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来公爵还没有目送卜富尔走去，别尼格生伯爵已经急促地走进了房，他向安德来·保尔康斯基点了点头，没有停留，一面走进书房，一面对他的副官发出指示。皇帝跟在他后边来了，于是别尼格生连忙走在前面，以便有所准备，及时地迎接皇帝。切尔内涉夫和安德来公爵走到台阶上去了。皇帝带着疲倦的样子下了马。保路翠侯爵向皇帝说着什么。皇帝把头向左偏着，带着不满意的神色听着保路翠特别激动地说话。皇帝显然是希望结束谈话，向前移动了一下，但是这个脸红的兴奋的意大利人忘记了礼节，跟着他走，继续说道：

“Quant à celui qui a conseillè ce camp，le camp de Drissa，［至于这个建议野营——德锐萨野营的人，］”保路翠说着，这时候皇帝正踏上台阶，注意到安德来公爵，注视着他的生疏的面孔。

“Quant à celui，sire，［至于这个人，陛下，］”保路翠不顾一切地继续说，好像不能够克制他自己，“qui a conseillé le camp de Drissa，je nevois pas d'autre alternative que la maison jaune ou le gibet.［建议德锐萨野营的人，我以为除了送进疯人院，或者上断头台，没有别的办法。］”

皇帝没有听完，并且似乎没有听意大利人说话，认出了保尔康斯基，厚意地向他说话。

“我很高兴看见你。到他们聚会的地方去等着我。”

皇帝走进了书房。在他背后跟随着彼得·米哈洛维支·福尔康斯基公爵、施泰恩男爵。他们随手关了门。安德来公爵得到皇帝许可，和他在土耳其认识的保路翠到要开会的客厅里去。

彼得·米哈洛维支·福尔康斯基公爵所担任的职务，好像是皇帝的参谋长。福尔康斯基从书房里走进客厅，拿来许多地图放在桌上，他提出问题，希望听到在座各位的意见。事情是这样的，夜里得到了消息（后来证明不实），说法军向前推进要包围德锐萨野营。

阿姆腓特将军首先发言，为了避免当前的困难，他出人意外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主张，离开彼得堡和莫斯科大道的阵地，他说不出道理来，这无非是他要表示、他也能够有意见而已，但他认为，军队一定要集中在这个阵地上，等待敌人。显然，这个计划是阿姆腓特早已想好的，现在他提出来，目的与其说是在解答所提出的问题（这个计划并没有解答什么），毋宁说是在利用机会把它说出来。这是无数的提议之一；这些提议，在不知道战争会有什么性质的时候，可以彼此同样有理由地被提出来。有的人反对他的意见，有的人赞成。青年上校托尔比别的人更激烈地反驳这个瑞典将军的意见，在争论的时候，从衣服的旁边口袋里取出一本写满了的笔记本，他请求准许诵读出来。在这些浩繁的笔记里，托尔提出另外一个和阿姆腓特计划及卜富尔计划完全相反的作战计划。保路翠反驳托尔时，提出了一个前进和攻击计划，据他说，只有这个办法能够使我们脱离不可知的境地，脱离我们所处的陷阱（他这么称呼德锐萨野营）。在争论的时候，卜富尔和他的翻译福尔操根（他是朝廷关系中的桥梁）沉默着。卜富尔只是轻蔑地嗅鼻子，并且背过身去，表示他绝不降低身份，驳斥他现在所听到的无聊的话。但是当讨论会的主持人福尔康斯基公爵请他发表意见时，他只说：

“为什么问我呢？阿姆腓特将军提出了很好的后方暴露的阵地。或者是von diesem italienischen Herrn［这位意大利先生的］攻击——sehr schön［好极了］。或者是撤退。Auch gut.［也好。］为什么问我呢？”他说。“啊，你们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但是当福尔康斯基皱了皱眉，说他代表皇帝咨询他的意见时，卜富尔便站起来，忽然兴奋起来，开始说道：

“一切都被弄糟了，都被弄乱了，都想知道得比我清楚，但现在又来找我了。怎样补救呢？用不着补救。一定要严格地遵守我提出的原则，”他说，在桌上敲着他的骨瘦的手指。“困难在哪里呢？废话，Kinderspiel［儿戏！］”他走到地图前面，开始迅速地说话，用细小的手指着地图，证明没有任何偶然的情况会改变德锐萨野营的作用，一切都预料到了，并且假使敌人果真要包围，则敌人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保路翠不懂德语，开始用法语问他。福尔操根来帮助他的法语说不好的首领，开始翻译他的话，却赶不上卜富尔，卜富尔迅速地证明，一切，一切，不但已经发生的一切，而且可能发生的一切，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预料到了，假使现在有了困难，则一切的过错只在于没有严格执行他的计划。他不断地讽刺地笑着，说明着，最后轻蔑地停止说明，好像一个算术家停止用各种方法证明那已经证明过的问题的正确性一样。福尔操根接替了他，继续用法语解释他的意思，并偶尔向卜富尔说，“nicht wahr，Exellenz？［是不是，阁下？］”卜富尔好像一个愤怒的人在殴斗中殴打自己这一边的人一样，愤愤地向他的赞成人福尔操根嚷叫着：

“Nun ja，was soil denn da noch expliziert werden？［好吧，还有什么要解释的？］”

保路翠和米邵同声用法语攻击福尔操根。阿姆腓特用德语问卜富尔。托尔用俄语向福尔康斯基公爵解释。安德来公爵沉默地听着、观察着。

在这些人当中，最引起安德来公爵同情的，是愤怒的、坚决的、自信得不近情理的卜富尔。在全体出席的人当中，显然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不对别人怀有仇恨，而只希望一件事——执行他的凭他多年努力研究出来的理论所拟成的计划。他是可笑的，他的讽刺令人讨厌，但是由于他对理想的无限忠实而引起别人不自觉的尊敬。此外，在所有发言人的所有言论中，除了卜富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是在一八〇五年军事会议中所没有的——就是现在对于拿破仑天才的异常恐惧，这种恐惧，虽然被掩饰着，却表现在每个反对的意见中。他们认为，拿破仑可以做出任何的事情，他们从各方面期待着他，并且互相用他的可怕的名字来干扰别人的提议。似乎只有卜富尔一个人把拿破仑当作那样的一个野蛮人，就像所有的反对他的理论的人一样。但是除敬意之外，卜富尔还引起安德来公爵对他的怜悯。由于朝臣们对他说话的态度，由于保路翠竟敢向皇帝所说的话，尤其是，由于卜富尔本人的言语中某种绝望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别人既知道，他自己也觉得，他的失败是不远了。虽然他有自信心，且有德国人的意气不平的讽刺，他这个在耳门前头发梳光、在脑后发簇翘起的人却显得可怜。虽然愤怒与轻蔑的神色掩盖了这一点，他却显然感到绝望，因为现在，用大规模试验来证实他的理论、向全世界证明他的理论正确性的唯一的机会，就要失去了。

这场讨论经过了很长的时间，经过的时间愈长，争论愈激烈，以至喊叫与攻击个人，就愈不能从这些言论中得出任何共同的结论。安德来公爵听着这种用各国语言进行的谈话，以及许多提议、计划、反驳、喊叫，只是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觉得惊讶。在他服军役的时期，他早已出现并且常常出现的一种想法，现在在他看来，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这想法就是：任何军事科学是没有的，并且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也不可能有所谓军事天才。“战争的条件和情况是不可知的，并且是不能确定的，战斗人员的力量是更加不能确定的，这还能够有什么理论和科学呢？谁也不曾能够、并且现在也不能够知道，我们的和敌人的军队在一天以后是什么情形，谁也不会知道这一支队或那一支队的力量如何。有时候，没有一个懦夫在前方呼喊‘我们被切断了！’和在逃跑，却有一个快乐勇敢的人在前方高呼‘乌拉’——这时候，五千人的一个支队便抵得上三万人，例如在射恩格拉本的情形；有时候，五万人在八千人面前逃走，例如在奥斯特理兹的情形。在这种事情里面，正和在一切现实的事情里面一样，什么都不能确定，一切都取决于无数的条件，这些条件的作用是在某一个时候决定的，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某一个时候要在什么时候来到——在这种事情里面，能够有什么科学呢？阿姆腓特说，我们的军队被切断了，但保路翠说，我们使法军受到夹攻；米邵说，德锐萨野营的缺点是有河在背后，卜富尔却说，这是它的优点。托尔提出一个计划，阿姆腓特提出了另外一个；它们都好，又都不好，任何提议的好处只能在事件发生的时候看得出来。为什么大家都说有军事天才呢？一个人能够适时地下命令送上干粮，下命令谁向左走谁向右走，他便是天才吗？只是因为，把荣耀和权力授予了军人，许许多多卑鄙的人阿谀权力，使权力具有了它所没有的天才的特质，称他们天才而已。恰恰相反，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将军们——是愚蠢的或者是心不在焉的人。最好的是巴格拉齐翁，拿破仑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有拿破仑本人！我记得在奥斯特里兹原野上他的自满而狭小的面孔。好的统帅不但不需要天才或者任何特殊品质，而且反之，他所需要的，是极力减少人类最高尚、最美好的愿望——爱，诗，亲切，哲学的、探究性的怀疑。他应该是克制的，坚决地相信他所做的事是很重要的（不然他便没有足够的耐心），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是一个勇敢的统帅。上帝不许他有人性，不许他爱什么人、同情什么人，想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足见天才的理论是早就替他们捏造出来的，因为他们有权力。战争的胜利不是取决于他们，而是取决于队伍中那个喊叫‘垮了！’或喊叫‘乌拉！’的人。只有在队伍里，人才能够带着‘自己有用’的信心而服役！”

安德来公爵一面听着说话，一面这么想着，直到保路翠唤他、大家都散去时，他才清醒过来。

第二天检阅时，皇帝问安德来公爵，他希望在哪里服役，安德来公爵没有要求留在皇帝身边，却要求准许他到军中去服役。他永远失去了在朝廷供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