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刘河镇原无豆船字号。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开海禁，次年设立江海关，刘河是江海关的分关。康熙二十四年地方政府题定章程：“行驶闽省商船，名曰‘鸟船’，熟于浙台洋面，不入北洋，来江俱收上海口子；江省商船名曰‘沙船’，熟于奉东洋面，不入南洋，来江俱收刘河口子。”^[19]定制从事北洋贸易的船只必须收泊刘河。刘河之有从事“北洋”贸易的沙船停泊，可以说得力于清政府开海贸易的制度规定。

但是开海之初，因长期的海禁和清初的迁海，沿海贸易极度萧条，海船“舵工水手久无其人”，虽然开海，一时之间并无海商前往刘河，字号之设更无从觅其踪迹。后来有安徽商人金姓者，赍带资本到刘河创造海船，从此而开创了刘河的海船字号业，“帆樯林立，江海流通”。后来又有江苏通州商人刘姓、吕四商人赵姓继起而为海商，山东胶州则有商人开设中和、利吉字号，莱阳则有商人开设吉顺字号，汇县则有商人开设恒利字号。同时也有专门从事运输的船户，来自吕四的高、姚、包、赵等大户及诸多小户，于是苏北、奉东各口之商贩在刘河镇设立的运输字号“如云而起矣”。

刘河镇豆船字号集中，不独在于北洋贸易沙船必须收泊刘河，也与青口对渡豆船停泊刘河有关。江苏海州赣榆县青口镇，集中了苏北等地出产的豆货。开海后，定制青口豆货可以直接对渡刘河镇粜卖，由赣榆县开出载运黄豆的船单，填注“自青口出口，运往刘河发卖字样”，开折呈送海关查核，海关盖印后，豆船开往刘河，入口后注销。后来到康熙五十七年，由于民间利用这种对渡贸易越贩透漏税款，被两江总督长鼐题请禁止。雍正三年布政使鄂尔泰考虑民生，请求弛禁未果。接任布政使漆绍文议请诚实船户可以装运刘河，一度对渡贸易事实上恢复。雍正七年，两江总督范时绎认为，赣榆豆船原有内河可通，不必通过对渡刘河贸易而生弊端，因此题请禁止。如此屡开屡禁，不时反复。乾隆三四年间，太仓歉收，关东、山东各地都遭荒歉，豆船不到，直接影响到太仓及江南其他地区居民生计。赣榆县却年成丰稔，从民食出发，乾隆五年（1740）四月，两江总督那苏图题请将赣榆之豆由青口出口，对渡刘河，获得朝廷允准。青口豆船对渡刘河作为清廷接济江南民食的手段而被运用。从此青口豆船对渡刘河直到嘉庆中期豆船改泊上海，一直处于稳定时期。《太仓州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所记，正反映了青口豆船对渡贸易正常时期的兴盛景象。

青口和刘河之间也即苏北与苏南的这种对渡贸易，官府允许的范围只是沿海的赣榆一县所产豆石可由青口直接对渡到刘河口输入江南，而其他广袤地区的商品仍应由运河南下，到淮安关纳税。嘉、道时的名士包世臣称：“直隶海州三属壤地之广，东西至二百七十里，南北至三百五里，虽有山水侵占、营灶错杂及斥卤不毛，约去其半，此外可稼之土，麦地、稻田、杂粮、豆地，各居其一。近奉查办新淤，居民渐知贵谷重土，生殖益繁。其土产粮豆、腌猪、咸鱼，向来贩卖畅销处所，皆在苏松。因地属淮关，关境出境土产，例由王营、草湾一带陆运渡黄，赴淮关报钞，往南销售。其需用纸张、布匹、棉花各种南货，例亦应由淮关报钞渡黄陆运赴海。唯赣榆一属，三面环山，一面距海，中无内河，于乾隆五年经总督郝公奏明，准该县豆石由青口出海，对渡刘河，赴上海关纳税。”^[20]然而口子既开，海州其他县份以及苏北其他府州的商品，为了运输方便或逃税减轻经营成本，也往往利用这一政策上的空子，纷纷由海道南运。^[21]本应取道运河经过淮安纳税的苏北其他地区商品，也利用青口对渡的规定违规经由海道直接销往了刘河，使得刘河入口的船只更多。

由于苏北沿海州县的商品运输者利用青口刘河对渡贸易的方式从事经营活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对由海道南下的商品基本上并不严加甄别是否只是赣榆一县所出而听之任之。乾隆四年，淮关监督准泰咨称：“查清沟口为渔滨河泄水门户，下接马家荡，商贩货船木植等物多从此处偷越，实为轧东之漏卮。所以前关年任内设巡船一只，拨役稽查。后巡船裁撤。”^[22]轧东口位于阜宁县东沟地方，距淮安大关120里，于康熙二十八年题准在该口收税；清沟分口距本口30里，一向只在该处分役巡查。凡是安东、海州的豆麦本应经轧东口到马家荡南去，而偷渡者往往从清沟口雇船出马家荡，所以官府在河心钉桩木以绝走漏，但收效甚微，官府干脆于乾隆五年撤去桩木，在清沟口设立税房，所收税额汇入轧东口报解。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十八日，海州莞渎镇民人王大德告发，响水口有大伊山镇人吴公盛和住居海州的陆云峰等6家，朋充写船行，包载出口。王本人曾在乾隆四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双港地方获得驳船2只，一名唐明远，一名周永盛，舵工何万国，商客系海州沈姓。更见卞家堡泊有豆船数十只，现未开行，似此船载分明绕越属实。王大德并称：“若不叩查究禁，则海、赣、沭、安之货，尽从洋去，必致赋额有亏。”官方查核后认为，“海、沭、赣、安等处出产豆麦杂粮，有并不经由淮关设口地方往来售卖者，向听民便，从无概令赴关纳税之例。即或该处果有奸牙勾串南下货物绕越偷漏情事……何烦局外民人协差查拿”^[23]。可见，天长日久，官府的做法是承认既成事实，“听从民便”，不必迂远经由淮关纳税。在这种做法下，由海道南下的地域范围日益广阔，由刘河入口的商船日益增多。这也是清代开海后刘河商品贸易繁荣的重要原因。

江苏地方官府从民食和便利商业运输出发，甚至对山东豆粮船只是由运道还是海道运致时更倾向于海道。雍正十一年，为了海防需要严禁米粮出海，署理两江总督赵弘恩檄行属下对于山东海运南下粮船也要严行禁止，苏州布政使却有不同看法，回复总督称：山东豆粮为江苏民食所必需，南运由河运要在运河榷关纳税，海运要在海关纳税，由运道还是由海道，与税收无关；山东沿海州县由海道南运粮食比河运便利，如果禁运，或强行勒令取道运河南运，加重负担，既不利商民运输，也可能造成山东豆货壅积，更可能影响江南民食；粮船由海道南下，只要山东和江苏两省海口互相核对，是否人船符合，沿海兵役认真稽查严防贩运出洋，海防可以无虞，民食也不致影响，因此，山东豆船可以不必禁其海运。^[24]赵弘恩似乎只得接受江苏藩使的意见，仍然维持山东豆船自行决定南运线路的做法。

正是在青口对渡贸易稳定时期和北洋贸易日益扩展的时期，刘河镇的豆货杂粮贸易进入最为兴盛的时期，豆船字号设立也处于繁盛阶段。《海商碑》所反映的刘河字号盛况，也正是青口豆船对渡的兴盛时期。开海不久，山东，关东，山西，安徽徽州，浙江海宁，江苏上海、崇明、昆山和苏北青口、通州、泰州等地商人，就纷纷在刘河设立豆货、杂货字号。仅山东登州帮商人就设有永兴、合兴等十六七家字号，胶州帮商人更设有吉顺、正义、义成等字号20余家，徽州帮有德盛、诚和等字号，海宁商有金长和字号，关东商人有叶隆昌、黄颐庆等字号，上海商有唐永裕、赵泰源等字号。到乾隆十七年，在《海商碑》中具名的东省（即山东省）字号多达31家，江省（即江南省）字号多达59家，共计字号90家。这是记录刘河字号数量最多、名称最为具体的材料，为我们研究清代刘河镇的豆货贸易及各地商人在江南的字号创设情形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资料。以往有关清代海运业的研究，往往只提江浙闽船商，而很少有关于山东商帮的详细描述。《海商碑》中列名的山东豆船字号如此之多，而且其财力最为雄厚，可见山东商人，特别是胶东商人是清代前期海运业的主力，在将华北、东北豆货输往江南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按照地方文献的说法，“乾隆二十年之后，刘口之船益多”，“自此以后，商民乐业，船如蜂拥而来，行号日增”^[25]，其后一段时间内刘河镇的豆船字号应该更多。道光初年的《刘河镇记略》中提到，由人代为经营管理的山东字号永兴、合兴、吉顺、正义、义成，徽州帮字号德盛、诚和，海宁字号金长和，上海字号唐义裕、赵泰源等，多达12家，但在碑中都未见其名，可见其时刘河豆船字号当在百家左右。

区区刘河一镇开设有如此繁多的豆船字号，实质上是当时江南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大势的反映。由明入清，江南的人田比例迅速下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量增加，酿酒等工业用粮和商品生产者口粮消耗剧增，江南缺粮情形日益严重。江南从外地输入粮食最多的乾、嘉年间，每年由长江输入米粮1 500万石，由运河和海道输入东北、华北豆麦杂粮1 100万余石，共计约2 600万石。^[26]东北、华北地区输入的豆石，有着广泛和重要的用途。大豆用以榨油、磨腐，加工豆制品；豆饼为江南棉花生产的基肥和水稻生产的追肥，肥效极为明显，成为清代江南农家新辟的肥料来源，因而取广用宏，需要源源输入。康熙二十四年开海贸易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线呈现出日益繁忙的景象，其中从事北洋航运的沙船运输业尤为突出，人称“自康熙廿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27]。康熙五十四年，商船同行就在上海创立了商船会馆，到乾隆二十九年重加修葺，气派非凡。^[28]嘉庆初年，“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29]。道光后期，人称“上海为阜通货贿之区，其最饶衍者莫如豆。由沙船运诸辽左、山东，江南北之民倚以生活。磨之为油，压之为饼，屑之为菽乳，用宏而利溥，率取给于上海”^[30]。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油豆饼同业在南市城隍庙建立了公所萃秀堂。据《上海豆业公所萃秀堂纪略》称：“上海为海疆严邑，昔时浦江一带，登、莱、闽、广巨舶，樯密于林，而尤以南帮号商与北五帮号商之沙船、卫船从关东、山东运来豆子饼油为大宗生意。吾业行商为买卖机关，分销各省，营业为全市冠。”^[31]其时豆粮交易是上海的最大宗生意，因而全市通用银两以豆业所定的“豆规银”为准。从事豆粮运输的沙船主也为上海最有实力的商人。早在康熙后期，上海沙船主张羽可即张元隆，开设船行，“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仅在华亭一县就领过船照28张，康熙五十一年五船同开出海，而且“立意要洋船百只，已有数十只”^[32]。直到清代后期，上海的沙船主仍然拥有十分雄厚的实力，在上海的商界居于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33]上述上海豆业交易的繁盛景象，是沙船集中收泊于上海一地的结果，由此情形，结合《海商碑》，可以推知乾隆年间沙船定例收泊刘河时当地的兴旺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