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历史家说，法军没有取得保罗既诺会战的胜利，是因为拿破仑得了伤风，假使他没有伤风，则他的战前及战时的命令会更加显出他的天才，俄国便会毁灭，et la face du monde eutétè changée.［而世界的面貌也许业已改变了。］有些历史家认为俄国的形成是由于一个人——彼得大帝——的意志；而法国从共和国变为帝国，法军来到俄国，是由于一个人——拿破仑——的意志；在这种历史家看来，这种结论——即是，俄国还是强国，是因为拿破仑在八月二十四日得了重伤风——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合理的。

假使是拿破仑的意志决定了保罗既诺会战打不打，假使是他的意志决定了下这种或别种命令，则显然，那影响他的意志实现的伤风，可以算作俄国获救的原因，因而在那八月二十四日忘记了把不透水的皮靴送给拿破仑的听差，便是俄国的救主了。按照这种思路，这个结论是无可怀疑的，是和福尔泰说笑话（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对什么说的）时所作的结论同样的无可怀疑，他说巴托罗牟的屠杀是由于查理九世的胃里不舒服。但是有些人不承认俄国的形成是由于彼得一世一个人的意志，不承认法国帝制的成立和对俄战争的开始是由于拿破仑一个人的意志，对于这种人，此种理论不但不足信、不合理，而且是违反整个的人类现实。他们对于“什么是历史事件的原因”这个问题，有另外一个回答，就是，人世的事态是天定的，它的出现取决于参与事件的人们的意志，而拿破仑对于事态的影响只是外在的、虚假的。

虽然这个假定乍看起来似乎是奇怪的：就是查理九世所发出的巴托罗牟的屠杀命令，并不是由于他的意志，只是他自己觉得，这是他下命令做的；保罗既诺八万人的屠杀不是由于拿破仑的意志（虽然他下命令开始并进行会战），只是他自己觉得，是他下命令做的，——虽然这个假定似乎是奇怪的，但是人类的尊严向我说，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即使不是比伟大的拿破仑更伟大的人，也不是比他更渺小的人，它命令我们接受这个问题的这种解答，而历史的研究充分地证实这个假定。

在保罗既诺会战中，拿破仑既没有向任何人开枪，也没有杀死任何人。这一切都是兵士们做的。因此不是他杀死了那些人。在保罗既诺会战中，法国兵去杀俄国兵，不是由于拿破仑的命令，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愿望。全军——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饥饿、褴褛，并且因为行军而疲惫不堪，看见了阻止他们到莫斯科去的军队，便觉得：le vin est tiré et qu'il faut le boire.［酒已倒出，一定要饮。意即：一不做，二不休。］假使拿破仑现在阻止他们和俄军作战，他们会把他杀死而去和俄军作战，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听到了拿破仑的命令，它作为对于他们残废和死亡的安慰，提到他们的后代所说的话：“他们参加过莫斯科附近的战役，”这时，他们呼喊：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正如他们看到了那个用棍子戳地球的小孩子的画像，他们呼喊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正如他们听到任何废话时就大声呼喊“皇帝万岁！”他们除了呼喊“皇帝万岁！”去打仗和为了作为胜利者在莫斯科获得食物与休息之外，便没有更多的什么事情可做了。因此，他们屠杀自己的同类，这并不是由于拿破仑的命令。

指挥会战进行的并不是拿破仑，因为在他的作战部署中没有一项是办到的，并且在会战期间，他并不知道他面前所发生的事情。因此，这些人用什么方式互相屠杀，不是拿破仑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与他无关的，是参加大战的几十万人的意志决定的。只有拿破仑以为这一切是他的意志决定的。因此拿破仑是否得了伤风的问题，对于历史来说并不比最下级辎重兵的伤风问题有更大的意义。

有些作者说到，因为拿破仑伤风，所以他在会战时的作战部署和命令不如以前的好，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因此八月二十六日拿破仑的伤风更是没有意义的。

前面所录的作战部署一点也不比他从前所有的打胜仗的部署糟，甚至更好。在会战时的假定的命令也不比以前的坏，而是和往常的完全一样。但这些作战命令和指示似乎比以前的要糟，只是因为保罗既诺会战是拿破仑没有打胜的第一个会战。所有的最好的最周密的作战部署和命令往往显得是很糟的，当根据它们而进行的会战失败时，每个有学问的军人都用严肃的态度批评它们；最糟的作战部署和命令往往显得是很好的，当依照命令而进行的会战得胜时，严肃的作者们便用整卷的著作证明这些很糟的命令的价值。

威以罗特在奥斯特理兹战役中所做出的作战部署，是此类文集中的完美的典范，但是还有人批评它，批评它的完美，批评它太详细。

拿破仑在保罗既诺会战中，执行了他的权力代表者的任务，这任务在其他会战中执行得同样的好，甚至更好。他没有做出任何有害于会战的事情；他听从最合理的意见；他没有发生混乱，没有自相矛盾，没有惊慌，没有从战场逃跑，却用他的非常灵敏的头脑和战争的经验，镇静地、适当地完成了他的似乎是指挥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