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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托夫家的女婿别尔格已经做了上校，颈上挂了夫拉济米尔和安娜勋章，仍旧担任着舒适而愉快的职务——第二军团参谋部第一处副处长的参谋室副主任。

他在九月一日从军中来到莫斯科。

他在莫斯科并没有事要做；但是他看到，大家都请假从军中到莫斯科去做点什么事情。他认为自己也需要为了家庭和家属的事情请假。

别尔格乘了一辆整洁的由两匹光滑的淡黄的马拉着的旅行车，好像一个公爵的车子那样，来到丈人的家里。他注意地看了院中的车辆，上了台阶，取出干净的手帕打了一个结。

别尔格踏着匆促的、着急的步子，从前室跑进客厅，抱了伯爵，吻了娜塔莎和索尼亚的手，并且连忙地问妈妈的身体可好。

“现在身体怎样吗？啊，告诉我们吧，”伯爵说，“军队怎样？退却呢，或者还有会战？”

别尔格说，“爸爸，只有创造世界的上帝能够决定祖国的命运。军队里英雄主义的精神很是旺盛，现在听说，长官们在开会。将来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简单地告诉您，爸爸，这种英雄主义的精神，真正的俄军的自古以来的英勇，他们在，”他又更正说，“它在二十六日的战事中显示或者表现了它没有适当的话能形容……爸爸，我向您说（他那样地捶他自己的胸口，好像一个在他面前说话的将军所常做的一样，不过捶迟了一点儿，因为应该在说“俄军”时捶他的胸口），我老实向您说，我们当长官的，不但没有强迫兵士们前进或者做这一类的事，而且我们难以阻止那些，那些……对啦，古人英勇事迹般的功勋，”他迅速地说，“巴克拉·德·托利将军在兵士前面，处处冒他自己的性命的危险，我能向您保证。我们的军团驻扎在山坡上。您可以想想看！”

于是别尔格说出了他在这个时候所听到的各种传闻中所能记得的一切。娜塔莎没有移开她那使别尔格感到不安的目光，向他望着，好像是要在他的脸上找出某个问题的回答。

“总之，俄国战士所表现的这种英勇是无法想象，无法加以充分称赞的！”别尔格说，看了看娜塔莎，似乎希望笼络她，向她微笑着，回报她的固执的注视……“‘俄国不在莫斯科，它是在俄国子孙们的心中！’是吗，爸爸？”别尔格说。

这时候，伯爵夫人带了疲倦而不满的神色从起居室里走来。别尔格赶快跳起来，吻伯爵夫人的手，向她问安，并且站在她旁边，把头向两边摇着[92]表示同情。

“是的，妈妈，我老实向您说，这是每个俄国人艰难、沉痛的时候。但是为什么这样不安呢？您还来得及离开……”

“我不明白，仆人们在做什么，”伯爵夫人向丈夫说，“他们刚才向我说，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应该有人去照料一下的。这时候要怀念米清卡了。这事没有个完！”

伯爵想要说什么，但是显然，他忍住了。他站起身来，离开椅子，向门口走去。

别尔格这时好像是要打喷嚏，取出手帕，望着结子，沉思了一下，愁闷地、意味深长地摇着头。

“爸爸，我要向您提出一个大要求。”他说。

“嗯？……”伯爵站住了，说。

“我刚才走过尤苏波夫家，”别尔格带着笑声说，“管家我认识，他跑出来问我要买什么。您知道，我因为好奇便进去了，里面有一个小衣橱和梳妆台。您知道，韦如施卡是多么想要这东西，我们曾经为这事争执过（别尔格说到小衣橱和梳妆台时，不觉地对于自己的布置家庭的本领显出高兴的语气）。这样好看的东西！向外拉，有英国式的暗抽屉，您知道吗？韦饶其卡早就想要了。因此我想给她一个意外礼物。我看见您家院子里有这么多用人。请您给我一个用人，我要好好地赏他……”

伯爵皱了皱眉，咳了一声。

“您去求伯爵夫人吧，我不管。”

“假使困难，就算了吧，”别尔格说，“我只是为了韦如施卡的缘故才想要如此的。”

“啊，你们这些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老伯爵叫着说，“我的头发昏了。”于是他从房里走出去了。

伯爵夫人哭起来了。

“是的，是的，妈妈，是很艰难的时候！”别尔格说。

娜塔莎跟父亲一起走出去，似乎费劲地在考虑什么，她最初跟着他走，后来跑下楼去了。

彼恰站在台阶上，在分发武器给要离开莫斯科的仆人们。装妥的车子仍旧停在院子里。其中有两辆解了绳子，一个军官由一个侍役兵扶着向其中的一辆车上在爬。

“你知道为什么？”彼恰问娜塔莎。

娜塔莎明白，彼恰的意思是父亲为什么和母亲争吵。她没有回答。

“因为爸爸要把所有的车子都给伤兵，”彼恰说，“发西理齐向我说的。我觉得……”

“我觉得，”娜塔莎忽然几乎叫起来，把发怒的脸向彼恰，“我觉得，这是那样的卑鄙，那样的丑恶，那样的……我不知道。难道我们是什么德国人吗？……”她的喉咙因为痉挛的啜泣而发抖，她怕削弱并白白发作了她的怒气，她回转身，顺着楼梯一直冲去。

别尔格坐在伯爵夫人旁边，恭敬地以亲戚的态度安慰着她。伯爵拿着烟斗在房里来回走动，此刻，娜塔莎带着因为发怒而显得难看的脸，好像风暴一样，闯进房来，快步地走到了母亲面前。

“这是卑鄙！这是丑恶！”她喊叫着，“这不会是您吩咐下去的。”

别尔格和伯爵夫人迷惑地惊恐地望着她。伯爵站在窗口听着。

“妈妈，这是不行的，您看看院子里吧！”她喊叫着说，“他们要留下来！……”

“你有什么事？他们是谁？你要什么？”

“就是受伤的！这样不行，妈妈，这太不像话了……不行，妈妈，亲爱的，这样是不对的，请您饶恕，亲爱的……妈妈，我们要带走的东西，这在我们算得什么，您只要看看院子里……妈妈！……这是不可能的！……”

伯爵站在窗边，没有转过脸来，听着娜塔莎说话。忽然，他嗅了嗅鼻子，把他的脸凑近窗子。

伯爵夫人看了看女儿，看见她的为了母亲而感到羞耻的面色，看见她的激动，明白了丈夫现在为什么不回头看她，并且带着茫然若失的神情向四周看了一下。

“唉，您要怎办，就怎办吧！难道我妨碍谁了吗？”她说，并不立刻让步。

“妈妈，亲爱的，饶恕我。”

但是伯爵夫人推开女儿，走到伯爵面前去了。

“亲爱的，你应该怎样就怎样吩咐吧……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她说，内疚地垂着眼睛。

“蛋……蛋在教训鸡……”伯爵带着快乐的眼泪低声说，并且搂抱着妻子，她高兴地把羞惭的脸藏在他的胸前。

“爸爸，妈妈！我能去料理吗？行吗？”娜塔莎问，“我们还是可以带走最需要的东西……”娜塔莎说。

伯爵向她肯定地点了点头，娜塔莎踏着她在捉迷藏游戏的那种快步子，从大厅跑到前室，由楼梯上跑进院子。

仆人们聚集在娜塔莎四周，不相信她所传的这个奇怪的命令，直到伯爵自己代表妻子证实了这个命令，他们才相信，就是所有的大车都让给伤兵，箱子都卸下来送进储藏室。仆人们明白了这个命令，高兴地忙碌地负起了新任务。仆人们现在不但不觉得奇怪，而且反之，觉得非这样不可了；正如同在一刻钟之前，不但没有人觉得丢下伤兵运走行李是奇怪，而且觉得非那样不可。

全家的人，似乎在弥补他们没有早点做的过失，都忙碌地在做这件安置伤兵的新工作。伤兵们从他们的房间里爬出去，带着高兴的苍白的面孔围绕着车子。邻家的屋里也传到了有车的消息，于是有许多伤兵从别家走进了罗斯托夫家的院子。伤兵当中有许多人要求不要卸下东西，就让他们坐在东西上边。但是卸东西的工作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全部留下来或是留下一半，反正是一样了。院子里放着许多没有抬走的装瓷器、铜器、图画、镜子的箱子，这些都是昨天夜里那样小心地装上车的；大家继续寻找并且找到了卸下这样那样和接连地腾出车辆的可能。

“还可以带四个人，”管家说着，“我把我的车子让给他们，不然，他们怎么办呢？”

“把我装衣橱的车腾出来吧，”伯爵夫人说，“杜妮亚莎和我坐一辆车。”

装衣橱的车也腾了出来，送到隔壁第三家去装伤兵。全家的人和仆役都很愉快、都很活跃。娜塔莎感到欢天喜地的、幸福的、活泼的心情，这是她好久没有过的事了。

“把这个绑在哪里呢？”仆人说，把一只箱子放在马车后边的座位上，“应当至少还留下一辆车子。”

“它是装什么的？”娜塔莎问。

“是伯爵的书。”

“留下来，发西理齐去卸。不需要这个。”

半篷车里坐满了人；他们不知道彼得·依利支要坐在哪里。

“他坐在驾驶台上。你坐驾驶台上好吗，彼恰？”娜塔莎说。

索尼亚也不停地忙着，但是她忙碌的目的和娜塔莎的目的相反。她在收藏那些应当留下的东西，遵照伯爵夫人的意思在登记它们，她并且极力要尽量地随身多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