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比军队不战而退更为重要的事件中，即是在莫斯科的放弃与焚烧这个事件中，拉斯托卜卿的行动和库图索夫恰好相反；我们似乎觉得拉斯托卜卿是这个事件的领导人。

在保罗既诺会战之后，这个事件——莫斯科的放弃与焚烧——是和军队不战而退过莫斯科同样地不可避免。

每一个俄国人，不根据结论而根据我们心中所有的、和我们祖先心中有过的那种感觉，都能够预言所要发生的事。

从斯摩棱斯克开始，在俄国土地上所有的城市与乡村里，没有拉斯托卜卿伯爵的参加和他的传单，也发生了在莫斯科所发生的那种事情。人民无忧无虑地等候着敌人，不乱，不骚动，不撕裂任何人的身体，却安然地等候着他们自己的命运，觉得他们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找到他们应做的事。敌人一到，有钱的人便丢弃了他们的财产跑走了；贫穷的人留下来了，并且焚烧了、毁坏了留下来的东西。

遣散了将军们之后，库图索夫坐了很久，把他的臂肘搭在桌子上，老是想着那个可怕的问题。

俄国人的心里过去和现在都觉得，这件事将要如此，并且将要永远如此。在一八一二年，俄国的莫斯科的社交界有了这个感觉，有了莫斯科将被占领的预感。那些早在七月及八月初便离开莫斯科的人，表示他们料到了这件事。有些人带了他们能带走的东西，丢下房屋和一半的财产便跑走了，他们这么做，是因为那种潜存的（latent）爱国心，而表现这种爱国心的不是言语，不是为拯救祖国而让自己的儿子去死，不是此类不自然的行为；而是不易察觉地、简单地、有机地表现出来的，因而总是产生最有力的效果的。

他们听人说：“逃避危险是耻辱；只有懦夫才逃出莫斯科。”拉斯托卜卿在他的传单中提醒他们，说离开莫斯科是可耻的。他们羞于接受懦夫的称呼，羞于离开，但他们仍然离开了，他们知道应该如此。他们为什么离开呢？我们不能够假定说，拉斯托卜卿用了拿破仑在占领区所做的恐怖行为吓唬他们。有钱的有知识的人首先离开，他们很知道，维也纳和柏林还是完整的，那里的居民，在拿破仑占领时期，仍然和有魅力的法国人在一起愉快地度过时光，当时的俄国男子，特别是女子，是那么爱法国人。

他们离开，因为俄国人不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在莫斯科受法国人的统治是好还是坏。受法国人统治，是不可能的；这是最坏不过的事情。他们甚至在保罗既诺会战之前便离开了，在保罗既诺会战之后，他们走得更快了，他们不管守城的呼吁，不管莫斯科卫戍司令想要抬着依比利亚圣母像去打仗的宣言，不管那些要消灭法军的气球，不管拉斯托卜卿在传单中所写的一切无聊的话。他们知道，军队应该打仗，假如他们不能打仗，那么用小姐们和家奴们到三山去和拿破仑打仗也是不行的，并且他们应该离开，虽然是舍不得丢下财产任人毁坏。他们离开，并且没有想到这个偌大富庶的都城被居民抛弃，被火焚烧的重大意义（被居民丢下来的木头房屋的大城市必然要被焚烧的）；他们各人为自己而离开，同时正因他们离开，才完成了那个伟大的事件，这事件永远是俄国人民的最大的光荣。那个太太模糊地觉得自己不是拿破仑的奴隶，恐怕拉斯托卜卿的命令阻拦她，在六月里便带了她的黑奴和女小丑，离开莫斯科，到萨拉托夫田庄上去了，她简单地真正地做了那件拯救俄国的伟大事情。拉斯托卜卿伯爵却时而辱骂那些离开的人；时而迁出政府机关；时而把毫无用处的武器发给醉汉；时而抬出圣像；时而禁止奥古斯丁神甫搬走圣骨与神龛；时而攫取莫斯科的全部私人车轮；时而用一百三十六辆大车运走雷皮赫所做的气球；时而暗示他有意焚烧莫斯科；时而说到他怎样烧掉了自己的房子；时而向法国人发宣言，严厉地指责他们毁坏了他的孤儿院；时而他把莫斯科大火的荣誉归他自己，时而又不接受；时而命令人民捕捉所有的间谍送给他；时而因此责备人民；时而从莫斯科送走所有的法国人；时而又要留下奥柏·涉尔美夫人（她是莫斯科全体法国人的中心人物），却并无特殊罪名，便命令逮捕并放逐年老的可敬的邮政总监克流恰罗夫；时而把人民聚集在三山和法国人打仗；时而为了离开这些人，把一个人让他们杀死，他自己从后门溜走；时而说他要与莫斯科共存亡；时而在手册里写法文诗，歌颂自己参与了这个事件[89]——这个人不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只是想要自己做出一点事来使人震惊，做出一点爱国的英勇的事迹，并且好像小孩子一样，以莫斯科的放弃与焚烧这种伟大而不可免的事件做儿戏，极力要用他的小手，时而鼓励，时而阻挡那股把他卷走的人民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