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卡夫卡，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卡夫卡被尊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他在西方文学中的地位简单说来就是一个地标，现代西方文学的地标。

格格不入　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于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卡夫卡的父亲不但身强体壮，性格也很刚硬，说起话来粗门大嗓。他希望儿子也是像他这样的人。但他失望了，卡夫卡从小体质就差，性格也很内向而羞涩，恰与乃父形成了鲜明对比。

父亲也是家里的绝对权威，对孩子实行着一种专制君主似的统治，母亲也少有时间照顾孩子。这样，卡夫卡的童年虽然衣食无虞，然而绝对称不上是快乐的童年，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不幸的、孤寂的童年，总之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这样的童年也奠定了他一生的基调，包括创作的基调。

1889年，6岁的卡夫卡上学了。在小学里，他那极其内向而羞涩的性格、瘦弱的身躯使他难免成为强壮的男生们欺侮的对象，使上学对他成了一种折磨，也使他非常不自信。

10岁时卡夫卡小学毕业了，成绩还相当不错，随即进入布拉格旧城区的德语文科中学。它是当时布拉格校规最严厉的学校之一，学生很难从这里毕业。

这所中学最重视的课程是语言与文学教育，学校给学生提供了大量文学阅读，卡夫卡学得十分用心。

但这时候卡夫卡总的特点就是毫无特别引人注目之处，和小时候一样，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与他人保持距离。

到1901年夏，卡夫卡已经临近毕业了，在必须通过的各门考试中有一科令他很害怕，就与同学干出了一桩与他的性格很不相合的事：他和两个同学一块儿买通了为教师收拾屋子的工人，趁老师不在家，到他家偷出了笔记本，其中就有他给学生们出的考题。他还知道不能照单全抄，考试时故意留下几处小错误，结果取得了好成绩，顺利毕业。

毕业不久，他就进入了布拉格的斐迪南·卡尔德文大学，这是1901年11月的事。

父亲希望他读法律，不过卡夫卡不喜欢，因此一开始选择了化学专业，但两个星期后还是转到了法学专业。

虽然身在法学系，但卡夫卡一点也不喜欢法律，于是他经常将本系课程丢到一边，去选修文学和哲学课程。是时在斐迪南·卡尔德文大学主讲哲学的是著名哲学家布伦塔诺的学生马尔蒂，他开设了“描述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卡夫卡在第二学期选修了这门课。对他影响颇大。学生们还组织了一个“布伦塔诺沙龙”，组织讨论布伦塔诺的哲学思想，卡夫卡也参加了，虽然他在讨论中不怎么发言，但是一个很认真且持之以恒的听众。

正是在积极参加布伦塔诺沙龙的时候，卡夫卡写下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一场斗争的描写》，小说带有明显的受布伦塔诺思想影响的痕迹。

在大学里他更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文学视野，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无所不读，甚至包括在西方少有人问津的中国文学作品，例如他读了由海尔曼编辑的《中国抒情诗选——从十二世纪至今》，他在第一篇小说《一场斗争的描写》中就引到了中国的诗歌，后来他还有一篇名作叫《中国长城建筑时》。

1903年夏天，20岁的卡夫卡有了第一次性行为。那一天天气闷热，他正在自家楼上复习备考，楼下有家服装店，有一位年轻的售货员小姐，她不断向年轻的卡夫卡抛媚眼，正在无聊的卡夫卡也回应起来，于是两人很快订下了幽会。不幸的是当他到时候下去找那姑娘时，那姑娘又约好了另一个男人。她挽着另一个男人的手，却做手势让卡夫卡跟着她，等那家伙走后，卡夫卡便带姑娘进了一家旅馆，在那里初试云雨情了。两天后他们又去弄了一次。性关系给他的感觉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觉得性生活令他舒服满足，另一方面却又令他觉得十分龌龊，打心眼里感到厌恶。

性觉醒后，他并没有去找适合恋爱结婚的姑娘，找的都是妓女，不用说非止一个、更非止一次了。

1905年，卡夫卡大学四年级了，即将毕业，由于长期精神紧张，他得了神经衰弱症，住进了疗养院，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从疗养院回来后，开始准备毕业考试了。并于这年6月18日通过考试，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此后他先在一些法庭实习了一段时间，法院烦琐无聊的条条框框激起了他强烈的反感。这从我们以后在他作品中见到的对法庭的描写就看得出来，在那里，法庭无非是一些臃肿无比、毫无效率，却又拥有生杀予夺特权的神秘而令人恐惧的机构。

1908年初，卡夫卡一口气在杂志上发表了8首散文诗，6月又找到了一份钱多事少的好工作，在半官方性质的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负责工伤事故的保险赔偿。

他一直想从家里搬出来，这需要钱，于是他尽量存钱，还向父亲借钱投资妹夫开办的石棉厂，结果失败，使卡夫卡苦恼不堪，甚至想一死了之。

虽然没有死，但他离家独居的计划化为泡影了。家里这时候更加吵闹了，因为他妹妹生了孩子，经常带孩子来父母家玩，把家里弄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但热闹是他们的，卡夫卡什么也没有，他只想安静。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下班后，卡夫卡一个人默默地吃饭，同谁都不说话，吃完饭后就往自己的房间一躲，读书去了，或者出门散步，总之不理人。家里人成了比陌生人更陌生的人，虽然他们的身体近在咫尺，心却远隔天涯。

性的觉醒　1912年，卡夫卡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费利莎·鲍尔小姐。

费利莎半犹太半普鲁士血统，比卡夫卡小4岁，既不漂亮也不温柔，但心直口快而且大方，令卡夫卡怦然心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开始给费利莎写信，询问关心她的一切。但襄王有意，神女无情，使卡夫卡十分痛苦。

后来费利莎终于给卡夫卡回了第一封信，卡夫卡狂喜，从此你来我往，开始了频繁的通信，有时甚至一天三封。到1914年他们终于订婚时，仅仅卡夫卡写给费利莎的信就达400封。

卡夫卡虽然生性内向寡言，不是谈情高手，但在书信里可不一样了，那字句火辣辣的，直可以把人烧起来呢！信中的称呼很快由费利莎小姐、亲爱的费利莎小姐变成了亲爱的、最亲爱的，例如有封信说：“最亲爱的，最亲爱的，世界是如此美好，人不必害怕，不必焦虑，你的信到达了……”简直爱得有点语无伦次。

费利莎也很快地接受了卡夫卡的感情，这给了卡夫卡极大的推动力。

其实，刚刚认识费利莎后卡夫卡就从她那里得到了动力。其中早在他给费利莎写第一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感受到了她给他的灵感，这天夜里他通宵未眠，写下了第一部成功的、重要的作品《判决》。

1912年底，卡夫卡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观察》，这是卡夫卡的处女作，没什么反响。

他开始想到了同费利莎结婚，然而又顾虑重重，犹豫再三，他总是不自信，他对爱总存着这样一种态度：既想获得，又害怕拥有。在一篇日记中，他总结了自己赞成和反对结婚的七条理由，其中只有第一条是支持结婚的。

但有一天，他突然做出了决定，给费利莎的父亲寄去了一封信，正式请求他同意他与费利莎结婚。不过几乎是同时他又后悔了，再度处于矛盾与痛苦之中。

这年9月，他获得了一次去维也纳出差的机会，然后乘便去了意大利，住进了里瓦一所疗养院，在这里他与一位姑娘萍水相逢，很快发展成了肉体关系。虽然卡夫卡对于结婚与否很是犹豫，但对于是否与女人发生关系那可是毫不犹豫的，只要有机会就绝不肯放过，这样的机会也非止一次。如果没有这样的艳遇他也会主动去找妓女，每到一座城市，他都会有意地去那些有妓女出没的街道逛，遇到中意的就去开房，他甚至曾在一则日记中有这样的话：

我经过妓院就像经过所爱者的家门。

当他处于矛盾痛苦之中时，从9月去意大利直到10月底，他中止了与费利莎的通信，这令费利莎十分焦虑不安，情急之下她找了一个经常在布拉格与维也纳之间来往的女友格莱特，请她去找卡夫卡，希望她从中斡旋。格莱特是一个活泼开放的姑娘，见到卡夫卡后倒是履行了斡旋的责任，不过同时也来了个鸠占鹊巢，先上了女友爱人的床。据说后来她可能就此怀孕并生下一子，只是在7岁时就夭折了。

到1914年春，经过再三犹豫，卡夫卡还是与费利莎订婚了。他们郑重其事地在4月21日的《柏林日报》和24日的《布拉格日报》上刊登了订婚启事，6月1日，在费利莎柏林的家里举行了正式的订婚仪式。

订婚仪式本来应该是喜气洋洋的，但卡夫卡可不是这样，相反，他觉得自己像是只供人观赏的猴子，难受极了。

但就在他订婚仅仅一个多月后，他去柏林看费利莎时，在他住宿的旅馆里受到了一次审判，由费利莎和她妹妹、格莱特以及一位作家组成了一个私家法庭，在法庭上，费利莎发表了严厉的指控，一是称卡夫卡在处理与她的关系时反复无常，二称卡夫卡对她不忠——格莱特并没有隐瞒她与卡夫卡的私情。审判的结果是解除卡夫卡与费利莎的婚约。

卡夫卡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判决，并很快将它用到了创作中，几天之后，就在他的日记中出现了约瑟夫·K这个名字，他就是卡夫卡的代表作之一《审判》的主人公。

也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时候卡夫卡已经31岁了，身体很差，没有被征召，只服了预备役，他的两个妹夫都被征召入伍了，他的大妹由于带着两个孩子，就搬到了娘家住。这样家里就不够住了，卡夫卡乘机搬出了家，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过起真正的单身汉生活来。

独居对卡夫卡的创作来说是大好事，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孤独，迎来了创作的高潮，写出了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稿，另一部长篇《审判》也进展顺利。

这时费利莎也回心转意了，他们恢复了通信，到1916年6月，他们重新订婚了，甚至还商定战争一结束就结婚，然而，卡夫卡不久再次后悔了。他在这时的一篇日记中有这样的话：

……我总是依赖他人生活，因而在每方面，我对独立、自主、自由有着无限渴望。我宁可对一切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哪怕落得可悲下场，也不愿让疯狂的家庭生活干扰我的视线。……任何一种不是我自己缔结的关系……都毫无意义，它妨碍我走路，我仇视它，或近乎仇视它。路正长，能力又那么薄弱，因而这仇视大有其理由。固然，我是父精母血的产物，并因而被缔结在与他们和几位妹妹的血缘关系中。平时……我意识不到这一点，然而从根本上说，我对它的重视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某些时候这也成为我仇视的目标。看着家里那张双人床，床上铺好的被单和仔细摆好的睡衣，我会恶心得作呕，五脏六腑都要呕出来……

这年11月，《审判》出版了，他的创作激情也复燃了。他住进了小妹奥特拉在外面用来幽会情人的房子，从1916年11月一直住到1917年5月，这几个月里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如《乡村医生》《中国长城建造时》《致科学院的报告》，等等。

死亡与最后的阳光　1917年8月，卡夫卡突然吐起了血，一开始以为只是急性感冒之类，后来他去找了一个专家看，经过详细诊断，证实卡夫卡已经患上了可怕的肺结核。

肺结核在我们中国被称为痨病，这种传染病现在没什么大不了，已经有了特效药。在当时的欧洲它却被称为“白死病”，与在14世纪时曾经夺去欧洲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鼠疫——相对应，每年都要夺去大批人的生命。由于没特效药，医生能够开的最好的方子就是让病人找个空气洁净的地方好好疗养。于是卡夫卡去了妹妹在那里有个农场的楚劳。

得知未婚夫病情的消息，费利莎立即赶往楚劳，但卡夫卡很冷淡地对待她，她表示决不会因此离开他，要与他同甘共苦，但卡夫卡断然拒绝了，他甚至将自己的病看作是一根救命稻草，可以借之正式与费利莎决绝。由于卡夫卡极为顽固的坚持，费利莎只得同意解除婚约。但他随后在一封信中说：“昨天下午我哭了，把我成年以后所有的哭泣加在一起也没有昨天下午那么多。”

15个月后，费利莎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商人，卡夫卡听说后很为她高兴，婚后她生了一子一女，纳粹刚掌权她就举家移居瑞士，后来又到了美国，直到1960年才去世，这时候卡夫卡已经名扬天下了。

卡夫卡随后又到了楚劳，他在那里读书、晒太阳、还帮妹妹管理农庄，甚至干点农活，锄地除草什么的，真是锄豆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田园生活令卡夫卡十分满足，他在楚劳共生活了8个月，他将这段时间看成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这时候已经是1918年11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奥匈帝国崩溃了，布拉格成了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由于身体虚弱不堪，公司只好准他休假，他在母亲的陪同下到锡莱森去休养。在这里卡夫卡有了另一次艳遇。

这次是朱丽叶，她年方28岁，也是布拉格的犹太人，她没什么文化，满口粗话俚语，但热情开朗，必要时也很安静，身材还很棒。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两人的目光一相遇就笑了起来，这令得平时很少有笑的卡夫卡很是难忘。他们开始密切交往，卡夫卡甚至产生了同她结婚的念头，他觉得他与朱丽叶有真感情，两人在一块会幸福的。但他的父亲可不这样想，主要是朱丽叶家的社会地位太低，他觉得儿子要同这样的女人结婚，而且是在认识没几天的时候，简直是发疯。

由于父亲一再这样对他，卡夫卡心里十分难受。他其实是打心眼里爱自己父亲的，他曾在日记中说一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赢得父亲的称赞，他之所以创作，想在这上头闯出名堂，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让父亲看到他不是一事无成。这年，当他的《在流放地》出版后，他将书拿去送给父亲，父亲竟然看也不看，只冷淡地说了句：“把它放在床头柜上。”这令得卡夫卡忍无可忍，于是，这年11月他写下了著名的致父亲的信，这也许是文学史上最长的信之一呢，长达3万字！

由于父亲的阻挠，卡夫卡与朱丽叶的婚约也就搁浅了，但卡夫卡并没将这事太放在心上。因为这时候有一个更好的女子闯入了他的生活。

1919年10月左右时，他收到了密伦娜的信，她是捷克人，25岁，已经是一个小有成就的作家，已婚，父亲是著名的医学教授。她这次来信是希望卡夫卡能够允许她将他的一些作品由德文译成捷克语。卡夫卡立即去信表示同意。两人开始通信，后来几乎一天一封，就像以前同费利莎的通信一样。密伦娜是一个很热情开放的女子，参加过捷克共产党的活动，与伏契克这样著名的共产党作家过从甚密，后来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她在与卡夫卡的交往中很快产生了感情，因此要他去维也纳找她。

这年6月底，他离开梅兰前往维也纳，在那里待了4天，不用说密伦娜成了他的情人。

但不久他又疲倦了，要求密伦娜停止通信。他们并没有就此失去联系，密伦娜后来还去看望过卡夫卡，卡夫卡也将自己的日记全部交给了密伦娜保管，还把《美国》和《致父亲的信》的手稿交给了她。可以说，一直到死，密伦娜都是卡夫卡最信任、感情也最深的朋友之一，堪与他的终生好友布洛德相比。

到1922年初，他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了，神经也很衰弱，几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医生的陪同下，他到了巨人山脉中的斯宾德尔米勒疗养。后来公司在请专家鉴定后，终于同意他暂时退休。

他和妹妹奥特拉夫妇一起去波希米亚森林附近的普拉纳，在那里向布洛德发出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一辈子都是作为死人活着的，现在我将真的要死了。”

这时已经到了1923年夏天，卡夫卡随大妹艾莉一家去波罗的海的海滨疗养胜地米利茨，在这里结识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个重要的女性——多拉。

多拉还是一个犹太姑娘，是时年方19岁，能够流利地讲犹太人的本民族语言意第绪语，遇到卡夫卡后，她很快爱上了他，他的知识、修养与忧郁都深深地征服了她。卡夫卡呢，他也仿佛发现了生命中最后一抹阳光，使他甚至忘却了正在步步进逼的死神，他们很快生活在一起了，并准备将来一起去柏林共同生活。

他的这个想法当然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但卡夫卡可不管了，他真的带着多拉移居柏林。这是1923年9月的事。

正是在柏林，卡夫卡平生第一次真正地过起了自己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也迎来了一生最后一次创作高潮。

1924年3月，卡夫卡在布洛德的陪同下回到了布拉格，介于他的健康状况已彻底恶化，被送进了维也纳大学附属医院，此时他已经只能靠流质食物和麻醉药维系生命。

1924年6月3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了，大夫为他注射吗啡，卡夫卡对大夫又说出了他那种卡夫卡风格的话：“杀死我，否则你就是凶手。”因为他已经太痛苦，不想再这样痛苦下去了。

片刻后，他从一阵昏迷中醒来，用尽全力拔掉了身上的各种管子。

他很快就死了，终年41岁。

他的遗体被运回布拉格，安葬在那里的犹太人公墓，一如普通人，根本无人意识到一个伟大的作家就此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