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彼得堡的初期，安德来公爵觉得，他在孤独生活中所形成的全部思想，被彼得堡方面令他注意的那些琐屑的事情完全遮盖了。

晚间回家时，他常常在记事册里写下四五个必要的访问和在约定钟点里的rendez-vous［会面］。生活的机器，日间的布置——要处处赶上时间，耗去了他大部分的精力。他没有做任何事情，甚至也没有思索任何事情，并且没有时间思索，他只是说话，有成效地说出他从前在乡村里有时间想过的事情。

他有时不满地发觉到，他在一日之间，在各团体中，重复了同样的话。他是那样地成天忙碌，弄得他没有工夫注意到，他没有考虑任何事情。

斯撇然斯基星期三在家里单独地接见保尔康斯基，和第一次同他在考丘别家会面时一样，和他真诚地谈了很久，给了安德来公爵深刻的印象。

安德来公爵认为大多数的人是可以鄙视的、无足轻重的人；他是那么想要在别人身上发现他自己努力追求的那种人品完善的活的典范，以致他轻易地相信，他在斯撇然斯基身上发现了那种十分有智慧有美德的人的典范。假使斯撇然斯基是和安德来公爵从同一社会阶级里出身的，有同样的教育和道德传统，则安德来便会立刻发现他的软弱的、常人的、非英雄的方面，但现在这种令他觉得奇怪的、合逻辑的思想习惯，因为他没有充分了解他，更加引起他对他的敬意。此外，或者因为他赏识安德来公爵的才干，或者因为他觉得必须把他争取在自己这方面，斯撇然斯基在安德来公爵的面前卖弄了他的公正的镇静的理智，并且用那种巧妙的阿谀奉承了安德来公爵，这阿谀连带着自负，包括着一种默认：认为只有他的交谈者和他自己，能够了解其余一切人的愚笨和他们自己思想的合理与高深。

在星期三晚上他们长时间的谈话中，斯撇然斯基一再地说：“我们注意到超出根深蒂固的习惯的一般水准的一切事情……”或者带着笑容说：“但我们希望，狼吃饱了，羊又不丢……”或者：“他们不能够了解这个……”并且总是带着那样的表情，好像是说：“我们：您同我，都很明白，他们是什么，我们是谁。”

这回和斯撇然斯基的第一次长谈，只在安德来公爵心中加强了他第一次看见斯撇然斯基时所有的感觉。他把他看作一个有理智的、思想清楚的、大智大慧的人，他凭能力和毅力获得了权力，并且只为了俄国的福利而运用权力。斯撇然斯基在安德来公爵的目光中正是他自己希望要做的那种人——理性地解释一切生命现象，只承认理性的事情是重要的，能够对一切的事都应用理性的标准。在斯撇然斯基的说明中，一切显得那么简单、明白，以致安德来公爵不觉地事事都同意他了。假使他反驳争辩，那只是因为他故意想要显得自己是独立的，不完全顺从斯撇然斯基的意见。一切都对，一切都好，但是只有一件事使安德来公爵惶惑：这就是斯撇然斯基的冷静的、没有神气的、不让人看透他的灵魂的目光以及他的白皙细柔的手，安德来公爵不觉地、像人们通常望有权的人的手那样望着他的手。没有神气的目光和细柔的手，不知什么缘故使安德来公爵生气了。还有使安德来公爵觉得不愉快的，就是他注意到斯撇然斯基对于人们的过分轻视和他用来支持自己意见的各种论证的方法。除了比喻，他利用各种可能的思想方法，并且安德来公爵觉得，他从这种立场到另一种立场转变得太大胆了。有时他站在实际活动家的立场上，批评空想主义者，有时他站在讽刺家的立场上，讥讽地嘲笑反对者，有时他站在严格的逻辑的立场上，有时他忽然升到玄学的领域里（这最后的论证方法，他运用的次数特别多）。他常把问题提到玄学的高度，涉及空间、时间、思想的定义，从那里得出他所需要的反证，然后又回到原来争论的立场上。

总之，斯撇然斯基的思想上的、使安德来公爵吃惊的主要特点，是他无可怀疑地、不可动摇地相信理性的力量和权威。显然，斯撇然斯基从来不会产生那种在安德来公爵看来是很寻常的思想，即人总不能表现出他所想到的一切；并且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所思索的一切，他所相信的一切，是否毫无意义。正是斯撇然斯基的这种特别的思想习惯，最吸引安德来公爵的注意。

安德来公爵在他和斯撇然斯基结识的初期，对斯撇然斯基怀着热烈的羡慕之情，好像他一度对于拿破仑所怀有的一样。斯撇然斯基是神甫的儿子，许多愚蠢的人也许因为他是教士儿子和神甫儿子而轻视他，事实上许多人是如此的，这件事使安德来公爵特别注意自己对于斯撇然斯基的感情，并且不觉地在他自己心中加强他对斯撇然斯基的好感。

保尔康斯基在他家所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斯撇然斯基谈起过法规编纂委员会，便嘲讽地向安德来公爵说，法规委员会存在了一百五十年，耗费了无数的金钱，除了罗生坎卜夫在比较立法的各条上贴了标签，什么事也没有做。

“这就是政府花了无数的金钱所得的一切！”他说，“我们想要把新的司法权给枢密院，但我们没有法律。因此，公爵，像您这样的人现在不服务，真是不对。”

安德来公爵说，为了这个工作，必须有法律的知识，而这是他所没有的。

“但这是谁也没有的，那么您想要什么呢？那是一个circulus viciosus［出不去的绝路］，一定要从里面打开一条出路的。”

一星期后，安德来公爵做了军法编纂委员会的委员，并且，他完全没有料到，他做了法规编纂委员会中分组的主席。由于斯撇然斯基的要求，他担任编纂中的民法的第一部，他借助于《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和Justinian［攸斯蒂尼安］法理，从事编纂人权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