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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年前，一八〇七年，在他视察了田庄回到彼得堡以后，彼埃尔不觉地做了彼得堡共济会的领袖。他主持会里的聚餐会和丧仪会，招收了新会员，为各支会的团结和获得原本的会章而忙碌着。他用自己的钱修建庙宇，并尽他的力量，收集捐款，对于这个，大部分的会员是吝啬的、不按时交的。他几乎是独自用钱维持该会在彼得堡所建的贫民院。

同时他的生活依然如旧，他仍有那些嗜好和消遣。他爱盛餐、痛饮，虽然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堕落的，他却不能拒绝他所参与的单身汉团体的享乐。

在他混乱的活动和消遣中过了一年之后，彼埃尔开始觉得，他愈是力求坚固地守住他脚下的共济会地基，它在他的脚下离得愈远。同时他觉得，他脚下的地基愈向下沉，他愈是不觉地受它的拘束。当他入共济会时，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人确信一只脚是踩在沼泽的平面上。放上了一只脚，他沉下去了。为了充分相信他脚下的地基的坚牢，他放上了另一只脚，并且沉得更深了，陷在里面了，不觉地在淹没膝盖的沼泽里行走着。

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不在彼得堡（他最近摆脱了彼得堡会所的事务，深居简出地住在莫斯科）。所有的会友们，都是彼埃尔在日常生活中所认识的人，要他只把他们看作共济会里的会友，而不看作B公爵，或者依凡·发西利也维支·D，不看作他在日常生活中所认识的大都是软弱的无足轻重的人，是很难的。在共济会的胸帷和徽章之下，他看见了他们在生活中所力求的军服和十字勋章。常常，彼埃尔在收集捐款时，计算着收款簿上的二三十卢布，彼埃尔便想起了共济会的誓言，每个会友都许诺把他所有的一切给予别人，而这二三十卢布大都是十来个会友所还的欠账，他们当中有一半人是和他一样的富有；于是在他心中发生了许多是他极力要避免的怀疑。

他把他所认识的会友们分为四类。他认为第一类是那些不在会务上，也不在人事上作积极的活动，但只研究神秘的教会科学的会友，他们研究的问题是上帝的三重名义，或三种物质元素：硫黄、水银、盐或所罗门神庙中方形与各种图形的意义。彼埃尔尊重这一类的会友，老会友们大都属于这一类，彼埃尔觉得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本人也在内，但是彼埃尔和他们的兴趣不一致。他的心不在共济会的神秘方面。

在第二类中彼埃尔算进了他自己，以及和他类似的会友们，都在追求、动摇，在共济主义中还没有找到直接的、可以了解的途径，但希望找到它。

在第三类中，他算进了最大多数的会友们，他们不了解共济主义的内容，只知道外表的形式和仪式，他们注重严格遵守这种外表形式，不关心它的内容与意义。维拉尔斯基甚至总会的会长都是这类人。

最后，归入第四类中的也有许多会友，特别是新近入会的人。据彼埃尔的观察，他们是不信仰任何东西、不希望任何东西的人，他们加入共济会，只是为了结交会里面很多的年轻的、有钱的、因为关系和地位而有势力的会友。

彼埃尔开始觉得他自己不满意自己的活动。他有时觉得，共济主义，至少是他在这里所认识的共济主义，只是建立在外表上的。他不想怀疑共济主义，但他疑惑俄国的共济主义是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背离了它原来的宗旨。因此他为了学习教会的高深教义，在年底到国外去了。

一八〇九年夏间，彼埃尔回到了彼得堡。俄国共济会员，由于他们和国外的通信，知道了别素号夫在国外获得了许多高级地位的人的信任，深通许多神秘，升到了高级地位，并随身带回了许多对于俄国共济会有益的东西。彼得堡的共济会员们都来看他，巴结他，并且都觉得，他隐藏着并准备着什么东西。

召集了第二级支会的隆重的集会，彼埃尔答应了在这个集会里向他们报告会里最高领袖们托他转达给彼得堡会友们的事情。这个集会是满座的。在通常的仪式之后，彼埃尔站起来，开始演说。

“亲爱的会友们，”他开始说，脸红着，口吃着，手拿着写好的演说稿，“在会所的幽静的地方奉行我们的神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行动……行动。我们在打瞌睡了，但我们必须行动。”彼埃尔拿起稿本开始宣读。

“为了传播纯洁的真理，取得美德的胜利，”他读着，“我们必须清除人们的成见，宣传合乎时代精神的原理，负起教养幼辈的责任，和最聪明的人们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勇敢地同时谨慎地克服迷信、无信仰、愚蠢，训练那些忠于我们的，为了一致的目标而团结的，有权力、有力量的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美德的力量超过邪恶，必须努力，使正直的人，甚至在这个世界里，也能因为他的美德而获得永久的报酬。但在这些伟大的企图中，最妨碍我们的是——目前各种政治制度。在这种情形中，应该怎么办呢？欢迎革命呢？推翻一切呢？以武力驱除武力呢？……不是，我们离这个还很远。任何暴力的改革都该反对，因为在人们像他们现在这样的时候，它完全不能去除邪恶，因为智慧不需要暴力。

“本会的全部计划的基础应该是：训练那些坚决的、有德行的、因为信仰一致而结合在一起的人，这信仰就是：在各处用各种力量压制罪恶与愚蠢，保护才能与美德，从灰尘中扶起有价值的人们，使他们加入我们的会。直到那时候，我们的教会才有权力把袒护混乱的人们的手不知不觉地捆绑起来，并且要把他们毫不察觉地控制在手里。总之，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普遍有力的政府，它的范围达到全世界，却不破坏公民的义务，除这种政府之外，一切其他的政府可以继续通常的职务，做一切的事情，但除了那妨害我们教会的伟大目的的事情，这目的就是，使美德战胜邪恶。这个目的就是基督教本身的目的。它教人要有智慧，要善良，并且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遵循最善良最智慧的人们的榜样和劝导。

“在一切都沉浸在黑暗中的时候，当然单是宣扬教义便够了：真理的新颖给它特别的力量，但现在我们需要更有力量的方法。现在，被自己的感觉所支配的人，应该在美德中找到感觉上的快乐。热情是不能根除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使热情向着高尚的目标去发展，因此必须每个人能够在美德的范围内满足自己的热情，我们的教会必须给人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

“我们不久便要在每个国家里有相当数目的有品德的人，他们当中每一个人又训练两个别的人，并且他们紧密地联合在一起——那时，我们的教会便能做一切的事情，它已经秘密地为了人类的福利做了许多事情。”

这篇演说不但在会里面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还引起了大家的激动。大部分的会友，看到这个演说中启发主义^[6]的危险计划，便对于他的演说表示冷淡，这使彼埃尔感到惊异。会长发言反对彼埃尔。彼埃尔愈益起劲地发表他的见解。这样激烈的会议是好久没有过的。他们分成了几派，有的谴责彼埃尔，批评他的启发主义；有的支持他。在这个集会里，第一次令彼埃尔诧异的，是人类见解的无限的差异，这使得任何真理在两个人的目光中不会是一样的。甚至那些似乎站在他这一方面的会员，也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带着他所不能同意的局限和变动来看待他的。因为彼埃尔的最大要求，就是要把他自己的思想，完全像他自己所了解的那样地传达给别人。

在集会结束时，会长恶意地、讽刺地要彼埃尔注意他的激动，并且说，不单单是对于美德的爱，还有争斗的嗜好，在指导他作争论。彼埃尔没有回答他，只简短地问到，是否接受他的提议。他们告诉他说了不接受，于是彼埃尔不等待通常的仪式结束，便离开会所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