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巴县档案中有大量工商人户承应官府差事的诉讼内容，堪为反映清代重庆工商铺户活动极为珍贵的资料，至今未见人专门系统研究过。既有研究只有刘铮云从雍正年间赋税制度的变革入手，对官给私帖与牙行应差的关系作了考察；刘君从商人角度，对差役的种类、应差规则、差役扰害作过简要论述。^[1]而诸凡承值应差的社会背景、承值应差与行业把持的关系、官府的断案依据等，均未涉及，甚至将承值应差的范围仅局限在牙行方面。因此，相关研究方面仍有很大的学术空间需要填充。

理论上说，法律条例更加注重禁止把持行市，明代官府那种通过当行、承值等勒索工商铺户的做法业已废止，而改用按市价两平收买。然而有清一代，重庆一地与承值本质上相近的应差，在各行各业却普遍存在。应差如何具体实施？为什么重庆的工商人户不像其他地区的工商业者，甘愿承受这种剥夺性的应差？或者说应差以什么为条件，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展开，又带来了怎样的后果，重庆大量的商业诉讼正是因应差而起，对于此类诉讼官府又是如何裁决，为何会作出这样的裁决？这些都是值得关注和需要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