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字号”，刘河镇的地方人士解释说：“字号者，以二字为记号者也。货多而帮众，往来不一，奚能尽悉其真伪。有字号以记之，则不问其商人之何姓何名，而但以字号为问。凡货之高下，价之贵贱，俱可随字号以定。盖为字号者，俱系身家殷实之人，有之，可无匪人假冒之弊矣。”^[34]字号是店名、牌号，是区别商家的标记，也是质量和信誉之所在，是店家的无形资产。在实际商业活动中，字号大多以二字为记号，后一字多取兴、隆、茂、盛、利、吉、昌、顺、和、丰、泰、有、成、源、森、益、升之类，前一字以形容词或动词取之，合而组成寓意生意兴隆、大吉大利的发财之意，而二字前再冠以业主之姓以示区别。^[35]这是中国商业店铺自古至今一直采用的取名方式，各行各业类皆如此。^[36]

《海商碑》中列名的刘河镇的豆船字号，按照《刘河镇记略》所说，“设有长庄字号赴销货物”，实是运销豆麦杂粮的商业资本主开设的铺号。这些字号主，大多是由外地来的“客商”，从地方文献描述来看，“俱系身家殷实之人”，“货多而帮众”，拥有巨额商业资本，有的最初起家时不过“万金家业”，而到后来，富者多至“千百万”两银。交易时，“凡货之高下，价之贵贱，俱可随字号以定”，其经营规模相当可观。这些字号，大多拥有从事运输的船只，少数字号运输附载亲友商艘，偶尔也雇请他人熟悉的船只运输，如《海商碑》所称，“皆系自舡，或附载亲友商艘居多，间有雇写他舡，亦与熟识舡主交易，相信相孚、无欺无弊者”。他们只是将货运到刘河，与在刘河购货的商人即“内客”彼此不相谋面，买卖双方并不直接展开交易，而是通过中间交易的豆行来完成商品的过割，所谓“售货者惟行，收银者亦惟行”。这种豆行，即豆业同行所说，“其积贮贩卖之所，名之曰行，诸同人皆良贾，□业于豆者也”^[37]，“故同业牙行曰豆行，又称饼豆行，俗称关货行，以货皆从关东、山东来也”^[38]。豆业牙行在内外商之间从事交易，大概因为交易量大，抽取的牙用仅为每两一二厘，比率相当低。豆业牙行不但在内外商之间居间交易，而且负责货款的回笼，所谓“外商之银钱惟牙行是问”。豆船字号从山东、关东等地将豆货运到刘河后，就直接销往豆行。豆船字号就与豆业牙行形成了相互依赖、不可或缺、同盛共衰的商业合作关系。

这样的豆船字号，与一般的沙船主也有所不同。在太仓等地的船主，也称船商，大多是当地人，所以嘉庆初年包世臣说“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39]。他们开设船号，是为了揽载客商货物运输。而豆船字号主要是外地客商，特别是山东客商，在刘河镇的字号力量最雄。豆船字号如无自有船只，就需向沙船主租赁船只，或者委托沙船主提供船只运输。因此，豆船字号与船商，前者主要从事商品贩运，后者主要提供运输服务，是一种商业运输的合作关系。

刘河镇上因为豆货交易量巨大，现银结算烦难，字号与豆行业内定例，不再每日结算或每笔结算，而是定为标期，每10天一标，逢六之日为标期，即每月的六日、十六日、二十六日3次，到期送上标银清算即可。交易有了固定的标期，克服了“或拥货而无银，或有银而无货”的不便，而可随时交易，交易豆行按期付银，购入豆货的内客也准期付银。而且标银结算后，并不留在刘河，而是解往苏州。清前期苏州是江南乃至全国极为突出的金融中心，银钱流通量巨大，乾隆中期，苏州的钱庄有可能多达150家以上。^[40]豆船字号采用标银的方式将货银解运到苏州，所谓“俱以刘河为聚货之区，以苏城为聚财之地，逢期收银，皆解送于苏城”。这些“送标之船，每标动以廿万”，银数相当可观。清前期苏州发达的金融市场，正是依赖包括刘河豆业字号在内的商品流通造就的。刘河与苏州之间相距一百多里，水路港汊，解送银两的船只风险很大，为了确保驶往苏州城的标船的安全，豆船字号，特别是标银量大的山东豆船字号，从布政司衙门申领了鸟枪、火药、兵器，又特意从山东老家聘请来拳棒教师，专程押运。其中尤以山东登州、胶州的两帮字号实力最为雄厚，“立钱票船四只，以八为期”，打出“奉宪护送”的旗号，保护标银，^[41]其气派和声势为当时民间商业运输所罕见。其余字号或雇人传送，或自行押送。可见江南地方政府对豆船字号，特别是山东豆船字号主的经营极为重视，予以特别保护。

这么众多的字号，交易量如此之大，税额自是极为可观。为了防止偷漏税款，也为了方便交易，地方政府特设“保税行”。担任保税行者，是身家殷实，素习商贩的“商人之领袖”，是与刘河当地人休戚相关，而且与奉东商人一向熟悉的当地人。由他们负责保税事务，官府和客商均较为放心。而且富有的保税行主，互相之间也联名具保，负连带责任，容易获得客商认可和信任。如有宁波人吴姓者，明末兵乱时逃到刘河，入赘茜泾季氏，季氏无子，即承季氏之业，接办季长泰保税行。又有泰兴季氏，世代从事辽东商贩之业，投靠刘河舅家万姓，开设万复隆保税行。还有昆山之徐，杭州之郑，都与刘河当地的富商巨家相善，一个开设徐恒豫保税行，另一个开设郑复兴保税行。有了保税行，外地商客运货到刘河，先至保税行报明来历，保税行转禀海关，海关前往扦仓计货，保税行代为纳税，而后发往豆行发卖。^[42]这样一来，贩运豆货的商客是有来历的人，经营保税行和牙行的当地人则是在官府备案而且负连带责任之人，官府无税款偷漏之虞，商客也简化了诸多中间环节。商客、豆行、保税行，形成了相互关联互负责任的商业经营链。

保税行专为外地来的客商而设，内地商人到刘河办货，也要通过中间人接洽，于是当地人在布政司衙门领帖，开张豆行、杂货牙行，由其“招接内商，视其货之高低，定其价之贵贱，使内外商人各无争竞，而扣用一二厘，以供用度，而外商之银钱，惟牙行是问”^[43]。这样，无论外商和内商，不但互相之间并不直接发生交易业务，而且各自都通过相应的中间豆行或牙行定价算银。这种交易随时但按期付银的方式，既简化了手续，又确保了银货两讫。这是目前所知鸦片战争前江南商品交易最为发达完善的货银交割形式。可见由于商品产销的专门化，交易的分工日趋细密完善，市场要素配置日趋合理，商品交易日趋便利有效，商人购销商品的商业成本也可能不断下降。刘河港每年进出的豆石船约为一二千只（如嘉庆三年十月到十二月，3个月中仅停泊刘河和违例越泊上海的赣榆县豆船就多达275只），可知交易的豆粮达四五百万石。大批量的交易额，催生出新颖完备的交易方式和货银结算方式。这种交易的繁盛局面直到嘉庆十三年（1808）豆船获准改泊上海后才结束。^[44]刘河市场上如此兴盛的豆石交易，正是由华北和东北及苏北豆石南下造就的。

豆船字号家大业大，其主要业务是从苏北、胶东和辽东等地进货运往刘河，在刘河自行经管殊少可能，而若要从北地选人到江南管理，则人生地疏，处处掣肘，于是字号大多通过委托当地人代为管理的方式来开展经营活动。这样一来，在刘河的豆粮交易行业中，就有一种“非商非贾非行非号”的经营管理者。这种人，为当地人，精于会计，善于判断，其能力为乡里所佩服，家资富厚，在地方上有信誉，既与当地牙行商贩熟习，又与外地客商有交情，银钱相托，要重情有义，这样素质的人，就是豆石字号客商委托为经营管理人的最合适人选。地方文献就有所记录。张洪声，本姓周，名镛，号素亭。由舅家抚养成人，就改以舅家之姓。家资富有，苦无子嗣，捐了个布政司理问。其人“有亿中之才，无宿诺之心，精于会计，善于判断，是以闾里无不佩服”，既与当地牙行商贩熟习，又与奉、东商客乐为交往，因而字号多委托他代为管理具体事务。由张洪声代管的字号据说有12家之多，其中山东登州帮有永兴、合兴2家，胶州帮有吉顺、正义、义成3家，安徽徽州帮有德盛、诚和2家，浙江海宁帮有金长和1家，关东有叶隆昌、黄颐庆2家，上海有唐永裕、赵泰源2家。十几家字号由一人代为管理，足见其人之能力和为人所信托的程度。这么多字号，由一人经管，张洪声自然无法具体照料，于是他更请太仓人潘端植、徽州人闵宗侯和刘河镇人金端表三人为帮伙，具体操办，其本人则出入调度，大权独揽。^[45]《刘河镇记略》的作者金端表，由该书所记可知，就曾在受托经营字号的洪声手下当帮伙，后来又在苏州料理胶帮商人字号吉顺号之业务，是一个对刘河豆船字号经营状况及其兴衰历史非常熟悉的刘河当地人。如此有名有姓的委托经营，不仅在清代江南粮食交易的既有研究中未见，而且在清代前期各业商品流通中也不多见，实属难得。

刘河的豆船字号，上述地方文献中提到的山东商人开设的中和、利吉、吉顺、恒利等字号，在《海商碑》中就曾列名，可知到乾隆十七年立碑时，不少字号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所以豆船字号主自称在刘河活动“六十余年”。豆船字号的长期存在并持续兴盛，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豆船字号的雄厚实力。

这些豆船字号，长期在刘河贸易活动，当地的兴衰与其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因而在地方的文教和社会慈善设施的建设中，豆船字号也出了大力。乾隆十七年，镇洋县创设娄东书院，开办普济堂和育婴堂，据说“南北众商闻风踊跃”，奉东和江浙各商中年高有望者，每帮推举一人，联名具呈县衙，愿意捐款。碑文中倡首的豆业字号范利吉，带头呈文镇洋县，称在刘河口航海贸易数十年，赖地方政府保护，商利船安，因而乐意输捐，以资所需费用。捐款的标准数额是，船分3等，每次进口，大船捐银7钱，中船捐银5钱，小船捐银3钱，船户和商号各半，总数可达千两银子。^[46]刘河镇自元至正年间起即有天后宫，康熙开海后，天后宫大殿西首朝东署门南边的数十间楼房作为收税之所。乾隆时期，“刘河镇各省商人云集，天后宫香火昼夜不绝”，于是通州船商刘姓者于乾隆三十年在浮桥南3里的刘河新镇另建新天后宫，通字商船公同捐建，“其宫大殿规模金身神像，与老镇行宫无异”^[47]。刘河镇天后宫的旺盛香火，主要是由豆船商人提供的。束转河，曾于康熙十年由巡抚马祜主持拨官帑开浚。乾隆三十年前后，官方重行开浚，所需费用由船商公捐，江苏吕四的船商带头踊跃公捐，凡业船之家无不乐从，乾隆三十三年更定立规条，年年挑浚，但因为大刘河淤塞，商船星散，束转河也就长期得不到挑浚。刘河镇的水利兴衰与豆船字号的消长有着直接关系。字号对地方政府兴办社会和文教事业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形成了良性互动，“自此以后，商民乐业，船如蜂拥而来，行号日增。自海关至外口十有余里，商船相接，有四缆停泊者，直至口外四五里……而扦仓看样者，直至两旁，海舟停泊稠密如城，亦竟其船之已在大海中矣”^[48]。地方政府在旧镇浮桥南3里别立新镇，民居稠密，乾隆时“号称极盛”。^[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