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亚·安德来伊支伯爵辞去了贵族代表的职务，因为这个职务要他花费的钱太多了。但他的境况并未改善。娜塔莎和尼考拉常常看见父母秘密地、不安地谈话，听见他们谈到出卖罗斯托夫家富丽的祖宅和莫斯科郊外的田庄。不做贵族代表，不需要那么大量招待客人了，并且奥特拉德诺的生活比前几年安静了；但大房子和厢屋里仍然住满了人，每天饭桌上仍然要坐二十人以上。这都是他们自己的、在家里住惯了的人，几乎是和家里人一样的人；或者是似乎一定要住在伯爵家的人。这些人是狄姆勒——音乐家夫妇^[6]，福盖尔——跳舞教师和他的家庭，同住的老处女别洛娃，还有许多别人：彼恰的教师们，小姐们从前的女教师，以及其他的只是觉得住在伯爵家里比住在自己家里更好、更有益的人。从前那么多的客人没有了，但生活习惯依然如旧，若不是这样，伯爵和伯爵夫人便不认为是生活了。尼考拉所扩大的猎队依然如旧；五十匹马和十五个马夫依然如旧；命名日的贵重礼物，邀请全县的隆重宴会依然如旧；伯爵玩维斯特牌和波士顿牌依然如旧，玩牌时他展开他的牌让所有的人看见他的牌，让邻人们每天赢他几百卢布，他们认为和伊利亚·安德来伊支伯爵在一起玩牌是一种最好的赚钱的机会。

伯爵纠缠在他的家务中，好像陷入了一个大网中一样，他极力不相信他是陷在混乱中，却一步一步地愈益陷入混乱中，并且觉得自己既无力撕破那缠住他的网，又不能小心地耐心地去解除它们。伯爵夫人以她的钟爱的心情感觉到：她的子女们都贫穷了，伯爵是无罪的，他不能够，不是他那样的一个人，他自己也因为感觉到自己和子女的贫穷而痛苦（虽然是隐瞒着），于是她寻找着各种方法来改善这种情况。从她的妇女观点上看来，唯一的方法就是尼考拉娶一个富家女子。她觉得，这是最后的希望，她觉得，假使尼考拉拒绝她为他寻找的配偶，则永远没有改善家境的可能了。这个配偶是尤丽·卡拉基娜，是极好的有德行的父母的女儿，从小就和罗斯托夫家相识，现在因为最后一个哥哥死了成了富有的闺女。

伯爵夫人直接写信给莫斯科的卡拉基娜，向她提到她的女儿和自己儿子的婚事，并且获得了她的满意的答复。卡拉基娜回答说，她自己那方面是同意的，说一切都要看她女儿的意向如何。卡拉基娜邀尼考拉到莫斯科去。

有好几次，伯爵夫人含着眼泪向儿子说，现在她的两个女儿都安排好了，她唯一的希望是看见他结婚。她说，假使这件事情做成了，她睡在棺材里也安心了。然后她说她心目中有一个美女，试探他对结婚的意见。

在别的谈话里，她称赞尤丽，并且劝尼考拉在假日到莫斯科去消遣。尼考拉猜透了他母亲的谈话是什么目的，有一次在这样的谈话中使她说得十分坦白。她向他说，改善家境的唯一希望，现在就在他娶尤丽·卡拉基娜了。

“那么，假使我爱了一个没有陪嫁的女子，您当真要求我，妈妈，要我为了陪嫁牺牲我的情感和荣誉吗？”他问他的母亲，不明白这个问题的尖锐，只是希望表现自己的高贵。

“不是，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母亲说，不知道怎样为她自己辩护，“你没有了解我，尼考林卡。我愿你得到幸福。”她补充说，并且觉得她在说假话，她慌乱了。她哭起来了。

“妈妈，不要哭，只要您向我说，您想要这样，您知道，我要以自己的整个生命，以自己的一切使您安心的，”尼考拉说，“我要为您牺牲一切，甚至我的情感。”

但是伯爵夫人不愿这样提出问题：她不愿儿子为她作出牺牲，她自己却想要为儿子作出牺牲。

“不是，你没有了解我，我们不要说了吧。”她拭着泪说。

“是的，也许我是爱无钱的女子，”尼考拉自语着，“怎么，我要为了陪嫁而牺牲我的情感和荣誉吗？我奇怪，妈妈怎么能够向我说这话。因为索尼亚贫穷，所以我不能爱她，”他想，“我不能报答她的忠实专一的爱情。确实我同她在一起，是比同任何囡囡般的尤丽在一起更幸福的。为了我家庭的幸福而牺牲我的情感，我总是能够做到的，”他自语着，“但我不能够压制我的情感。假使我爱索尼亚，那么，我的情感在我看来是胜于一切、高于一切的。”

尼考拉没有到莫斯科去，伯爵夫人没有再同他谈到婚事，却愁闷地、有时气愤地看见儿子和无陪嫁的索尼亚之间愈益亲密的各种迹象。她虽然常常为这事责备自己，但不能不埋怨和挑剔索尼亚，常常无故地叫她站住，称她“您”和“我亲爱的”。仁慈的伯爵夫人对索尼亚生气，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无钱的、黑眼睛的甥女是那么温顺、那么善良、那么诚恳地感激她的恩人，并且那么忠实地、不变地、自我牺牲地爱着尼考拉，以致没有地方可以责备她。

尼考拉要在家里度完假期。安德来公爵从罗马寄来的第四封信到了，他在信里说，假使不是因为在温暖的气候中他的伤口突然裂开，他早已首途回返俄国了，这使他不得不把归期延迟到来年的年初。娜塔莎仍然爱她的未婚夫，仍然由于这爱情而感到安慰，仍然容易感受一切的人生欢乐；但在同他分别后的第四个月末，她开始有了愁闷的时候，而这是她不能控制的。她惋惜她自己，惋惜她白白地、不为任何人损失了这全部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她觉得自己是那样地能够去爱、并被爱的。

罗斯托夫家不快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