转引自［日］三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帐簿》，ミネルウア书房，1995年，第13—14页。

[57]《苏州新建武安会馆碑记》，《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89页。

[59]《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刻本。此书承武汉大学石莹教授惠示，深致谢意。笔者后来又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阅见同年刻本。

[60]［日］日本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2辑，第74—84、106—115页。

[61]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1087、1108、916页。

[62]《苏商总会关于入会有关规定的布告稿》，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年—1911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4页。

[63]《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200—533页。

[65]徐珂辑：《清稗类钞》农商类“上海土业”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2318页。

[66]参见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1—153页。

[68]《支那省别全志》第9卷，湖北省，大正七年（1918），第910、933、957、979页。

[69]《支那省别全志》第11卷，江西省，大正七年（1918），第34、61、808、840页。

[70]《支那省别全志》第5卷，四川省，大正六年（1917），第906—908、927—928、933—936页。

[71]《支那省别全志》第10卷，湖南省，大正七年（1918），第846、894页。

[72]《支那省别全志》第4卷，山东省，大正六年（1917），第745—746页。

[73]《支那省别全志》第7卷，陕西省，大正七年（1918），第794—795、803、808、810—813页。

[74]［日］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支那开港场志》第2卷，第168—173、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