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震撼人心的回忆

本来，这一章我应当像其余各章一样，用第三人称的形式来给这位伟大的、也是我偏爱的作家茨威格立传。

然而，这位伟人却写出了一部伟大的自传《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它虽然不同于一般的传记乃是其人生事迹的流水账，然而却从独特的视角、以优美的文字记录了他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它既是一部忠实的传记，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佳作，读来震撼人心，堪称西方文学史上甚至整个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生回忆录之一。

所以我在这里对待它如同对待一部文学杰作一样，采用了原著的自传体形式。

倘若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长大成人的世界，那么这句话就是：这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　我所在的这个奥地利君主国有几乎千年的历史，国家的稳定与连续本身就是太平的最好保证。谁都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之类，一切暴力在这个理性的时代看来都已经不可能了。

这不但是一个太平盛世，也是一个繁荣幸福的时代。科学技术每天都在发展，夜晚照亮街道的已经不是昏暗的煤气灯而是耀眼的电灯；人们已经可以通过电话与远方的人交谈；坐的不再是马车而是飞驰的汽车。这种太平盛世的景象也使人们都成为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道德也会同步提高。

——当然这乃是假象，正如弗洛伊德早就看出来的一样，我们的文明随时都可能被人类破坏性的罪恶本能所颠覆。

我父亲的祖籍是摩拉维亚，他们早就不是正统犹太教的信徒，而是时代进步思想的追随者。后来他们迁居到了维也纳，经销手工纺织品。我父亲在波希米亚创办了一家小织布作坊，经过多年经营成为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他始终只用收入的极小一部分消费，而把逐年递增的巨额利润用来作资本。这样，到他50岁时，即使以国际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

虽然像我父亲这样的大工业家完全有资格被授予某种头衔或身份，然而在他的一生中从未这样做过，他宁愿不抛头露面，过着静悄悄的独立的生活。像我父亲一样，我也同样出于一种内在的自豪感，从未接受过任何一枚勋章、一个头衔，或者担任某个协会的会长，从未当过什么研究院的院士、理事或者某个评奖委员会的委员，我觉得就是坐在一张盛宴的餐桌旁也是受罪。

我母亲与父亲不同，她来自一个国际性的大家族，娘家姓布雷陶厄尔，为了经营银行业，这个家族很早就从瑞士分散到了世界各地，我们的外祖父则到了意大利，在这个家族里没有小商人，只有银行家、经理、律师、商人、教授等等。这也是一个十分自重的家族，每当较穷的亲戚中有姑娘要出嫁了，整个家族都会出力替她筹措一份丰厚的嫁妆，以免她因为嫁妆不够而“低就”嫁人。

然而，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这种把精神视为高于纯粹物质利益之上的意愿反映在整个犹太民族之中。因此，一个虔诚者，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的身份，在全体犹太居民中间要比一个富翁高一千倍。就连最有钱的富豪也宁愿把女儿嫁给一个穷得像乞丐的知识者而不愿意嫁给一个有钱的商人。这种对知识的敬重在犹太的各个阶层都是一致的，因此即便一个扛着背包沿街叫卖的小贩也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念上大学。

然而，后来的史实证明，由于大量的犹太人从事知识分子的职业，就像以前他们只着眼于物质利益时一样，同样给犹太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我在国民小学毕业后被送进中学。除了课程之外还要另外学习许多东西，首先就是语言，要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死了的语言，还要学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也就是说，课余我必须学会五种语言。我们几乎没有体育锻炼甚至散步的时间，更谈不上有消遣与娱乐。这样的结果是，我对从小学到中学的整个生活始终感到无聊和厌倦，我不记得在那时候可曾有过什么“幸福”或者“愉快”，天天只盼望着尽早结束那可怕的岁月，总之，学校生活破坏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时代。

然而这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被迫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对这一切视而不见。直到几十年以后，屋顶都塌了时，我们才意识到：新世纪开始之日就是欧洲没落的开始之时。

在中学时代我们不屑于与女孩子交往，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十七八岁了，已经是成熟的男性了，身体里自然而然有了那种本能并且要求满足。

那时候，妓女在城市街头可谓泛滥成灾，国家甚至给妓女颁发执照，只要她们每两星期去检查一次身体，就可以公开地卖淫了。她们就像一支真正的军队一样，分成各个兵种，例如骑兵、步兵、炮兵等，有的在几条固定的街道，有的则四处游击寻找她们身体的买主。也有各种档次，有些妓院非常高级，享誉国际，男人第一次进去会误以为是进入了某个贵妇办的沙龙，只是里面的女人有些放荡而已。

随着妓女泛滥而来的是性病横行，那时候十个年轻人中至少有一两个成为性传染病的牺牲品而丧命。在维也纳沿街到处是打着“皮肤病和性病专科医师”招牌的店子。

我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令人厌恶的中学生活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结束了。我只是勉强通过了考试，因为我对数学、物理等经院似的烦琐课程懂得可没有多少呢。一毕业，同学之间长达八年之久的团聚也烟消云散了。我们大多数人进了大学，那些不得不去找工作的人只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

在那个时代的奥地利，当一个大学生会比没有上大学的同龄人感觉优越得多，这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奥地利的大学生享有许多来自中世纪的古老特权。例如，大学生不受一般法庭的制裁；警察不得进入大学来搜捕人或者找麻烦，甚至在街上也不能抓大学生；大学生穿着特制的制服，他们有权与人决斗而不受惩罚，等等。这样的特权在西方大学曾经普遍，现在只有奥地利和德国这样的操德语的国家还保持着并且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些特权中关于决斗的条款产生的后果最大，那些大学生们为了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总是想办法去决斗，经常向警察、军官和其他大学生等他们认为有资格与他们决斗的人寻衅，要是哪个脸上没有几道用击剑决斗留下的刀疤会觉得简直是一种耻辱。

这当然不是说所有大学生都这样，我就不属于这些人中的一个。对于我这样早已把心献给文学的人来说，连学哪一种专业都完全无所谓，我一向认为好的书籍胜过好的大学，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所以我至今仍然坚信：尽管一个人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读过中学，他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或其他什么家。因此，我在大学选择专业时，不是选哪个专业最吸引我，而是哪个专业最不使我头疼，能够在我自己的特殊爱好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时间与自由。我最好的选择是哲学专业，因为选这个专业唯一必须做的事就是在第八学期末交一篇论文和参加唯一的一次考试。我从一开始就把时间安排好了：在前三年对学习不闻不问，然后在最后一年全力以赴去抠讲义，草草对付一篇论文了事。这样大学也就给了我想要从它那里得到的唯一的东西：在我一生中有几年自由支配的时间去研究文学艺术，还有人生的大学。

得到这个自由之后，这时候我每天24小时都自由支配，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的诗作进行一次毫不惋惜的筛选，编成一部集子。我要承认，对于我这样19岁的刚毕业的中学生来说，铅字的油墨气味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比玫瑰还香。编好后，我冒昧地将之直接寄给了当时出版德语诗歌最有声望的出版社。不久，那令人难忘的幸福时刻终于来到——这种幸福在一个作家即使获得辉煌成就之后的一生中都是不会重新体味到的——出版社竟然同意出版并且保留出版我今后著作的优先出版权。

初露峥嵘　我以前就在一些报纸上发表过许多诗歌、评论、短篇小说等，不过从来不敢向维也纳影响最大的一家报纸——《新自由报》——投稿。这家报纸在当时奥匈帝国的影响就像英国的《泰晤士报》一样。《新自由报》有份专门刊登文艺作品的副刊，只有权威人士才有资格在上面发表作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敢把一首小诗投向这里，更令我不敢相信的是，我得到的不是沉默，而是一个约会，《新自由报》副刊的编辑，这位维也纳读者最喜爱的人物，竟然请我去报社谈话。

这位副刊编辑就是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他认真地接待了我，并且成为我一生中认识的第一位应当享有世界历史地位的人物。

我第一次去见赫尔茨尔时，他正处在这样的境地：他的《犹太国》已经激起了无数犹太人的梦想，然而他却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这项事业，也就是说还不敢为之放弃《新自由报》副刊编辑这个能够让他养家糊口的职业。

从此，赫尔茨尔对我多加关照，我也成了《新自由报》副刊的定期撰稿人之一，他这种提携对一个维也纳人意味着从此将平步青云。这令我感到莫大的荣幸，然而我却没有如他所愿的那样参加甚至共同领导他的犹太复国运动。

当赫尔茨尔去世时，每一列到达维也纳的火车里都装满了从世界各地来此参加赫尔茨尔葬礼的人们，送葬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维也纳人现在才清楚，在这里安葬着的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跻身于《新自由报》副刊作者的行列之后，我很快差点成了这座城市里的名人，幸好我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到柏林去上大学。

当然，我到柏林并不是真的为了去上什么大学，我在那里和在维也纳一样，一个学期只去了两次：一次是为了进行听课注册，另一次是为了让教务人员在听课证书上签名盖章。我在这里所寻求的是比维也纳更彻底的自由。

放假时，我经常出去旅行。有一次目的地我选在了比利时，因为那里有我最崇敬的诗人维尔哈伦。维尔哈伦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很少到城里来，后来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见到了他，几个小时之后，我就非常喜爱他了，以后一生都这样。维尔哈伦从不为金钱所左右，宁愿在乡下生活，不愿为生计写一行诗，更不追名逐利。

大学毕业时，我必须戴着一顶博士帽回家了。于是我用几个月时间将四年的教材匆匆理了一遍，大开夜车，死记硬背。结果还行，在理解我文学活动的教授的帮助下，我的逻辑学成绩甚至是“优秀”，当然这也是我唯一一门得“优秀”的课程。

这些完成后，我的生活从此完全自由了。

在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年，我把巴黎作为礼物奉献给自己。

没有一座城市像巴黎一样具有这种天赋的本领：能使任何一个与它接近的人感到欢欣，我到现在还觉得，能愉快地感到生活逍遥自在的地方莫过于巴黎。

在巴黎没有谁去关心什么种族、阶级，完全没有德国人那种等级观念和奴性；谁都可以和自己喜欢的女人一起去散步，每个姑娘都可以找到一个与自己般配的男人，每个小伙子都可以找到一个对两性关系比较开放的活泼女友。没有什么上等和下等，即使一个地道的农民坐在燕尾服男士和浓妆的女士之间也不会感到拘束，到处都是一样的热闹和欢乐。

我找到了一家颇为简陋的小旅馆，从房间里的窗户望出去就可以看到罗亚尔宫的花园。我极喜欢这个地方，记得有一次安德烈·纪德来看我时，对我能够在巴黎市中心找到这样清静的地方感到十分惊讶。

我急不可待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四处溜达，我深切地感受到，我现在看到的巴黎在以前伟大的文学名著中都已经看到，只是实际生活中的更加生动罢了。维尔哈伦带我去看一些人，他们身处这灯红酒绿的地方，但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创作的静谧之中，犹如待在一个孤岛之上。我不久就和这些人熟悉了。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清闲的职位，一方面能靠职位带来的收入生活，另一方面这工作又不占用多少时间，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创作。他们创作并不是为了追名逐利，相反，他们是为了一种崇高的目的。

我在巴黎见面次数最多的是里尔克，与他的关系也最好，他是那种一丝不苟的语言的守护人和献身于语言的人，将自己的全部爱奉献给了诗歌语言，绝不迎合潮流和舆论，而是去追求不朽的生命力。他过着一种极为隐秘的、不显眼的生活，连固定的住所都没有，总是在世界上漫游，连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到哪里去，因此要找到他是极其困难的，我之所以与他相遇也纯属巧遇。

不过在巴黎我也交往了一位伟大的成名的艺术家，那就是罗丹，也是维尔哈伦介绍给我认识的。我见到他后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伟大人物总是心肠最好的，二是伟大人物在自己的生活中几乎总是最朴实的。他曾请我参观他的创作室，不过当他创作时完全忘了我的存在，由此在一小时内我就看到了一切伟大的艺术永恒的秘密：全神贯注。

我原来准备在巴黎住到5月底再去伦敦，不过我被迫提前了，因为我遇到了一桩麻烦。这桩麻烦称得上是奇遇，原来，我有一次箱子被偷走了，房东帮我找到了小偷，我很可怜他，拒绝控告，于是房东对我大感恼火，处处与我为难，我只好卷铺盖走人了。

从巴黎到伦敦的感觉就像一个人从炎热的夏天突然走进阴凉之中。我在这里很少与文学界接触，当然也见到了一些文学人物，如诗人叶芝和一位孤寂的、有争议的天才威廉·布莱克。不过我十分之九的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或者去大英博物馆参观。

对于我的青年时代的最后几年，我的记忆相当模糊，我记得当时我已经发表作品，我的名声已经传开，甚至传到了国外，帝国各大报都供我发稿，而且不用我投稿，他们会向我约稿。不过，在一些人的引导之下，我的目光开始走出文学，甚至走出欧洲。

这些引导者中间最重要的一位是拉特瑙，他是一个在那最悲剧性的时代能驾驭德意志帝国命运的人，也是希特勒在攫取政权前11年就第一个被纳粹分子暗杀的人。他是我诚挚的老友，将我的视野由文学扩展到当代历史，并且首先鼓动我走出欧洲。于是我照他的规劝，第一次走出欧洲，到了印度。印度给我的感觉是可怕的忧郁，那里的人们骨瘦如柴，精力衰竭。我在外国期间认识到了与我以前的世界的人完全不同的另外类型的人，不过这时候我早已不把欧洲视为我们这个世界永远绕之旋转的核心。

后来我又去了美洲，在美国，我通过去职介所找职业为借口了解这个自由的国家。

现在，我在新世纪已经生活了10年，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我从来没有比在这几年更加希望欧洲的统一，更相信欧洲有前途。因为我看到的普遍的繁荣、科技的发展、财富的剧增，甚至人们也通过日益盛行的体育运动变得更加漂亮和健康，这一切使我仿佛看到了一缕理想世界的曙光。

战争乌云　然而，乌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悄悄涌来，欧洲各国之间没有统一，而是更加分裂。到处开始弥漫着战争的不安。于是许多人起来反对这些，要求各国人民之间和睦相处。这些人需要有一个领袖，一个高瞻远瞩之人，这个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他就是罗曼·罗兰。

1913年，从我与罗曼·罗兰的第一次谈话中我就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是：不是没有准备的和无所谓地面对可能爆发一次欧洲大战的事实。

但是，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枪声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黑幕。

我深深地看到，这就是弗洛伊德所看到的人类那内在的要消灭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嗜血之欲的本能。

我自己没有陷入那种爱国主义的狂热之中，原因之一是我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要我一夜之间去恨另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做不到的。在我的内心，从战争的最初一刻起，我就肯定自己要当一个世界公民。

就这样，我写下了《耶利米》，我觉得这剧本才是我的第一本书。我并不相信它能够上演，但即使如此，它也帮助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我通过它使自己解脱了自己。总之，当我对时代的一切都不满意的时候，我却找到了自己满意的东西。

1917年复活节，《耶利米》的剧本出版了，遇到的情况出乎意外：两万册剧本很快销售一空。

不久我又接到了瑞士苏黎世市剧院经理的信，说要立即将我的《耶利米》搬上舞台，并邀请我参加首演，我立即同意了。

一进入瑞士，我立刻有从令人窒息的空气中突然来到自由世界的感觉，惊奇于食品架上的东西琳琅满目。不过我来这里最要紧的事不是我的剧本，而是找到罗曼·罗兰。

我立刻前往日内瓦，终于站在他的房间里时，我心里完全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这位和我交谈的人代表着欧洲的良知。后来在我们的交谈中，他给我看了列宁在离开瑞士回俄国发动革命前从他坐的那列封闭的列车上给罗曼·罗兰发来的电报，恳请他一起到俄国去。列宁清楚地知道，罗曼·罗兰的道德威望对他的事业会有多么大的帮助！

在瑞士我还遇到了詹姆斯·乔伊斯，他非常干脆地说他与英国没有关系，他是爱尔兰人。我认识他的时间越长，就越惊奇于他非凡的语言知识，他对许多语言以及无数词汇的含义的细微区别了如指掌。我感觉到在他身上总存在着一种孤独感。所以我后来一点也不奇怪，那部充满孤独感的、和一切都没有联系的、像流星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尤利西斯》就是他写的。

在这期间，《耶利米》上演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此时已经是1918年秋天了，战争的结局已经很清楚。

我们和无数其他人一样，相信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也永远结束了。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过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但事实上，现在的奥地利已经一贫如洗，食品极其匮乏，衣服的料子只是加工过的纸，城里人将自己的东西拖到乡下去与农民交换粮食，为此甚至要褪下手上的结婚戒指。现在交易又回到了古老的物物交换，因为货币的贬值已经使它成为废纸。现在一个鸡蛋的价钱过去能够买一辆豪华汽车，不过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将来，在柏林，一个鸡蛋的价钱要40亿马克，相当于以前整个柏林所有房屋的地价。

虽然如此，我们并没有绝望，生活还在继续下去，面包师仍在烤他的面包、鞋匠继续做他的鞋，作家也继续写他的书。我从未在一个民族身上和我自己的心中感觉有过当时那样强烈的生活意志，这意志就是：继续活下去。

也许由于人民饿得没有力气了的缘故，无力起来斗争，因此，在战后几年，奥地利虽然随时可能爆发革命，然而终究没有。但这也只是表面现象，一场巨大的革命正在内部酝酿。那些政客们、军火商们仍然不停地在幕后操纵，进行秘密的谈判和签订种种秘密协定，他们有如一帮赌徒，又将国家和民众作为了赌注。而这时候在社会上，两种同样属于极端的思潮正在激烈地碰撞，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我呢，在这个大潮里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我在萨尔茨堡山上的房子里过着隐居生活，搞自己的创作，几乎与世隔绝。现在我36岁，但已经属于老一代作家了，或者说属于已经死去的旧作家。

1919、1920、1921年三年我都是这样度过的，后来我看到一切慢慢地又好起来了，便再次跨越国界，到了近在咫尺的意大利。

我在意大利受到了很友好的接待，过去敌对的心态已经被人们抛弃了。然而战争并没有过去，我在这里看到了另外一些苗头，那就是法西斯主义。由年轻人组成的法西斯分子正在与罢工的工人争斗，他们穿着整齐的制服，唱着歌，挥舞着棍棒冲向罢工工人。我发现那是一股领导得非常好的势力。这也给我敲响了第一记警钟：在目前欧洲表面的平静下到处充满了危险的暗流。不久我在德国感到了第二记警钟的敲响。我这次去柏林，给拉特瑙打了电话。他是德国现任的外交部部长，正在国际会议中竭力为德国争取利益，他极其繁忙，只能乘去几个外国使馆拜会的路上在他的轿车中与我交谈一会。我在外交部门前与他告别，然而这却是我们的诀别：几天后他正是在我们一起坐过的那辆轿车里，在我们一起经过的那条街口被暗杀。随着这第二记警钟的敲响，德国和欧洲的不幸也就开始了。

随着拉特瑙的被杀，德国的物价飞涨，其强度远远超过了战争刚结束时奥地利物价的涨幅，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10万马克的钞票扔在阴沟里，乞丐都看不上眼，一根鞋带的价钱比过去拥有两千双鞋子的一整片豪华鞋店还高。人人事实上都不要马克，只要外汇，如果用外汇算，物价却低到了可笑的程度：用一百美元可以买到柏林市中心一座六层高楼。

这种情形一直到1924年才结束，这可以说是德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时候，随着以令人发晕的一个新马克兑换一万亿旧马克，德国人的生活总算恢复了正常。

此后10年，即从1924年到1933年之间，也就是从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希特勒上台之间的10年，在这期间，我个人生活最大的变化是我获得了自己从未期待过的成就。我的数百万册作品在各家书店和无数家庭中占有稳固的地位，我拥有了大批忠实的读者，他们等待着购买我的每一本新书，《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印数很快达到25万册。

这也许同我的写作方式有关。只有那些每一页始终保持高潮、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会令我感到满足。而我所看到过的书十分之九都描写过多，对话啰唆。因此我经常向出版商们阐述我的一个大胆的计划：把全世界的名著，例如荷马、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进行彻底的缩写，去掉个别累赘的部分，出版一套简明的丛书。我的著作被大量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使我必须购买一个特大号的书柜以放置我不同文字译本的样书。有一天，我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智力合作》统计上看到，我是当时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不过，我只为我的书籍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如果读者的好奇心转移到我本人身上，那么我所取得的成就只会令我反感。我觉得，任何一个酷爱个人自由的人，一旦到处刊登照片，他身上许多最美好的东西就会遭到破坏和歪曲。

从1924年到1933年之间的10年也是相对平静的10年，德国被接纳进国际联盟，利用贷款促进经济建设，欧洲的各大城市也变得更加漂亮，人们似乎又开始理想主义了。

在这期间我去过许多地方，现在我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了，到处都有我的朋友和读者。这给我带来了不少好处，我可以更为有效地宣传那个多年来已经成为我为之毕生奋斗的理想：争取欧洲的精神统一。为此我在瑞士用德语发表演说、用法语在布鲁塞尔发表演说、用意大利语在佛罗伦萨发表演说、用英语在美洲发表演说。我现在到处可以见到各国最优秀的人物，他们就像我的朋友一样。这些当然不是我求取的，而是自动送上门来的。

在这众多的旅行中，有一次我感到特别兴奋，就是去新生的俄国。萧伯纳、威尔斯、纪德等都去过这个国家，他们回来时有的热情满怀，有的失望沮丧。我的书在那里流传很广，有由高尔基作序的全集。1928年夏天我应邀去莫斯科参加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并在纪念晚会上发表贺词。我在那里度过了高度紧张的14天，我感到这是一个官僚制度盛行的国家，新官僚们热衷于批条子签文件，而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我在俄国所见到的一切，再也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显得更伟大、更使人感动的了，它不过是树林之中一个由土堆积起来的墩子，没有人看守，也没有人保护，只有几棵大树给它遮阴。它是如此简朴，却是全世界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墓地，远甚于大理石拱门下的帝王陵寝，例如拿破仑或者威斯敏斯特的陵寝。

我从未见过墨索里尼，但他是我在意大利最热心的读者之一，有一次，为了帮助一个可怜的妇女，她的丈夫因为想帮助他人被判入狱，我给墨索里尼去了一封信，请求他怜悯那可怜的女人，结果他不久就完全赦免了那女人的丈夫。如果说我有一件文字的工作曾产生过作用，那就是这封信了。

在那风平浪静的最后几年，我生活的萨尔茨堡已经成了欧洲的艺术中心，我的住所也成了来萨尔茨堡的艺术家朋友们的必到之地。在那段时间，世界各地的画家、演员、学者，谁没有到过我家呢！罗曼·罗兰、威尔斯、乔伊斯、房龙、施尼茨勒、理查·斯特劳斯，等等，还有托斯卡尼尼，好几年时间，我是他排练时最忠实的客人之一。这些岁月渐渐恢复了我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信任。

这时候，我仍然拿出许多精力来从事我对名人遗物遗墨等的收藏，我渐渐成了这个领域的第一权威。这时候我的收藏已经开始向精的方向发展，我只收集一位艺术家处于鼎盛时期的手稿，它们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例如我有达·芬奇的手稿、拿破仑手写的军令、尼采《悲剧的诞生》最初的手稿，巴赫、韩德尔的手稿等等。至于我收藏的莫扎特和歌德的手稿能够勾画出他们一生的轮廓。由于一次好运，我还得到了贝多芬去世时房间里全部的陈设，包括他的一绺白色鬈发。

后来，随着希特勒时代的到来，我的收藏也结束了，我放弃了它们，并且不感到后悔。在那个敌视一切艺术的时代，我们这些被追逐、被驱赶的人还必须学会一门新的艺术——舍得放弃的艺术。

黄昏岁月　岁月就这样随着写作、旅行、学习、读书、收集而年复一年地逝去了，当1931年11月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时，已经是50岁的人了。

在德国有这样一种习俗，一个作家50岁时要在报纸上大大庆祝一番。这可累坏了那位可怜的老邮差。岛屿出版社特意出版了一本我各个语种的著作目录，作为庆祝我生日的礼物，它本身就像一本书了。

萨尔茨堡距慕尼黑只有两个半小时火车，那里发生的事这里很快会知晓。我正是在这里第一次听说了希特勒这个名字。

这时候，希特勒的奸雄本色已经暴露出来，多少年来，他早已经借助他的幕后指使者为自己在各阶层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他完全知道怎样用许诺来欺骗各方面的人，从而使他在掌权那天，即使在最对立的阵营里也传来一片欢呼声。

一开始，大家都不把希特勒的上台看作一件坏事，甚至犹太人也并不感到十分不安，他们认为一个德意志帝国的总理当然一定会阻止反对犹太人的野蛮行径，何况德国是一个牢固的法治国家，有法律作为他们权利的保障。然而不久国会纵火案发生了，霎时德国的法律已经化为乌有。紧接着出现了第一批逃难的人。在国际上希特勒一开始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之举，他却成功地运用慢慢试探、逐步升级的战术来对付一个在道德上、后来是在军事上越来越孱弱的欧洲。

在对待犹太人方面也是如此，1933年和1934年，虽然有一些德国大学生公开烧毁我的著作，不过，对于我来说，我的作品能够与托马斯·曼、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的伟大杰作一起被烧毁倒是一种荣幸呢！这样我就添了一件令自己高兴的事——令希特勒恼怒。

这时候，在奥地利也不太平了，许多纳粹煽动者越过了边界来到这里招募新成员，我的一些老朋友在街上见到我也开始故意躲开。于是我决定去国外度过冬天，我原来只是想短暂地逃避一下，想不到这次离开我美丽的家园竟然是一种告别，这是1933年10月的事。

我在1934年2月底到达了英国，对它我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我已经决定在这里长期居住。

我被一片陌生感包围，我已经50岁了，却又要一切从头开始。

我在英国的最初几年很少感觉是一种流亡，我的祖国还继续挣扎了4年，我随时可以回家，我的书很好地保存在家中，我还持有奥地利护照。那种可怕的、没有亲身经历永远体味不到的失去祖国的处境还未开始。

在这几年里，我的整个灵魂并没有在英国，对欧洲的忧虑促使我在从希特勒掌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几年里经常出去旅行，甚至两次横渡大西洋。这时候我隐隐有一种预感：我们的未来，以及我本人的未来，是在远离欧洲的大洋彼岸。

我到了南美，在阿根廷和巴西看到了那广阔的没有被鲜血和仇恨污染的土地，那里有无限的空间和未来的粮食。特别是巴西，一种奇怪的预感使我觉得我可以在那里安宁地生活。欧洲文明的一切能够在这里以新形式得到辉煌的延续和发展，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1938年3月13日发生了惨无人道的事件。这一天，奥地利和整个欧洲都成了赤裸裸的暴力的牺牲品。人们将会毛骨悚然地看到，那个空前绝后的仇恨狂人在20世纪的那座文化之城里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在那里，大学教授必须用赤裸的双手擦洗马路，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拽进神庙，跪在地上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我母亲84岁了，她每天要做一会儿散步，在街道边的凳子上坐一会儿，然而希特勒在占领这座城市几天之后就下令犹太人不准坐长凳。这只是他们那些随意想出来的折磨人的肉体的许多禁令中的一条。

希特勒占领维也纳几个月之后，我的母亲就去世了，我为她感到庆幸，她逃脱了以后更加残酷的折磨。

奥地利被占领后，我失去了奥地利的护照，不得不去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即一张无国籍者的身份证。我一开始不在乎，因为我不用再为某个国家承担义务。但不久我就明白我又降了一级，昨天我还是一位外国客人，今天我就成为一个流亡者了，所有国家突然都对我们这类无国籍的人表示不信任，如果我们在那个国家变得令人讨厌或者停留的时间太长，就可能会被驱逐或者遣返。

事实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觉到世界大倒退的大概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自由了。1914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那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见过护照。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那些国境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像越过格林尼治的子午线一样同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道铁丝网。

在我失去护照的那天，我已经58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更多。

就在最后的灾难来临之前，我有幸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他的学生波拿巴公主将这位仍然留在维也纳的最重要的人物救了出来。我在维也纳时就已经认识了他，和他的每一次谈话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享受，我既学到了不少东西，也对他钦佩不已。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扩大和深化过有关精神的知识，他给自己的祖国增添的荣誉是世界性的和超越时代的。此后我们常常在一起，我们也常常谈论战争和希特勒世界的恐怖。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他深为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可怕的野蛮行径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感到骄傲——他的见解得到了最惊人的证实，即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

逃到伦敦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他们到各个领事馆去苦苦哀求，能到哪里就到哪里。有一个我过去认识的大工业家兼最有知识的艺术收藏家想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哥这些地方，还有人在问怎样才能去上海，他称听说中国人还会接受他们这些人。就这样，那里一个人挨着另一个人，拥挤不堪，他们是过去的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音乐家。每一个人都准备拖着自己生活中可怜的破烂越过大地与海洋，他们什么都干，什么都能忍受，只要能离开欧洲，远远地离开，远远地离开！

我在那几个月里离开了伦敦，隐居到了乡间，我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像当时那样感觉到自己对世界发生的事完全无能为力。

1939年9月1日，我准备第二次结婚，去民政局登记，就在一位官员准备替我们登记的时刻，有人大喊德国人已经入侵波兰，战争爆发了，我刹那间成了敌国公民，登记也不让了。

战争又降临了，一场比以前世界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更可怕、范围更广的战争。

我知道，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业绩化为乌有——欧洲、我们曾为它而活着的故乡遭到了彻底破坏，远不止我们自己的生活。

附注：1941年9月，茨威格像他曾经直觉过的一样，移居巴西。这年11月，茨威格将《昨日的世界》手稿寄给出版社，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更加空前。德意日法西斯在战争之初一路势如破竹，民主国家空前危机。

1942后2月23日，他听到了英国在亚洲最主要的基地新加坡沦陷的消息。绝望终于使他走上了绝路。这天，他与妻子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寓所内双双服毒自尽，终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