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阿尔贝·加缪，死于车祸的大作家

阿尔贝·加缪生于1913年11月7日，出生地是阿尔及利亚东部一个叫蒙多维的小镇，当时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

加缪的父亲名吕西安·加缪，是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附近一个小村子里的酒窖工，加缪是他的第二个儿子。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的父亲入伍，参加了著名的马恩河战役，不久战死。母亲被迫带着孩子回到娘家，靠为别人家帮佣才能勉强养活一家人。

5岁加缪上小学了，读书的条件十分艰苦，连书桌都没有，但他有旺盛的求知欲，他大量读书，成绩优异，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出众的天赋。

小学毕业后，依他家里的条件根本不可能上中学，但在老师热尔曼的帮助下，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学并获得了奖学金。

在中学，他唯一的朋友是富歇，后来成了知名诗人和艺术史家。

1932年中学毕业后，加缪进入了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

在大学里，加缪最幸运的是遇到了格勒尼埃，他看出来加缪天赋过人，对他关爱有加，他的思想也影响了加缪一生的创作。

1933年，加缪订婚了。他的未婚妻名叫西蒙娜，是个富家女，长得很漂亮，身材尤其好，还是位时髦女郎，但却是个吸毒者。他们幸福地结合了，但幸福并不长久，一年多便结束了。

这时候的欧洲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希特勒已经在德国上台执政，法国的左翼政党组成了强大的人民阵线，与右翼法西斯对抗，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身贫困家庭的加缪自然转向了左翼，不久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很快又离开了。

加缪现在的生活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参加政治运动，还要找工作挣钱，又要读书写作，够忙了吧！还不止呢，他在参加政治活动时，找到了一种比较独特的方法来搞宣传，那就是戏剧，他想利用戏剧来为他的政治理念服务。于是他与一些朋友成立了“劳动剧团”，先将法共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著名作家的马尔罗的作品《蔑视的时代》搬上了舞台，反响相当大。不久他又创作了《阿斯图里暴动》，加缪是导演兼男主角，还出版了剧本，都颇受欢迎。

这年2月，加缪与朋友们在阿尔及尔成立了“文化之家”并担任负责人，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就在这年，加缪大学毕业了，毕业论文题目是《基督教玄学与新柏拉图主义》，分析了柏罗丁和圣奥古斯丁之哲学中的希腊和基督教思想之间的关系。

论文通过后，加缪本来想顺势获得大学助教候选人资格，以便将来在大学中谋得一个教席。但他运气不好，肺结核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没能参加哲学教师衔的考试，也就不可能在大学教书了。

后来加缪便进了《阿尔及尔共和报》当记者，开始新闻生涯。同时他还在积极组织“文化之家”的活动，想以之使整个地中海地区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化，当然这只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幻想。

到了这年5月，加缪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散文集《反与正》。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局进行了严格的新闻审查，致使《阿尔及尔共和报》上经常出现空白，而且报社有近一半职员都被征入伍，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加缪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与人写了一份公开声明，称他们不代表任何政党，只是凭良心办报，这也意味着他们不会做当局的传声筒。到1940年初，当局的耐性终于到了尽头，将《阿尔及尔共和报》封闭了。

这时《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老板给他推荐了一份新工作，去《巴黎晚报》当编辑部秘书，他随即离开阿尔及利亚，横越地中海到了巴黎。

他到巴黎不久，德军就向法国发动了进攻，结果我们知道，当时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在六个星期内就灭亡了，6月14日德军进入巴黎，《巴黎晚报》便迁到了南部重镇里昂，在那里与弗朗西娜·福尔结婚了。

由于加缪在报社的收入不高，养家比较困难，便在这年底离开里昂，来到了福尔的故乡，阿尔及利亚的奥兰，这时候已经是1941年1月。

奥兰是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市，不久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私立学校当老师。

这里没有战争的喧嚣，对加缪的创作大有好处，此时加缪已完成了代表作之一《局外人》，不久又完成了另一部重要作品《西绪福斯神话》，著名的《鼠疫》也登上了写作日程，它将以奥兰作为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

他将《局外人》的稿件寄到了法国，几经辗转，这年12月到了著名的伽利马出版社，得到赞赏，准备出版。

1942年7月，《局外人》出版了，虽然处于战乱之中，也立即在巴黎文坛引起了震动。不少评论家如萨特都撰文赞赏，于是年仅29岁的加缪一跃成为文坛新星。

这年底他还出版了哲学性质的散文集《西西弗斯神话》，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它所代表的哲学思想被用“荒诞”一词来形容，称为荒诞哲学，这是基于加缪所在的那个时代而言的，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个时代的特点：战祸连绵，纳粹横行，民不聊生，确实可以称得上“荒诞”二字。

1943年初，加缪到了巴黎，在伽利马出版社工作，并认识了萨特，他们被并称为存在主义在法国的两大代表，不过萨特偏重于哲学，加缪则偏重于文学。初见之时，两人相谈甚欢，但不久两人的思想分歧就显露出来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彼此合作，他们都是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一员，都在用笔杆子与纳粹战斗。

1944年，在朋友介绍下，加缪进入了当时巴黎地下抵抗运动的重要喉舌之一《战斗报》并成为重要一员。

这年7月的一天，《战斗报》一位女编辑被盖世太保抓住了，得到这个消息后，加缪带着几个可能受牵连的朋友逃离了巴黎，在外面隐藏起来。

但不久，戴高乐将军率领的法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入了巴黎，巴黎解放了。《战斗报》也立即公开出版发行，第一天的头版头条中就有加缪撰写的社论《战斗在继续》，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战斗，解放整个法兰西，还要更进一步，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的法兰西共和国。

这时候的《战斗报》已经成了一份日报与大报，加缪是主编。他想将《战斗报》办成一份高水平的、与以前的旧报纸完全不同的新报纸，例如它将不再依赖投资者，不用投合他们的胃口，也不要那些赚钱的广告，它要提供高质量的新闻和高水平的社论以赢得读者们的青睐。

1945年4月，加缪回到了阔别经年的阿尔及利亚，去探望他的老母亲和老朋友们，他见到了战时一直隐居在阿尔及利亚的纪德，由于纪德在战争时期没有鲜明的立场，遭到攻击，但加缪起来声援纪德，说他年事已高，不参加抵抗运动是可以理解的。

不久，加缪被法国政府授予抵抗运动勋章，这是对那些参加过抵抗法西斯占领军的战士的最高奖赏，是一项巨大的荣誉，就是萨特也没有得到过。

这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结束了，德国法西斯被彻底击败。但加缪胜利的喜悦没有持续几天，就从阿尔及利亚的塞提夫传来消息，那里要求独立、反对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人与法国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许多阿尔及利亚人被杀。这立即激起了他作为记者的责任感，他前往塞提夫进行了详细调查，写出了八篇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道明白了阿尔及利亚人要求独立，不愿意再当二等法国人的心声。

这年9月，已经年过三十的加缪终于有了孩子，而且一生就是两个——一对龙凤双胞胎。

不久，他的剧本《卡里古拉》在巴黎首演，获得极大成功，连演两百多场。这时候，他在伽利马出版社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可以说是半个老板，他还在这里主编了一套《希望》丛书，出版什么样的书、怎样出完全由加缪决定。

1946年3月，已经功成名就的加缪在法国政府的策划下，作为政府的文化代表出访美国。

到达美国后，加缪举行了一系列巡回演讲，讲演地包括哈佛、哥伦比亚等著名高等学府。3月28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加缪讲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人类的危机，特别是他这一代人面临的精神危机。

他的这些演讲获得了很大成功，因为加缪乃是一个出色的雄辩家，思想敏锐、才智超群。不过当记者们问他关于存在主义的问题时，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也坚决否认通过什么主义来戴意识形态的帽子，认为这样的话会什么问题也讲不清楚。

回到法国后，他躲到了乡下，埋首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鼠疫》。这部作品他已经写了许久，但一直没有完成。到9月他回到巴黎时已经完成初稿了。

《鼠疫》出版后，大获成功，后来被翻译成20余种外文出版，其中包括中文，郭宏安教授的译文非常出色。《鼠疫》描述的是一场假想的鼠疫。在阿尔及利亚第二城市奥兰突然爆发了鼠疫，整个城市被封锁，小说描写了面对这场可怕的灾难时人们的各种反应与态度，全书读起来有些阴暗压抑，但却不难从中看到希望之星光。

但与此同时，由于《战斗报》内容过于严肃，基本上还与战争时期没有太大的区别，在越来越讲究可读性与娱乐性的和平时代显得不合潮流，致使发行量不断下降。面对这种情况，加缪这个主编自然要负起责任来，于是他只能选择离开。

1949年，加缪进行了一次南美之行。他到了南美各国，包括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到处发表讲演。这时候的加缪虽然仅仅30余岁，但已经是举世闻名的大作家了，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第二年加缪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疗养，他的肺结核又发作了，他到了一个叫卡布里的地方，这里风光优美，气候干燥，很适合肺结核患者，现在他的收入也容许他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进行比较长时间的疗养了。次年他再次到了卡布里，一边疗养一边写作，不久完成了5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动笔的《反抗者》。

为此，萨特发表了《致加缪书》，回击加缪的批评，甚至替苏联的集中营辩解，认为是资产阶级分子在小题大做、幸灾乐祸。这样的争论之后，他们的友谊便中断了。

以后社会历史的发展表明加缪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苏联作为正在迅速崛起成世界第二个超级大国的社会主义强国、作为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主力，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而马克思主义也是知识分子们最热烈信奉的主义之一。在这种大势下，加缪却站出来说反话，简直是自讨没趣。因此在这场争论中他至少表面上是失败了，因为支持他的人没几个，而加缪又是那种凡事极其认真的人，这令得他更加痛苦。

1953年初，他从阿尔及利亚回到巴黎，他将注意力放到了戏剧上，成为在法国昂热举行的戏剧节的领导人。

1954年春，《夏》出版了，这是一部抒情散文集，加缪称它是“以太阳为中心主题”，包括《巴旦杏树》《没有过去的城市的指南》《海伦的放逐》《重返蒂巴萨》《靠近大海》，等等。他还应意大利文化协会的邀请到意大利访问，并在都灵发表了一篇关于艺术的讲演，在讲演中，加缪指出艺术是建立在现实和对现实的反抗之上的，它既不是完全的拒绝，也不是完全的赞同，艺术代表着一种永远处于变化中的痛苦。

1955年加缪完成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心愿：到希腊去。

他是在这年4月26日踏上希腊的土地的，首先去的是雅典，这个希腊文明也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中心。他在雅典的法语学院发表了演讲，演讲题目是《悲剧之未来》，在演讲中回顾了当代法国戏剧的历史，认为法国戏剧正在向真正的悲剧回归。离开雅典后，加缪又去了迈锡尼、奥林匹亚等早已经久仰大名的地方。

不久加缪又当上了记者，这次是为《快报》工作。他的第一篇文章讨论的就是阿尔及利亚问题，表示反对法国当局镇压要求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要求准许在阿尔及利亚举行公正的选举，实行内部自治。

这年5月，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加缪的《堕落》，这是一部中篇小说，也是加缪小说中最晦涩的一部，这篇以“我”对“您”说话的形式写出来的小说，内容庞杂，评议微妙，读一遍是不够的，也读不大懂，不过大概少有人会从头读到尾。

9月，加缪改编自福克纳小说《为一个修女的安魂曲》的剧本在巴黎上演，获得巨大成功，连续演了两个季度，福克纳亲自致电加缪表示祝贺与感谢，评论界也众口一词地表示称赞。

第二年3月，加缪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流放与王国》，包括《沉默的人们》《生长的石头》等六个短篇小说，其中《沉默的人们》写得很动人，但读起来不舒服，给人一种忧郁甚至无望的感觉。

这年最重要的大事当然是诺贝尔文学奖了。

1957年10月17日，瑞典皇家文学院正式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授奖原因是他的作品“照亮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这是一个作家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加缪对自己的获奖颇感意外，因为他这年才44岁，差不多是一个年轻人，比他年长、名气似乎也更大的马尔罗和萨特还都没有获奖，却先落到他头上来了。所以加缪自己颇有些受宠若惊，声称如果是他去投票，他肯定会投给马尔罗。

这样，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加缪发表的受奖词中，一开头就说：

在接受你们自由的科学院授予我的这项荣誉时，我的感激之情是难以言表的，而且我自知这一奖赏远远超出了我个人的成绩。所有的人，尤其是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价值得到认可，我也渴望如此。但是，在获悉你们决定的同时，我不得不将这一决定的影响与真实的我做一比较。一个差不多还算得年轻的人，拥有的只是怀疑和尚待完成的作品，习惯于生活在孤独的工作和友谊的庇护之中，在得知这样一个突然把他置于一片耀眼光明的中心的决定之时，怎么能不感到惶恐呢？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来加缪是个很谦逊的人。在谈到他的艺术时，他说：

从个人角度来说，没有我的艺术我就无法生存。但是我从未把艺术置于一切之上。如果说艺术对我是不可少的，那是因为它不脱离任何人，它使我能够以本来面目和大家过着同样的生活。我认为艺术并不是一种孤独的享受，它是通过给予最大多数人一个同甘苦的特殊形象来感动他们的一种方式。艺术迫使艺术家不离群索居，要求他服从于最谦卑、最普遍的真理。

加缪的这篇受奖辞被看作是诺贝尔奖历史上最出色的。

1958年是法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一年。这年5月初，人民共和党党首弗林姆兰应邀出面组阁，与以前的政府领导人不一样，弗林姆兰主张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与叛乱领导人举行会谈。他的主张一下子捅了马蜂窝。5月13日，激烈反对任何谈判的叛乱分子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公开发动叛乱。他们占领了阿尔及利亚总督府大楼，成立了以伞兵司令马絮为首的“救国委员会”。第二天一早马絮就发表声明，呼吁戴高乐重出江湖，以挽救法兰西于危机之中。顺应时势，戴高乐出山了，并于9月28日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最大的特点是总统不再是徒具其名的虚位元首，他将成为最有实权的人物，戴高乐上台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阿尔及利亚问题。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加缪的基本立场是和平解决，绝不要战争，当然他也不希望阿尔及利亚完全脱离法国独立，最好是实行内部自治。但他的主张得不到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们的赞同，他们要求完全独立。虽然如此，1958年3月，当加缪踏上阿尔及利亚的土地时还是受到了热烈欢迎，在母校阿尔及利亚大学发表了演讲。他已经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及利亚是他的家乡，这也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骄傲呢！

这年10月，他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一个叫卢马兰的小村子里买下了一幢房子，准备在这个远离都市的地方安顿下来静心写作。

这也是他渴望已久的田园生活：早晨起来，修整修整房子，栽花种草，下午写作，晚上读书，过着有规律而充实的生活。他还经常去村子里散步，同村民们相处和睦，从来不摆名人架子。

这时他正在写作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第一人》，到1960年1月2日已经写了145页草稿。

1月3日，加缪乘汽车从家出发去巴黎，第二天，由于冬天天冷路滑，汽车突然失控，撞上了路边的树，加缪当场死亡，时年仅47岁。

这是加缪一生最大的不幸，也是文学的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