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指向理论产生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这有其必然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在一次小型沙龙座谈会上指出：“语法研究发展到今天，如果光注意形式而不注意意义，那只能是废话；如果光注意意义而不注意形式，那只能是胡扯。”这段话表明中国语法学界已经意识到语法研究必须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路子。[30]

朱德熙先生在其论文《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中提出了显性语法关系和隐性语法关系。显性语法关系指的就是通常所说的主谓、述宾、偏正等结构关系，隐性语法关系是隐藏在显性语法关系后边的潜在的语法关系。例如“出租汽车”作名词短语，“出租”和“汽车”之间是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可是在这种关系背后还存在另一种关系，即动作和受事的关系。“出租汽车”也可看成动词短语，“出租”和“汽车”之间是动语和宾语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动作和受事的关系。两者显性语法关系不同，但是隐性语义关系相同。陆俭明对显性和隐性语法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语法研究中，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句子成分之间总是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 语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语法结构关系就是指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等结构关系；语义结构关系是指诸如动作和动作者、动作和受事者、动作和工具、动作和处所、事物和性质、事物和质料以及事物之间的领属关系等。”

我国的语义指向理论的产生受到了菲尔墨格语法（case grammar）理论的影响。“格”是指名词（包括代名词）与动词（包括形容词）之间的及物性关系，其形式标志是介词或语序。“格”理论能解释一些语法现象。例如：

这批图书送凯里学院。

这是一个歧义句，可用“格”理论来分化、说明这一歧义句。如果把“凯里学院”看作“送”的与格（dative），“送”后可加上“给”，该句子可以理解成为“这批图书送给凯里学院”。如果“凯里学院”看作是“送”的终点格（goal），“送”后可加上“到”，该句子可以理解成为“这批图书送到凯里学院”。

“格”语法理论仅适用于说明名词和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对于其他语义关系，它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如格语法理论对“杨颖喝醉了”的解释就显得力不从心。于是，汉语语法研究中开始引进了一种新的分析手段—— 语义指向分析，它能适用于复杂、多样的语义关系。[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