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发动了对俄国的战争，是因为他不能不到德来斯登去，不能不迷恋尊荣，不能不穿上波兰制服，不能不受到六月早晨的进取心的影响，不能够在库拉根面前和后来在巴拉涉夫面前克制自己的怒火。

亚力山大拒绝一切谈判，因为他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巴克拉·德·托利力求用最好的方法指挥军队，是为了尽到他的职责，并获得伟大统帅的荣誉。罗斯托夫骑马奔腾着进攻法国人，是因为他不能约制他在平坦的田野上疾驰的欲望。并且同样地，参加战争的无数的人，都是依照他们各人的特性、习惯、环境和目的而行动的。他们感到恐惧，爱好虚荣，他们高兴、愤怒，他们发议论，自以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是为了自己而做的；但他们都是历史的被动工具，并且做了他们自己不明白而为我们所了解的工作。这是一切实际行动者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在社会组织中地位愈高，他们愈不自由。

现在，一八一二年的行动家们早已离开了他们的活动场所，他们个人的兴趣无影无踪地消失了，留在我们面前的只是当时的历史成果。

但是我们设想，这些欧洲人，应当在拿破仑的统率之下深入俄国腹地，在那里灭亡，我们以为，参与这个战争的人们的互相对立的、无意义的、野蛮的行为是我们可以了解的。

天意强使所有的这些追求个人目的的人得到一个伟大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是谁都不想得到的，拿破仑和亚力山大不想得到，参加战争的任何人更不想得到这样的结果。

现在我们明白了，什么是一八一二年法军毁灭的原因。无人否认。拿破仑的法国军队毁灭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在天寒岁暮的时候，没有冬季远征的准备便深入俄国的腹地，另一方面是战争由于许多俄国城市的焚毁，由于俄国人民的敌忾情绪而具有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世界上最好的、由最好的将帅指挥的八十万军队同人数只有他们一半的、无经验的、由无经验的将帅所指挥的俄国军队战斗时遭到灭亡。现在这似乎很明显了，但是当时却没有一个人预见到这一点。不但没有一个人预见到这一点，而且俄国方面所有的努力，是要不断地阻碍那能够拯救俄国的唯一的事情，而在法国方面，虽有拿破仑的所谓军事天才和经验，所有的努力，是要在夏季的末尾推进到莫斯科，就是要做那必定将使法军灭亡的事情。

在关于一八一二年的历史著作中，法国作者们很爱说到拿破仑当时曾经感到战线延长的危险，说他曾觅取会战的机会，说他的将帅们劝他在斯摩棱斯克按兵不动，这些作者们还提出其他类似的议论，证明当时就已经明白了战争的危险；而俄国作者们更爱说到，从战争一开始，便有引诱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的西徐亚人式的军事计划，并且有的作者将这个计划归于卜富尔，有的作者归于某一法国人，有的归于托利，有的归于亚力山大皇帝自己，他们指出一些笔记、计划与书信，在这些文件里，确实有这种行动的暗示。但是关于预见所发生的事件的一切暗示，现在由法国方面和俄国方面提了出来，只是因为事实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假若事件不发生，则这些暗示就要被人遗忘了，正如同我们现在遗忘了成千上万的相反的暗示和假设，它们是在当时流行的，但是被证明了是不正确的，因而被人遗忘了。关于任何一个事件的结局，总是有那么多假设，以致不管事件的结果如何，总有人要说：“我那时已经说过，事情必定如此。”他却根本忘记了在无数的假设之中，还有许许多多完全相反的意见。

设想拿破仑感到战线延长的危险，设想俄国方面有意引诱敌人深入俄国腹地，这些都显然是这一类的假设，只有牵强附会的历史家才能够假设拿破仑和他的将帅有这种考虑，才能够假设俄国的将帅有这种计划。所有的事实都和这个假设完全相反。不但在整个战争时期，俄国方面并不希望把法国人引入腹地，而且从敌人刚刚侵入俄国的时候起所做的一切，就是要阻止他们；不但拿破仑不怕战线的延长，而且他对自己的节节前进感到高兴，就像对胜利一样高兴，并且不像在以前战争中那样懒于寻找战斗。

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军队被切断，我们所力求到达的唯一目标，是要把他们会合起来，虽然为了退却和诱敌深入腹地军队的会合是无益的。皇帝在军队里，是为了鼓励军队保卫俄国的每一寸土地，而不是为了退却。德锐萨的规模庞大的野营按照卜富尔的计划建筑起来了，并没有打算再向后退。皇帝因为每一步的后退而责备总司令。不但莫斯科烧毁了，而且让敌人进到斯摩棱斯克，这是连皇帝也想象不到的。并且在军队会合的时候，皇帝因为斯摩棱斯克失陷、焚烧，不能在城外进行大会战而大发雷霆。

皇帝是这么想法，而俄国的将帅和全国人民想到军队退入腹地，就更加愤慨了。

拿破仑切断了俄国军队，向俄国腹地推进，并且放过了几个会战的机会。八月里，他在斯摩棱斯克只想到如何前进，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前进显然是导致他灭亡的原因。

事实很明显，拿破仑既没有预见到向莫斯科推进的危险，亚力山大和俄国的将帅那时也没有想到引诱拿破仑，却想到相反的事。引诱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不是由于任何人的计划（没有人相信这件事的可能），而是由于参与战争的许多人的阴谋、个人目的和欲望的最复杂的活动，他们并没有想到那一定会发生的事以及拯救俄国的唯一方法。一切是偶然发生的。军队在战争的开始便被切断。我们力求使他们会合，显然的目的是要作战，并阻止敌人的前进，但是在这个要求会合的努力中，我们避免和强大的敌人作战，并且不觉地成锐角地向后撤退，把法国人引到了斯摩棱斯克。我们照锐角退却，不仅因为法国人在两军之间移动，这个角变得愈锐，我们就退得愈远，而且因为这个不负众望的德国人巴克拉·德·托利是巴格拉齐翁所怀恨的人（巴格拉齐翁将要受他的指挥），而第二军的司令官巴格拉齐翁力求尽可能地迟缓地和巴克拉会师，以便不受他的指挥。巴格拉齐翁久不会师（虽然所有的长官的主要目的是会师），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行军是要使自己的军队受到危险，他觉得于他最有利的，是再向左、向南退却，在侧面和后方扰乱敌人，并在乌克兰补充自己的部队。这似乎是他所想的，因为他不愿屈居他所怀恨的、而且官阶比他低的德国人巴克拉之下。

皇帝在军中，本是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但他御驾随军、没有决策频繁地干预和做出计划，反而破坏了第一军作战的力量，于是军队后退了。

他们打算在德锐萨野营驻扎；但是出人意外，保路翠要做总司令，要用他的能力影响亚力山大，于是卜富尔的整个计划放弃了，而一切事情都托给巴克拉。但巴克拉没有受到信任，他的权力受到了限制。

军队散乱了，没有统一的指挥，巴克拉不负众望。但是由于这种混乱、分散，以及德国人总司令的不负众望，使军队一方面产生了犹豫不决和避免会战的想法（假若军队是在一个地方并且不是巴克拉做总司令，那会战是一定会发生的），另一方面产生了对德国人的越来越大的愤慨，鼓起了自己的爱国情绪。

终于皇帝离开了军队，并选择了这样一种说法作为他离开军队的唯一的最合适的借口，这就是：为了发动全民进行战争，他必须去激励各都城的人民。皇帝到莫斯科去，这使俄国军队的力量增加了两倍。

皇帝离开军队是为了不妨碍总司令权力的统一，并希望能采取一些更果断的办法；但是军队的指挥反而更加混乱、更加削弱了。别尼格生、大公和一群侍从武官长留在军中，以便监视总司令的行动并督促他努力；而巴克拉在这些皇帝耳目的监视下觉得自己更不自由，对于决定性的行动更加小心，并且避免战斗。

巴克拉主张谨慎行事。皇太子暗示这是种背叛行为，并要求进行一场大会战。刘保密尔斯基、不隆尼斯基、夫洛斯基和这类人惹起了那么多的纠纷，以致巴克拉借口向皇上递送呈文差遣这些波兰的侍从武官长到彼得堡去，同别尼格生及大公[38]进行公开的斗争。

虽然巴格拉齐翁不愿意，军队终于在斯摩棱斯克会合了。

巴格拉齐翁坐车来到巴克拉所住的屋子前面。巴克拉挂着绶带出来迎接，并向官阶较高的巴格拉齐翁报告。巴格拉齐翁不管官阶的高低，是为了表示大度地服从巴克拉；他虽然服从，却和他更不一致了。巴格拉齐翁遵照皇帝命令，直接向皇上呈报。他写信给阿拉克捷夫说：

“虽然是皇帝的意思，但我却不能和大臣（巴克拉）在一起。看在上帝的份上，派我到别处去吧，即使是指挥一个团也好，但我不能在这里；总司令部里全是德国人，因此俄国人一个也不能在这里，而且在这里也没有一点意义。我以为，我是确实在为皇帝和祖国服务的，但结果证明，我是在为巴克拉服务。我承认，我不愿如此。”

不隆尼斯基、文村盖罗德这类人的团体，更加妨害了两位司令官之间的关系，结果是更加不能得到统一。他们准备在斯摩棱斯克前面攻击法军。派遣了一名将官去视察阵地。这个将官怀恨巴克拉，看自己的朋友军团长[39]去了，在他那里待了一天，然后回到巴克拉那里，从各方面挑剔这个他并未见到的未来战场。

正当围绕着未来战场的问题进行着争论和策划阴谋时，正当我们弄错了法军的所在地而寻找法军时，法军已遇上了聂韦罗夫斯基的师，并且兵临斯摩棱斯克城下了。

我们必须在斯摩棱斯克打一场出其不意的战役，以便保全我们的交通。战役发生了。双方死亡了几千人。

斯摩棱斯克失守了，这是违反皇帝和全国人民的意志的。但是城里的居民受了总督的骗，自己焚烧了斯摩棱斯克，这些破产的居民，给其他的俄国人做出了榜样，他们到了莫斯科，只想念着他们的损失，对于敌人怀着如焚的仇恨。拿破仑向前进，我们向后退，于是正好得到了打败拿破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