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图索夫派去视察阵地的叶尔莫洛夫回来向他说，在莫斯科前的阵地上作战是不可能的，并且必须退却。库图索夫无言地望着他。

“把手伸出来，”库图索夫说，并且把他的手翻转过来，给他切脉，又说，“你不好过了，孩子。想想看，你在说什么。”库图索夫还不明白可以不会战而退到莫斯科那边去。

库图索夫在道罗高米洛夫门外六里的波克隆尼山下了车，坐在路旁的凳子上。一大群将军们聚集在他四周。从莫斯科来的拉斯托卜卿伯爵参加在他们一起。这个赫赫的团体，分成几个小组，各自谈论着阵地的利弊、军队的情况、提出的计划、莫斯科的局势和一般的军事问题。大家都觉得，虽然他们不是被召来开会的，虽然这不叫作军事会议，但这却是一个军事会议。所有的谈话都是关于一般的军事问题。即使有人说出或打听个人的新闻，也是低声地说几句，并且立刻又回到一般的军事问题上来了：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没有笑话，没有笑声，甚至没有笑容。大家显然在努力思索随机应变的办法。谈话的各小组，都极力使自己靠近着总司令（他的凳子成了这些小组的中心），并且要说得让总司令能听到他们的话。总司令听着，并且有时问一问他们在他旁边所说的话，但是他自己没有参与谈话，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他往往听了任何小组的谈话之后，便带着失望的神情把头掉开，似乎觉得他们所谈的话完全不是他希望知道的。有些人说到选择的阵地，所批评的，与其说是阵地本身，毋宁说是选择阵地的人的智力。又有些人证明，错误是早就有了的，应该在两天之前打仗。还有些人说到萨拉曼卡的战斗，一个刚刚来到的法国人克罗萨尔，他穿了西班牙制服，正在向他们叙述这个战斗（这个法国人和一个在俄军中服役的德国亲王在讨论萨拉高萨的围攻，[87]预料着同样地保卫莫斯科的可能）。在第四个小团体里，拉斯托卜卿伯爵说到，他和莫斯科的守卫队决意死在首都的城下，但他仍然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知道实际情形，假使他事先知道的话，情形便不同了……第五个小团体，显示他们战略意见的精深，说到军队所应该采取的方向。第六个小团体说些完全无意义的话。库图索夫的脸色越来越显得焦虑而愁闷了。在所有的这些谈论中，库图索夫只看见一点：保卫莫斯科，简直是没有一点可能性了，就是说，这是那样地不可能，假使任何发疯的总司令下令发动会战，便会引起混乱，而会战仍然不会发生的；会战不会发生，因为所有高级指挥官，不但承认这个阵地是不能守的，并且在他们的谈话中，他们只讨论到在这个阵地必然放弃后所要发生的事。指挥官们怎么能够把军队率领到他们认为不能守的战场上去呢？下级指挥官，甚至士兵（他们也讨论）也认为这个阵地是不能守的，因此他们不能抱着必败的态度去打仗的。假使别尼格生坚持要保卫这个阵地，而别人还在讨论它，则这个问题的本身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它只是争论与阴谋的借口而已。库图索夫明白这一点。

别尼格生选择了阵地，热烈地表现他的俄国人的爱国心（库图索夫听到他的话不能不皱眉），他主张保卫莫斯科。库图索夫就像看见阳光一样显明地看出了别尼格生的目的：假如保卫战失败了，则归罪于不战而率领军队退到麻雀山的库图索夫；假如成功，则归功于他自己；假如遭受拒绝，则洗脱自己放弃莫斯科的罪过。但是这个阴谋的问题现在不能引起老人的注意。只有一个可怕的问题使他注意。对于这个问题他听不到任何人的回答。他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只是：“果真是我让拿破仑来到莫斯科的吗？并且我什么时候做了这件事的？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果真是昨天我下命令给卜拉托夫退却，或者是前天晚上我打盹的时候，命令别尼格生发布命令的吗？或者是更早？……但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决定了这个可怕的问题？莫斯科一定要放弃。军队一定要后退，并且一定要下这个命令。”他觉得，下这个可怕的命令，正如同放弃军队的指挥权一样。不但他爱好权力，惯于使用权力（别人对卜罗索罗夫斯基公爵的尊敬曾使库图索夫气愤，库图索夫在土耳其时做过他的部下），而且他还相信他是注定了来拯救俄国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被选为总司令，那种选择是违反皇帝意志但是合乎人民的意志的。他相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在困难的环境中做军队的统帅，在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无所畏惧地知道自己是常胜的拿破仑的敌手；于是一想到他所要下的命令，他便恐惧了。但是一定要有所决定的，一定要打断他身边的谈话，这种谈话开始显得太随便了。

他把高级的将军们叫到他面前来了。

“Ma tête fut-elle bonne ou mauvaise，n'a qu'à s'aider d'elle-même.［我的头脑，无论它是好是坏，它只依靠它自己。］”他说了之后，离开凳子站起来，然后骑马到了菲利，他的马车停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