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还没有呈给皇帝的时候，巴克拉在吃饭的时候通知保尔康斯基说，皇帝本人要召见安德来公爵，要垂询他关于土耳其的事，安德来公爵要在晚间六点钟向别尼格生的司令部报到。

就在这一天，皇帝行宫接到了关于拿破仑向前推进的消息，这个推进足以危害俄军，但这个消息后来证明是不确实的。这天早晨，米邵上校陪同皇帝骑马视察德锐萨防御工事，并且向皇帝说明，这个设防的野营是毫无意义的，并且会使俄军遭到毁灭。这个野营是卜富尔设计的，并且它直到此时被人当作是战术的chef-d'oeuvre［杰作］，以为它一定会消灭拿破仑。

安德来公爵来到了别尼格生将军的司令部，这是河岸上一座小小的、地主的屋子。别尼格生和皇帝都不在那里；但是皇帝的侍从武官切尔内涉夫接待了保尔康斯基，向他说明，皇帝和别尼格生将军、保路翠侯爵这天第二次去视察德锐萨野营的工事，他们对于它的作用开始大为怀疑了。

切尔内涉夫拿着一本法国小说坐在第一个房间的窗边。这房间从前大概是音乐厅；里面还有一架风琴，它上面放着一些毯子，在房间角落里放着别尼格生副官的一张折床。这个副官也在那里。他显然是由于酒宴或工作而疲乏至极，坐在折起了的床上打盹。这里有两道门：一道直通大客厅，另一道在右边，通往书房。从第一道门里传出了说德语的和偶尔说法语的话声。在这个客厅里，秉承皇帝的意旨所召集的，不是军事会议（皇帝爱好含混不清），而是几个人的会议，皇帝鉴于当前的困难局势，希望知道他们的意见。这不是军事会议，却好像是为了向皇帝个人解释某些问题而召集的会议。被邀请参加这个半正式会议的有：瑞典将军阿姆腓特、侍从武官长福尔操根、文村盖罗德（拿破仑称他是逃亡的法国臣民）、米邵、托尔[25]、根本不是军人的施泰恩伯爵，以及卜富尔自己。安德来公爵听说卜富尔是一切事务的la cheville ouvriere［主动力］。安德来公爵有了机会清楚地看见他，因为他是紧跟着安德来公爵来到的，他停下来，同切尔内涉夫说了一会儿，才走进客厅。

卜富尔穿着缝工低劣的俄国将官制服，他穿这件制服很不合适，好像是个演戏的人一样，乍看起来，他好像是安德来公爵认识的人，可是安德来公爵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在他身上有安德来公爵在一八〇五年所看见过的威以罗特、马克、施密特，以及许多别的德国军事理论家的特色。但他比所有的人更为典型。像他这样的德国军事理论家，一身具备了所有其他德国人的特性，是安德来公爵从未见过的。

卜富尔身材不高、很瘦，却骨骼宽大，身体粗壮健康，臀部宽阔，肩膀耸起。他的脸上有很多皱纹，有一双深凹的眼睛。他前面两鬓的头发，显然是匆忙地梳光的，但后边有些小发簇天真烂漫地翘着。他不安地、发怒地回顾着，走进书房，好像他怕走进去的那个大房间里的一切。他举止笨拙地握着佩剑，转向切尔内涉夫，用德语问他，皇帝在哪里。显然他是想要赶快地走过各个房间，施行了鞠躬与问候，坐在地图前面工作，他在地图前面才觉得自如。他听到切尔内涉夫的话，连忙点头，并且嘲讽地微笑着，听着他说皇帝察看工事去了，而这些工事是他卜富尔根据自己的理论所设计的。他像自信的德国人说话一样，急遽地低声地自语着；说的或者是：Dummkopf［蠢材，］……或者是：ZuGrunde die ganze Geschichte［整个的事情要弄糟了］……或者是：S'wird was gescheites d'raus werden［这要造成不好的结果的］……安德来公爵没有听清楚，想要走开，但切尔内涉夫把他介绍给了卜富尔，说他是刚从土耳其来的，那里的战事是那么侥幸地结束了。卜富尔与其说是瞥了瞥安德来，毋宁说是向他一眼扫过，笑着说道：“da muss ein schönertactischer Krieg gewesen sein.［那一定是合乎战术原理的战争。］”于是轻蔑地笑着，走进那间传出声音的房里去了。

显然卜富尔时时准备大发一通怒火，他今天特别生气，因为他们竟敢不同他一道去察看他的野营，并且加以评论。由于奥斯特理兹的经验，安德来公爵在和卜富尔这个短促的会面中，能够对这个人的性格获得明白的概念。卜富尔是那种自信得不可救药、不可改变的，自信得可以殉道的人，只有德国人才是这种人，正因为只有德国人的自信是根据一种抽象观念——科学，就是绝对真理的虚假知识。法国人自信，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智慧上和身体上，对于男人对于女人，是同样不可抗地有魅力的。英国人自信，是根据他是世界上最有组织的国家的人民，因此他作为英国人，总是知道他所应做的事，并且知道，作为英国人，他所做的一切，无疑是对的。意大利人自信，因为他是冲动的，并且容易忘记他自己和别人。俄国人自信，正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要知道，因为他不相信，他能够充分了解任何事情。德国人的自信是最坏的、最固执的、最令人讨厌的，因为他以为自己知道真理，知道科学，这种科学是他自己发明的，但在他自己看来是绝对的真理。卜富尔显然是这种人。他有科学——斜角运动的学说，这是他从腓得烈大帝战争史演绎出来的；他在新近战史中所遇到的一切，在他看来，是无意义的、野蛮的、不成体统的冲突，在冲突中双方都犯了许多错误，因此这些战争都不能叫作战争：这些战争不合乎理论，不能作为科学的门类。

在一八〇六年，卜富尔是战争计划拟定人之一，那个战争是在耶拿和奥扼尔斯泰特结束的，但是从那次战争的结果来看，他对自己的理论丝毫没有发现什么错误。反之，他认为违反他的理论，便是全部失败的唯一的原因，于是他带着他所特有的高兴的嘲讽口气说道：“Ich sagteia，dass die ganze Geschichte zum Teufel gehen werde！［我说过，整个的事情要弄糟的！］”卜富尔是一个那样的理论家，他们那么爱自己的理论，以致忘记了理论的目的是在于实际中的应用；由于爱好理论，他仇恨一切的实际，并且也不想要知道实际。他甚至欢喜失败，因为由于在实际中脱离了理论而产生的失败，只向他证明了他的理论的正确。

他和安德来公爵和切尔内涉夫说了几句关于目前战争的话，他的神情显出他预先知道了一切都要糟糕，但是他并不感到不快。脑后翘起的没有梳好的发簇和匆促地梳过的双鬓，特别雄辩地说出了这一点。

他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从那里立刻传出了他的低沉的发牢骚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