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河镇位于长江口南岸。雍正二年（1724），太仓州由苏州府属州升为直隶州，析州置镇洋县，刘河镇属之，镇在州城东60里，属十九都六图和下七图。现为江苏省太仓港口开发区，南与上海市宝山区隔新浏河相望。

刘河得名较早。南宋建炎年间，有句容县民刘、姚二姓为避兵乱逃居于此，刘居西沙，姚居东北沙，辟草开垦，成为土著。当时娄江水量减缩，海沙日积，将太仓以东40余里塞成平陆，刘姓捐家资之半，将娄江下流开成巨港，引水入海，不仅海外货物便于输入，而且沿海之田畴尽得丰收，乡民感念其德，顺口称为刘家河，^[1]俗称刘家港。刘河镇因而得名。

刘河镇是在青龙镇衰落后兴起来的。青龙镇是上海县西部的一个重镇。弘治《上海志》载：“青龙镇，称龙江，在四十五保，去县西七十里。瞰松江，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越交广之途所自出。昔孙权造青龙战舰于此，故名。宋政和间改曰‘通惠’。后复旧称。市舶提举司在焉。时海舶辐辏，风樯浪楫，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也，号‘小杭州’……元末其市渐徙于太仓。”又称：“东海在县东，海中岛夷唯倭国最近，宋元间入贡，皆由青龙市舶司，司后渐徙于四明。”^[2]绍熙《云间志》卷上《镇戍》称青龙镇“居松江之阴，海商辐辏之所”。因为元代市舶司东移至四明，青龙镇才逐渐衰落。

刘家港兴起为港口，得力于元代大规模的海上漕运。元代定鼎大都后，全国的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京师粮食“无不仰给于江南”^[3]。由于久经战乱，运河失修，河道湮废，虽有中滦之运，却因挽输之劳甚艰，南粮北调成为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当时的娄江即刘江的入海口，“不浚自深，潮汐两汛，可容万斛之舟”^[4]。元至元十九年（1282）八月，管军总管朱清、张瑄为漕运之需，“循娄江故道，导由刘家港入海”，对刘河作了疏浚。^[5]朱、张运漕大军由60艘平底船组成，载粮4.6万石，从刘河出发，首次将漕粮沿海路运抵燕都，开辟了连接南北的海上通道。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政府在太仓刘河港口正式建立都漕万户府，海运的规模日益扩大，漕运的吞吐量逐年增加。其数由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159.5万石，增至天历二年（1329）的352.2万石，大体上呈逐年上升的势头。

朱清、张瑄在主持海上漕运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以刘家港为出海口的海外贸易，所谓“浚娄江达海，大通番舫，琉球、日本、高丽诸国咸萃焉”^[6]。

明初，明廷因元之旧，仍行海运，刘家港仍是海上漕运的唯一港口。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命户部在苏州太仓储粮20万石，令都督张赫督领海运，以供辽东所需。洪武七年，靖海侯吴祯在太仓城东半泾上，建海运总兵馆，负责海上漕运事宜。自洪武五年至永乐元年（1372—1403），每年约有六七十万石粮米运到辽东。这每年数十万石粮米远涉重洋，源源不断地输往辽东和北平地区，使兵粮无缺，对明朝肃清北元残余势力、稳定北方局势，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使太仓作为明初的海港发挥着重要作用。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政府在太仓城南码头建海运仓，当地人称为“南仓”，设有天地字号等仓廒91座，仓房919间，专门收储浙江杭、嘉、湖及直隶苏、松、常、镇等地交纳的税粮，多至数百万石，俗称“百万仓”。至永乐初年，仍“贮米数百万石，浙江等处起运秋粮皆赴焉。故天下之仓，此为最盛”^[7]。

元代至明初的海上漕运，元代发达的海外贸易，使刘家港得以迅速发展。每年春夏二季，大小数百艘海船驶入港内，“万艘如云，毕集于海滨刘家港”^[8]。刘家港就由唐宋时期“田畴半辟，居民尚不满百”的小渔村，到元初发展成“万家之邑”的港市。^[9]明初人陈伸描述元代刘家港的繁盛景况道：“漕运万艘，行商千舶，集如林木；高楼大宅，琳宫梵宇，列若鳞次。”^[10]明中期人桑悦称，由于朱清、张瑄于此开创海运，“市民漕户，云集雾滃，烟火数里。久而外夷珍货棋置，户满万室”^[11]。刘家港成为享誉四方的“天下第一都会”，港市十分繁华，“海外诸蕃因得于此交通市易，是以四关居民，闾阎相接，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马头’”^[12]。刘家港的繁盛从此保持了5个多世纪。

元代和明初在刘家港的长期经营，该地通江达海的优越地理位置，为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郑和下西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郑和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前后28年间，率领有2万七八千人的数十艘至百余艘各种船舶的庞大船队，在“鲸波接天，浩浩无涯”的大洋上，“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沧溟十万余里”，抵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13]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郑和下西洋，按照郑和亲立碑石的说法，7次全部是由刘家港出发的：“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经今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14]郑和船队每次也都以刘家港为返航的收泊地。郑和船队以刘家港为远洋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既是刘家港具有国际化港口的有利条件的反映，又促进了刘家港的港口建设及其腹地经济的发展。郑和使团在这里集中、编队、维修船只、训练水手、补充给养、迎送各国使者、举行盛大的祭祀海神天妃的活动，并囤积物资做出洋准备和归舶后的调整善后，对刘家港的港区条件要求很高。刘家港以其宽深的港湾，良好的码头设施，充足的库储以及精湛的船舶修造水平，为郑和船队的远洋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郑和船队的长期大规模活动，也为刘家港的兴盛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郑和使团不仅带回了西洋各国的奇珍异宝、土特产品，也将一批批外国使团迎来送往，将大量的中华物产输向世界各国。刘家港不但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也成了明廷对外交往的口岸。明人称颂其盛况道：“今永乐承平之岁，薄海内外，靡敢不服，九夷百番，进贡方物，道途相属，方舟大船，次第来舶，太仓复旧之宏规。”^[15]清人溯述其繁荣景象道：“是时西洋贡船络绎不绝，咸欣其便，遂称为天下第一码头，各国奇珍异宝无不毕集。”^[16]刘家港显示出了国际化大都市的恢宏气派。

刘家港作为海港，与其主要水道入海水量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主要泄水道的刘家河，起自吴县鲶鱼口，经苏州城娄门，东贯昆山，又东至太仓，环州城而南，东入于海，迤逦180多里。刘河自明代永乐年间夏原吉大修后，直到万历年间，由于不断修治，大体上保持着畅流通航的局面，发挥着宣泄太湖入江最为重要水道的功能。万历以后，刘家港为潮沙壅积，刘河水量渐小，河面日益收缩。其根源是刘河上流不畅，河水东下，海潮西上，清流（河水）敌不住浊流（海潮），潮水顶冲，潮泥逐年淤积，刘河沿岸豪强又竞相围田，以争尺寸之利，以至刘河衰退为涓涓细流。天启四年（1624），应天巡抚周起元指出：“刘河一线，仅通吐纳，而吴淞与白茆二水则淤为平陆。”^[17]但当时三河之水全“以一刘河泄之”，江南时闹水灾，而刘河沿线却无大害。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刘河入海“口门突涨阴沙”，刘家港较前大为淤浅。康熙九年（1670），江南遭遇大水，水灾严重，灾后苏州布政使慕天颜主持大疏刘河，在康熙十五年大水和十八年大旱的年景，刘河较好地发挥了泄洪和调节水量的作用。乾隆二十九年（1764），刘河在巡抚庄有恭主持下得以再次疏治。在此百余年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刘河畅通，刘家港港口泄水能力较明后期有所提高，刘家港再度发挥出万历以前海运港口的正常功能。

与此同时，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废除了自明代以来长期实行的海禁，刘家港成为设立于上海的江海关的分关，而成为关东、山东诸海舶收口之所，山东、辽东和江南等地的海运商人纷纷在那里设立豆船字号，大豆等百货坌集，自后直到嘉庆中期，刘河镇成为江南最大的豆、饼、杂粮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