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享有“南京布”盛名的江南棉布,远在鸦片战争前的两个半世纪中源源输向世界各国,其商品流向与鸦片战争后迥然不同。遗憾的是,既有研究对其基本情形一向不甚了了。
上述分地域或国别的考察表明,依据当时域外人士的描述和中国地方文献的记述,明后期起蜚声于西方各国的“南京布”,最初可能是一种由紫花棉花织成的布匹,后来实际上衍展为江南较为常见的代表性布匹,即小号布匹。这种布匹广泛织造于苏松地区,因产地属于南直隶,而被西方人称为“南京布”,因而不宜将“南京布”限定为“上海棉布”或者“松江棉布”、“松江布”,将其理解为“苏松棉布”或“江南棉布”可能更符合其本来面目和历史实际。
南京布销往欧洲的时代,远早于有些学者表述的18世纪3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其销往英国为嚆矢,而起始于16世纪中后期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东来之后。明后期的中菲贸易及随之兴起的马尼拉大帆船远洋贸易,原来一向以为只是生丝丝绸贸易,其实棉布与丝绸一起,构成了早期马尼拉中转贸易的大宗商品。残存下来的马尼拉海关档案显示,清朝初年开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一般均装有数量不等的南京布,从发展趋势看,在清廷开海设关后,南京布销往马尼拉的数量和价格均有所增加,每年在1万匹左右,约占输入各地棉布总数的五分之一。
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西方各国输入南京布虽然较为后起,但其输入量和规模远胜于此前的葡萄牙与西班牙。南京布输出到俄罗斯的情形,一直未曾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揆诸实际,其时代要远远早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外的欧美各国,而至迟开始于17世纪50年代。前后通观,从1775年到1781年俄国输入的棉布价值占其总量的52.2%,在18世纪最后20年间,南京小土布每年超过了300万匹,价值在一百五六十万卢布以上,成为中俄易货贸易的价值尺度。较之欧美和俄罗斯等国,日本大量输入的中国商品主要是生丝、丝绸、蔗糖和药材,棉布输入的数量极为有限,而且停止输入的时间也最早。
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一个世纪,正是江南棉布生产由盛转衰、国内外市场逐渐收缩的时期,西方世界输入南京布的盛衰过程,正与江南棉布销路由盛转衰的过程相一致,充分反映出江南棉布在中西贸易中前后地位的重要逆转。南京布外销量的前后消长过程,清晰地反映出,中国商品海外市场的扩展仰或收缩,完全取决于输入国的同类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情形,而并不取决于清朝的对外贸易政策及其相关措施。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注释】
[1]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初版,1955年;商务印书馆再版,2011年,第40页。
[2]全汉昇:《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原载台湾《清华学报》第1卷第5期,1958年,收载《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第638—639页。
[3]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年,第207页。
[4]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第295页。
[5]金国平:《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中关于“松江布”的记载及其吴语词源考》,《史林》2015年第1期,第52—53、55页。
[6]陈国栋:《十七世纪初期东亚贸易中的中国棉布——Cangan与台湾》,收入氏著《台湾的山海经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467页。
[7][葡]托梅·皮雷斯:《1515年葡萄牙人笔下的中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87页。
[8]参见方真真《华人与吕宋贸易(1657—1687):史料分析与译注》,新竹: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0页。
[9]金国平:《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中关于“松江布”的记载及其吴语词源考》,《史林》2015年第1期,第53页。
[10]嘉靖《常熟县志》卷《4物产志》,第45页,《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7册,第1063页。
[11]崇祯《松江府志》卷《6物产》,第10页。
[12]崇祯《外冈志》卷《2物产》,第30页;卷一《风俗》,第10页。
[13]光绪《罗店镇志》卷《1疆里志·物产》,第31页。
[14]嘉庆《马陆里志》卷《7杂类志·物产》,第29页,1948年张乃铨铅印本。
[15]乾隆《支溪小志》卷《5杂志一·土产》,第2页。
[16]嘉庆初纂,民国续纂:《法华乡志》卷《3土产》,第13页。
[17]道光《乍浦备志》卷《6关梁》,第6页。
[18]康熙初修,咸丰增修:《紫堤村志》卷2《土产》,第43页。
[19]钦善:《松问》,《清经世文编》卷28《户政三》,中华书局,1992年,第694页。
[20]同治《上海县志》卷《8物产·服用之属》,《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6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622页。
[21]道光《七宝镇小志》卷《1物产》,《上海乡镇志丛书》第13册,上海社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22]光绪《月浦志》卷《9风俗志·物产》,第3页。
[23]民国《重辑张堰志》卷《1区域志·物产》,第17页。
[24][葡]托梅·皮雷斯:《1515年葡萄牙人笔下的中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第287页。
[25]转引自金国平《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中关于“松江布”的记载及其吴语词源考》,《史林》2015年第1期,第59页。
[26]何高济、何毓宁译:《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8、59、68页。
[27]《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巴罗中国行纪》,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21、444、137页。
[28][英]克拉克·阿裨尔著,刘海岩译,刘天路校:《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8、150页。
[29]T.S.Raffles,History of Java,1830,p.228.转引自黄盛璋《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线路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30][英]罗伯特·福琼著,敖雪岗译:《两访中国茶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0、72页。
[31][美]亨特著,冯树特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8、197页。
[32][英]罗伯特·福琼著,敖雪岗译:《两访中国茶乡》,译者注,第72页。
[33][俄]阿·科尔萨克著,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原著1857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34]转引自[俄]特鲁谢维奇著、徐东辉译《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原著1882年版),岳麓书社,2010年,151页。
[35]转引自[苏]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丰林译《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原著1974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36][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1、252页。
[37][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卷,第257页。
[38][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2卷,第385页。
[39]嘉庆《珠里小志》卷《4物产·布之属》,第27页。
[40]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8页。
[41]褚华:《木棉谱》,《丛书集成初编》第1469册,第10页。
[42]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上海掌故丛书》本。
[43]储学洙:民国《二区旧五图乡志》卷14《物产》,《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4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44]光绪《罗店镇志》卷《1疆里志·物产》,第31页。
[45]光绪《枫泾小志》卷《1区域志·食货》,第14页。
[46]诸世器:乾隆《绿溪志》卷1,第6页。
[47]乾隆《沙头里志》卷2《物产》,第14页。
[48]光绪《崇明县志》卷《4风土志·物产》,第3页。
[49]《官用布匹委官办解禁扰布行告示碑》(康熙十一年六月),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9页。
[50]按英制1码等于0.914 4米、1寸等于2.54厘米计算,这种布长5.49米,宽34.29厘米,正是江南一般棉布的基本长度和幅宽。
[51]金国平在其《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中关于“松江布”的记载及其吴语词源考》一文中评论徐新吾先生论述上海土布销往海外的历史时说“:这一说法漏掉了最早来华的葡萄牙人和随后而来的西班牙人。”(《史林》2015年第1期,第57—58页)
[52]转引自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香港:香港新亚研究所东亚研究室,1963年,第22页。
[53]转引自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第67页。
[54]转引自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第96、97、98页。
[55]转引自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第94页。
[56](明)佚名撰,平湖陆烜订:《云间杂志》卷中,第7、10页,《奇晋斋丛书》本。
[57]瓦拉,西班牙长度单位,1瓦拉(bara/vara)等于835.9毫米。
[58]比索(peso)、里耳(real),西班牙货币,1比索等于8里耳,约合中国银两7钱8分。
[59]方真真:《华人与吕宋贸易(1657—1687):史料分析与译注》,第106—107页。
[60]参见方真真《华人与吕宋贸易(1657—1687):史料分析与译注》一书和陈国栋《十七世纪初期东亚贸易中的中国棉布——Cangan与台湾》一文。
[61][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卷,第204—205页。
[62][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卷,第251、252页。
[6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第41页。
[64][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卷,第252、275、283、296、294页。
[65][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5卷,第432、479、539—540、543、557页。
[66][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5卷,第595页;第2卷,第325页。
[67]Thmos Forrest,A Voyage to New Guinea and the Moluccas from Balambangan:Including an Account of Magindano,Sooloo and Other Islands,London:G.Scott,1799,p.325.
[68][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2卷,第385页。
[69][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2卷,第440、510页。
[70][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2卷,第418页。
[71]王韬:《瀛壖杂志》卷“2沪土宜木棉”条,岳麓书社,1988年,第39页。
[72]何秋涛:《俄罗斯互市始末》,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三帙,杭州古籍书店影印,1985年,第190页下。
[73][苏]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丰林译:《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原著1974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6页。
[74]参见[日]吉田金一《ロジアと清の贸易にっいっ》,《东洋学报》45卷4期,1963年3月,第43页。
[75][苏]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丰林译:《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原著1974年版),第192页。
[76][俄]特鲁谢费奇著,徐东辉、谭萍译:《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岳麓书社,2010年,第152页及附表Ⅰ,参见[日]吉田金一《ロジアと清の贸易にっいっ》,《东洋学报》45卷4期,1963年3月,第44页。特鲁谢费奇《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所附表Ⅰ,译文均作“块”,对照米镇波所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及其相关记载,改作“件”。
[77][俄]阿·科尔萨克著,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第58页。
[78][俄]阿·科尔萨克著,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第57—58页。
[79][俄]特鲁谢费奇:《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第151—152页。
[80][俄]阿·科尔萨克著,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第59页。
[81][俄]丘尔科夫:《俄罗斯商贸史述》第2卷第2册,第41—52页,转引自[俄]阿·科尔萨克著、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第58页。
[82][俄]阿·科尔萨克著,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第59、59—60页。俄人著作,以译本丝绸作件而布匹作块,然1件(捆)丝绸的价值只相当于3块南京布,是不可能的。丝绸的“件”当作“块”,或布匹的“块”当作“件”。
[83]本文引用的俄文中译本,均将丝绸和棉布译作“块”,其实当作“匹”,可能规范些。
[84][俄]阿·科尔萨克著、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第94页)称其时“在下诺夫格罗德的集市上每年能够卖出的南京小土布和大布价值在300万—400万卢布”,当时南京布的销售数为30万件即300万匹,则每匹价格为1卢布,是指在俄国的销售金额,其进口金额对照布匹数,当在一半左右。
[85][俄]特鲁谢费奇著,徐东辉、谭萍译:《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第171—172页。
[86]钦善:《松问》,《清经世文编》卷28《户政三》,第694页。
[87][俄]特鲁谢费奇著,徐东辉、谭萍译:《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第153页。
[88][俄]阿·科尔萨克著,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第71、94页。
[89]黄与坚:《忍庵集》文稿一《太仓田赋议》,日本内阁文库影印本,第31页。
[90]钦善:《松问》,《清经世文编》卷28《户政三》,第694页。
[91]徐光启:《海防迂说》,《明经世文编》卷491,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第5442—5443页。
[92]姚士麟:《见只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第3964册,第50—51页。
[93]参见[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64页。
[94]转引自金国平《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中关于“松江布”的记载及其吴语词源考》,《史林》2015年第1期,第56、56—57页。
[95]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1959,p.180,转引自汪敬虞《汪敬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67页。
[96]《明神宗实录》卷496,万历四十六年六月戊辰,第3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总第9341页。
[97]《异国日记》卷4,转引自[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22页。
[98][日]永积洋子:《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年》,东京:创文社,1987年,第58、114页。
[99][日]山胁悌二郎:《长崎の唐人贸易》,东京:吉川弘文馆,1972年第2版,第197、231—232、234页。
[100][日]山胁悌二郎:《长崎の唐人贸易》,第108—109、320页。
[101]谕文见《漂海咨文》。该书系抄本,1函8册,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书高24.1厘米,宽17厘米,封面墨书“漂海咨文”4字。收录有关长崎贸易中日双方的咨文,中文咨文大多附有日文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