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来公爵在六月底到了军队的总司令部。皇帝所在的第一军驻扎在德锐萨设防的野营里；第二军[19]正在后退，力求与第一军会师，据说第二军和第一军被法国的大军从中隔开了。大家都不满意俄国军事的大势；却没有人料想到敌军侵入俄国本部省份的危险，也没有人设想战争能够越过西部的波兰各省[20]。

安德来公爵在德锐萨河岸找到了巴克拉·德·托利，安德来公爵就是被派到他这里来的。因为在野营的附近没有一个大村庄或小市镇，所以大批的将军、随军的朝臣散居在两岸和方圆十里以内各村庄上最好的房子里。巴克拉·德·托利驻扎的地方离皇帝有四里。他简慢地冷淡地接见安德来·保尔康斯基，用德语的发音说，他要呈请皇帝派他任务，并且要他暂时留在他的司令部里。安德来公爵原指望在军中找到阿那托尔·库拉根，但是库拉根已经不在军中，他已经到彼得堡去了，这个消息是保尔康斯基听了觉得高兴的。对于指挥当前大战的司令部的兴趣，吸引了安德来公爵的注意力，他高兴的是，他可以暂时免除因为想到库拉根而有的不安的心情。在头四天，在无事要他担任的时候，安德来公爵骑马走遍了全部设防的野营，并且借助于他的知识以及和专家的谈话，力求对于这个设防的野营能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这个野营是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安德来公爵仍然不能解决。他已经凭战争经验获得了这样的信念，就是在战争中考虑最周密的计划也是毫无意义的（他在奥斯特理兹战役中已经看到这一点），一切取决于如何应付敌人的不可预见的意外的行动，一切端赖如何指挥并由谁指挥全部战事。为了阐明这最后的问题，安德来公爵利用他的地位和朋友，努力研究军队指挥的性质，参与其事的人及党派的性质，并且为他自己获得了下面的关于局势的概念。

皇帝还在维尔那时，军队便分为三部分：第一军由巴克拉·德·托利指挥，第二军由巴格拉齐翁指挥，第三军由托尔马索夫指挥。皇帝在第一军里，但不是做总司令。命令里已经说过，皇帝并不指挥，只说皇帝要随军。此外，皇帝本人的左右没有总司令的参谋部，只有皇帝行宫的团体。皇帝面前有行宫长官、军需大臣福尔康斯基公爵，将军们，侍从武官们，外交官员们，以及大批的外国人，但是没有军事参谋部。此外，随驾而无专职的有：前任陆军大臣阿拉克捷夫；将军中官衔最高的别尼格生伯爵；皇太子康斯坦清·巴夫洛维支大公；首相路密安采夫伯爵；普鲁士前任大臣施泰恩；瑞典将军阿姆腓特；作战计划的主要起草人卜富尔；侍从武官长保路翠[21]和萨提尼阿的侨民；福尔操根[22]和许多别的人。虽然这些人在军中没有担任军事专职，但由于他们的地位，他们是有影响的，军团长，甚至总司令都常常不知道别尼格生，或皇太子，或阿拉克捷夫，或福尔康斯基公爵是以什么资格发问或提出种种建议的，也不知道是他本人或许代表皇帝发出建议形式的命令，以及是否必须执行。但这是表面的情形；皇帝和所有这些要人随军的重大意义，从朝臣的观点看来是十分明显的（在皇帝面前大家都是朝臣）。这意义便是：皇帝不亲自担任总司令职务，但他指挥各军，围绕在他身边的人都是他的助手。阿拉克捷夫是纪律的忠实执行者和监督者，是皇帝的随身侍卫；别尼格生是维尔那省的大地主，似乎在忙于些琐事，但实际上是一个好将军，他的用处是一方面当个顾问，一方面准备随时代替巴克拉。皇太子在军中，是因为他愿意如此。前任大臣施泰恩在军中，因为他的建议是有用的，同时因为亚力山大皇帝很看重他个人的品德。阿姆腓特是拿破仑的死对头，又是一个将军，他有自信心，这对于亚力山大总是有影响的。保路翠在军中，是因为他的言论大胆而又果断。侍从武官长们在军中，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总是跟着皇帝的，以及最后、最重要的——卜富尔在军中，是因为他在起草反对拿破仑的军事计划时，一边使亚力山大相信这个计划的合理，一边在指导整个作战事务。在卜富尔手下的是福尔操根，他比卜富尔本人更能把卜富尔的思想用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卜富尔本人是一个严格的书房里的理论家，自信得看不起所有的人。

除了上述的俄国人和外国人（特别是外国人，他们每天大胆地提出新的意外的主张，他们的勇敢是在异国环境中做事的人所特有的），还有许多次要人物在军中，因为他们的长官在那里。

从这个庞大的、骚乱的、显赫而骄傲的团体里所有的主张和言论中，安德来公爵看出了以下各种派别和党派的很尖锐的分歧。

第一派是：卜富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军事理论家们，他们相信有战争科学，在这种科学里有不变的法则、斜角运动法则、包抄法则等。卜富尔和他的追随者们主张依照假定的军事理论所规定的明确的法则，把军队退到国内腹地，而任何违背这个理论的行为那就是野蛮、无知或恶意。属于这一派的有外国的亲王们、福尔操根、文村盖罗德和别人，主要的是德国人。

第二派同第一派是对立的。这是一向如此的：有一个极端，便有另一个极端的代表。这一派的人主张从维尔那进兵波兰，不受一切事先拟订的计划的约束。这一派的代表不但是主张勇敢行动的代表，同时他们又是民族主义的代表，因此在争论中他们更是片面的。这是些俄国人：巴格拉齐翁、开始露脸的叶尔莫洛夫和别的人。这时候流传着叶尔莫洛夫的尽人皆知的笑话，说他请求皇帝给他一种恩典——把他升为德国人。这派人怀念苏佛罗夫，他们说，不需要思考，不要把针插到图上，而是要战斗，打击敌人，不许敌人进入俄国，不让军队的士气低落。

第三派是朝廷中在前两派意见之间的折中派，皇帝最信任这一派。这一派的人大都不是军人，阿拉克捷夫也属于这一派，他们想到并且说出那些本来没有信心、却又希望显得有信心的人们通常所说的话。他们说，战争，特别是对保拿巴特（他们又称他保拿巴特了）这样的天才作战，无疑需要周密的考虑、高深的科学知识，而卜富尔在这方面是天才；但同时不能不承认，理论家常常是片面的，因此不应该完全相信他们，还应该听听卜富尔的反对者所说的话，听听实事求是的、有战争经验的人所说的话，然后在他们之间采取中庸之道。这一派的人主张维持卜富尔所计划的德锐萨野营，并改变其他军队的调动。虽然这种办法不能达到任何一方面的目的，但这一派的人却似乎觉得是最好的。

第四派意见的最显著代表人是大公皇太子，他不能忘掉他在奥斯特理兹的失望，他在那里好像是在阅兵一样，戴盔披甲，走在禁卫军的前面，企望英勇地击溃法军，却料想不到走到了最前线，陷入大混乱中，好不容易才逃回来。这一派的人在他们的意见中兼有坦率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怕拿破仑，承认他有力量，承认自己软弱，并且坦率地说出这话。他们说：“这一切，除了烦恼、羞辱和失败，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们已经放弃了维尔那，放弃了维切不司克，又将要放弃德锐萨。我们唯一可以做出的明智的行动，就是趁我们还没有被赶出彼得堡的时候，赶快讲和！”

这个意见很普遍地在军队的高级团体中散布开来，在彼得堡也有支持的人，丞相路密安采夫也因为其他政治的原因主张和平。

第五派是巴克拉·德·托利的信徒们，他们与其说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毋宁说是作为陆军大臣和总司令看待的。他们总是这样开口便说：“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总之，他是一个正直的、干练的人，没有人比他更好了。给他实权吧，因为指挥不统一，战争便不能顺利地进行，并且他准会表现出来他能做出什么，正如同他在芬兰所表现的一样。[23]假使我们的军队是组织良好的、战斗力强的，并且退到了德锐萨，没有遭受任何失败，那么这要完全归功于巴克拉。假使现在用别尼格生来替换巴克拉，一切都要丧失的；因为别尼格生已经在一八〇七年表现了他的无能。”这便是这派人所说的话。

第六派，别尼格生派，所说的正相反，以为无论如何，没有人比别尼格生更能干、更有经验；“随便你怎么打转，你还是要转到他面前来的”。这一派的人认为，我们退到德锐萨是最可耻的失败，是一系列错误的结果。他们说：“犯的错误愈多愈好，至少他们能够更快地明白，事情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们不需要什么巴克拉，却需要像别尼格生这样的人，他已经在一八〇七年大显身手，拿破仑本人给了他公正的论断，[24]我们需要一个是我们甘心受他统制的人，只有别尼格生是这样的人。”

第七派是这种人，他们是在皇帝面前一向就有的，特别是在年轻的皇帝面前，在亚力山大皇帝的面前，这种人特别多，他们是将军们和侍从武官们，他们不但把皇上当作皇帝，对他竭尽忠诚，而且把他当作“人”，由衷地、无私地崇拜他，像一八〇五年罗斯托夫那样崇拜他，他们不仅看到了他的一切的善行，并且在他身上看到了人类的一切美德。这些人虽然赞美皇帝拒绝统率军队的谦虚，却批评这种过度的谦虚，他们只希望一点，而且坚持这一点，就是要他们所崇拜的皇帝，放弃这种对于自己过分的不信任，公开地宣布他要统率军队，在自己手下组织总司令部，在必要的时候，咨询有经验的理论家和实际家，而军队则由他自己统率，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使军队的士气大振。

第八派是最大的团体，他们的人数之多和其他的派别比较起来，好像是九十九比一，他们这些人所希望的既不是和平，又不是战争，既不是攻击的行动，又不是在德锐萨或在任何地方设下防御野营，既不是巴克拉，又不是皇帝，也不是卜富尔，也不是别尼格生，他们所希望的只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的最大的利益和满足。在这个由许多错综复杂的、在皇帝行宫四周滋生蔓延的阴谋所形成的浑水潭中，有许许多多方法可以使那种在别的时候想象不到的事情得到成功。这一个人，只是为了不愿意失去他的有利地位，今天同意卜富尔，明天赞成他的反对者，后天只为了逃避责任和讨好皇帝，又断言对于某种问题没有何意见。另一个人希望获得利益，要引起皇帝对他注意，高声地主张皇帝前一天刚刚暗示过的事情，在会议中争吵喊叫，拍自己的胸脯，向不同意的人要求决斗，借此证明，他决心为大家的利益而牺牲他自己。第三个人只是在两种建议之间和没有对手的时候，为自己的忠实效劳而请求特别补助金，他知道现在别人没有工夫反对他。第四个人总是找机会在皇帝面前显出工作过重。第五个人为了达到早已怀有的目的——和皇帝同席吃饭，无情地证明新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并因此而提出了多少是有力而公正的证据。

这一派所有的人猎取卢布、勋章、官衔，在这种猎取中他们只注意皇帝恩惠风标的方向，并且一旦注意到风标朝着某一方向，军中所有的雄蜂式的人便立刻开始朝这一边拥来，弄得皇帝更难把风标转到另一边去。在局势不定的情况下，在威胁性的、严重的、使一切显得特别紧张的危险之前，在阴谋、自私、各种观点与情感冲突的旋涡中，这个有着各种国籍的第八派是最大的一派，他们关心个人的利益，给公务带来了很大的混乱和麻烦。无论发生了什么问题，这群雄蜂式的人，对原先的问题还没有停止嗡嗡的议论声，便又飞到新的问题上去，用他们的嗡嗡声掩盖和压倒了诚意的争辩的声音。

正当安德来公爵来到军中的时候，在所有这些派别里，又形成了另外一个派，第九派，它正开始发出声音。这一派是上了年纪、有理性、有政治经验、有才干的人，不接受那些敌对意见中的任何一种，超然地观察司令部里的人员所做的一切，并在考虑着摆脱这种模棱两可、犹豫不决、混乱和软弱的办法。

这一派人说，并在想：这种糟糕情况，主要的是由于皇帝和他的行宫留在军队里，由于军队中有了那种不确定的、受限制的、动摇不定的关系，这种情况在朝廷里还合适，但在军队中却是有害的；皇帝应该执政，不该统率军队；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皇帝和他的行宫离开军队；皇帝一个人在军中，使得保护他个人的安全所必需的五万人的一支军队失去了作用；最坏的、然而行动不受牵制的总司令也胜于那最好的、然而受到皇帝控制的总司令。

正当安德来公爵在德锐萨没有任务的时候，这派的一个主要代表国务秘书锡施考夫，写了一封信给皇帝，巴拉涉夫和阿拉克捷夫也同意签了名。承蒙皇帝准许他评论一般的局势，他在这封信里借口皇帝必须鼓起首都居民的战争情绪，恭请皇帝离开军队。

他们拿皇帝要鼓舞人民和呼吁人民保卫祖国作为离开军队的理由，把信呈给了皇帝，并且被他接受了，——就是这种鼓舞（它是皇帝亲自莅临莫斯科的结果）是俄国胜利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