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义研究的历史非常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据历史记载，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第一个从事歧义研究的哲学家，他把歧义看作是诡辩和错误推理的主要原因。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对歧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认为促使歧义产生的原因有三：同音字、多义字、形式和表达。后来，希腊语言哲学家盖伦提出了一套更为全面的歧义理论。他认为，语言是传达信息的工具，语言的表达效果有三种，即“好的”“坏的”“不相关的”，语言的谬误均是由歧义而引发，歧义被归入“坏”的语言表达效果，歧义是语言的恶魔。[2]

若干年之后，美国描写语言学兴起，歧义成为描写语言学家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说过，语言系统中的各种错综复杂和精细微妙之处常常会在歧义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歧义的分析会使我们对于语法的观察、分析更深入。转换生成语法学派代表人物乔姆斯基（他所著的《句法结构》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最伟大的贡献）更是把歧义的解释推向了极致，他认为，一种语法理论的精当性，就在于它解释歧义的能力。吕叔湘先生曾指出，多义并不是一种稀有的现象，词典里的单词，除专门名词外，很少不是多义的；而单词组合也往往可以做不止一种分析。

据报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战败局面早定的日本之所以挨了两颗原子弹，原因之一就与日本政府针对“波茨坦公告”发表的声明中存在歧义有一定关联。日本政府称自己对“公告”的态度是“默杀”。“默杀”这个词在日语中是多解的，可以理解为“不予理睬”，也可以理解为“暂不做评论”，声明没有对此做出限定。如此，美国可以做第一种理解，就用原子弹结束了战争。

歧义句是在理解上会产生两种可能但在当时语境中只利用其中一种含义的句子；换句话说，就是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的句子，但不确定究竟在表达哪种意思。可以看出，一般人们理解歧义只有两种含义，其实有时，歧义也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如“杨玉凤要学习文件”至少有三种句义，其原因主要在于“要”“学习文件”都可能是多义的，它们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形成多种语法关系，按不同的关系去理解，因此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1）杨玉凤需要学习的文件。（“杨玉凤要学习文件”中，“要”表示“索取”）

（2）杨玉凤应该学习相关的文件。（“杨玉凤要学习文件”中，“要”表示“应该”）

（3）杨玉凤打算学习相关的文件。（“杨玉凤要学习文件”中，“要”表示“打算”）

有这样一份电报：我已出发三日即到。这份电报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1）我已经出发了三天了，马上就到了。

（2）我已经出发了，三天以后就到了。

这样的话，接到这份电报的人肯定着急了，到底发电报的人哪天才到呢？到底哪天去车站接发电报的人才恰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