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日晚拉斯托卜卿伯爵和库图索夫见面之后，回到莫斯科，因为他们没有邀他参加军事会议，因为库图索夫对于他要参与保卫古都的建议不加注意，他觉得痛心而愤慨，又因为在军营中对他提出一种新的看法而觉得惊讶，按照这个看法，古都的安宁和它的爱国情绪的问题不但显得是次要的，而且完全是不需要的、无足重轻的。拉斯托卜卿伯爵回到莫斯科，觉得痛心，觉得愤慨，并且对这一切感到惊讶。伯爵吃了晚饭，没有脱衣服，睡在躺椅上，在十二点钟以后，他被库图索夫派来送信给他的信使唤醒了。信里说，因为军队要经过莫斯科向锐阿桑大道退却，请伯爵派警官引导军队穿城而过。这个消息对拉斯托卜卿已经不是新闻了。不但在昨天他和库图索夫在波克隆尼山上会面的时候，而且在保罗既诺会战的时候，拉斯托卜卿伯爵就已经知道莫斯科是要放弃的，那时所有的到莫斯科来的将军们都同声一致地说，再有会战是不可能的，并且那时由于伯爵的许可，已经每天夜里送走公家财物，居民也走了一半。但是这个以简单便函的形式和库图索夫的命令一同送来的、在夜间他睡第一觉的时候收到的消息，仍然使伯爵吃惊生气。

后来，拉斯托卜卿伯爵解释他在这时的活动，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了几次，说他当时有两个主要目的：de maintenir la tranquillité à Moscou etd'en faire partir les habitants.［维持莫斯科的安宁并使居民退出。］假若我们承认了这个双重的目的，则拉斯托卜卿所有的行为都是不可指责的。为什么不运出莫斯科的圣骨、武器、军火、火药、储粮？为什么成千的居民受了欺骗，以为莫斯科不得不放弃并且会焚毁？——拉斯托卜卿伯爵解释说，这是为了维持都城的安宁。为什么运出政府机关里成堆的无用的公文、雷皮赫的气球和其他物品？拉斯托卜卿伯爵解释回答说：这是为了留下一个空城。我们只要承认有什么东西威胁了公共安宁，则所有的行为都变为合理的了。

恐怖期间的一切恐怖，只是由于对公共安宁的忧虑。

一八一二年拉斯托卜卿伯爵在莫斯科对于公共安宁的恐惧有什么根据？假定城内会发生叛乱，这有什么理由？居民离开了，撤退的军队挤满了莫斯科。为什么因此群众必须暴动？

不但是在莫斯科，而且是在俄国各处，在敌人入城时，并没有发生任何类似暴动的事。九月一日及二日，有一万多人退出莫斯科，除了被城防总司令本人所吸引而聚集在他的院子中的群众而外，没有发生任何事件。假若在保罗既诺会战之后，莫斯科的放弃是确定的，或者至少是可能的，假若那时拉斯托卜卿不分发武器，不用传单激励民众，而采取措施，运出所有的圣骨、火药、炮弹与钱财，并且直接向民众说明城要放弃，则显然更没有理由料想人民的骚动了。

拉斯托卜卿是一个情感冲动的急性的人，一向在上级衙门里走动，虽然他有爱国情绪，但是对于他认为是他所领导的人民，却一点也不了解。从敌人进斯摩棱斯克城那时起，拉斯托卜卿就在自己的想象中，以为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是“俄国之心”，民众思想的引导者。他不但觉得（每个行政官吏都觉得是这样的），他在指挥莫斯科居民的外表活动，而且觉得，他以他的宣言和传单在引导人民的思想。他的宣言和檄文是用那种鄙俗的言辞写成的，这种言辞是人民群众所轻视的，是人民听当局说出时所不了解的。拉斯托卜卿是那么欢喜扮演民众思想的引导者这种漂亮的角色，他是那么惯于扮演这种角色，因而一旦必须停止扮演这种角色，必须不做出任何英勇行为而放弃莫斯科时，便使他感到出乎意料，他忽然觉得他失去了立脚之地，他简直不知道要怎么办了。他虽然知道，但是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不完全相信莫斯科要放弃，并且对于这一点没有任何准备。居民违背他的愿望离开了。假使政府机关搬走了，那只是由于官吏的要求，伯爵对他们是勉强同意的。他自己只是专心注意着扮演他替自己所选定的角色。他正如同富有热烈的幻想的人们一样，常常是这样的，他早就知道莫斯科要放弃，但是他只是凭自己的理智知道这一点的，在他的心里并不相信这一点，并且在心理上没有接受这个新的局势。

他所有的辛苦而果断的活动（这有多大用处，在民众之间有多大影响，是另一问题），他所有的活动，只是为了要在民众之间引起他自己所感觉的那种情绪——爱国主义，对于法国人的仇恨，对自己的信心。

但是，当事件有了真正历史的意义时，当文字不够表现对于法军的仇恨时，当交战甚至也不能表现这种仇恨时，当自信对于莫斯科的唯一的问题显得无用时，当全体的人民万众一心地抛弃了他们的财物，借此种消极行动表现他们爱国情绪的力量，拥出莫斯科时——这时候，拉斯托卜卿所选择的角色忽然显得没有意义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孤单、软弱、可笑、没有立足点了。

拉斯托卜卿在睡梦中被人叫醒，接到库图索夫冷淡的命令式的通知，愈觉得自己有罪，愈觉得愤怒了。在莫斯科还留着所有交托给他的东西，所有他应该搬走的公物。然而搬走一切是不可能的了。

“谁负这件事的责任，谁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他想。“当然不是我。我准备了一切，我把莫斯科保持得这么好！他们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浑蛋！国贼！”他想，却不能明确地指出谁是浑蛋和国贼，但是他觉得必须仇恨这些做国贼的人，他现在所处的错误而可笑的地位是要这些人负责的。

那天整整一夜拉斯托卜卿伯爵发出命令，莫斯科各方面的人都来向他讨命令。但是他身边的人从来没有看见过伯爵这样地愁闷、愤怒。

“大人，采邑院的院长派人来讨命令……教区监督局派人来，枢密院派人来，大学派人来，孤儿院派人来，副主教派人来……问……对于救火队怎么吩咐？狱官派人来，疯人院派人来……”人们整夜不停地来报告伯爵。

对这些问题伯爵作了简短的愤怒的回答，表示现在不需要他的命令了，他所辛苦地准备好了的全部的事情，现在被什么人破坏了，这个人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一切要负全部责任。

“你告诉这个傻瓜，”他回答采邑院的问题，“要他留下来保管文件。你为什么要问关于救火队的无聊的话呢？有马就放到夫拉济米尔去，不要留给法国人。”

“大人，疯人院监督来了，怎么吩咐？”

“怎么吩咐？统统放走就是了……把疯人放进城。现在我们用疯人指挥军队，放他们是上帝的意思。”

伯爵听到关于狱中犯人的问题时，向狱官愤怒地大叫。

“怎么，没有兵了。要给你两营兵护送吗？放他们，干脆！”

“大人，还有政治犯：灭施考夫，韦来夏根……”

“韦来夏根！他还没有被绞死吗？”拉斯托卜卿大叫，“把他带到我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