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的军队从一八一一年的年底开始扩充和集中，在一八一二年，这些军队——几百万人（包括运输和供养军队的人），自西向东地向俄国边境移动，而俄国军队从一八一一年起，也同样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1]，西欧的军队越过了俄国边境，于是开始了战争，即是发生了违反人类理智和人类本性的事件。几百万人互相地犯了数不尽的罪恶、欺骗、叛变、偷窃、造假文件、发假钞票、抢劫、纵火、残杀行为，这是在若干世纪的全世界法庭的年刊里都容纳不下的，但是在这时候干下这些勾当的人们，并没有把这些行为看作犯罪。

这个非常的事件是怎么造成的？它的原因是些什么？历史家们凭着单纯的信念说，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奥尔顿堡公爵所受的屈辱，大陆政策的未能遵守，拿破仑的野心，亚力山大的固执，外交家们的错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路密安采夫，或者塔来隆在接见与宴会之间，善为努力，写一篇更巧妙的牒文，或者拿破仑写信给亚力山大说：“Monsieur mon frère，je consens à rendre le duché au duc d'Oldenbourg.［仁兄陛下，我同意恢复奥尔顿堡公爵的公国。］”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这事件在当时的人士看来是这样的。当然，拿破仑觉得，战争的原因是英国的阴谋（他在圣·爱仑那岛上这么说的）；当然，英国国会议员觉得，战争的原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尔顿堡公爵觉得，战争的原因是对他所施的暴行；商人以为，战争的原因是毁坏欧洲的大陆政策；老军人、将帅们以为，主要的原因是需要利用他们去打仗；当时的皇朝正统主义者觉得，原因是必须恢复les bons principes［高尚的气节］，而当时的外交家们觉得，这一切是由于一八〇九年的俄、奥联盟没有十分严密地瞒住拿破仑，由于第一七八号备忘录措辞欠妥。当然，在当时的人士看来，有这些原因，还有无穷无尽的原因，它们的数量的多寡取决于无数的人们的不同观点；但在我们后代的人看来，这些原因是不完备的，我们充分地观察这个既成事实的规模，并且探究它的简单而可怕的意义。我们不能了解，几百万基督教徒互相屠杀、互相蹂躏，是因为拿破仑有野心、亚力山大固执、英国的政策狡猾，以及奥尔顿堡公爵受屈辱。我们不能够理解，这些事情与屠杀、暴行之类的事实有什么联系；也不了解，为什么因为公爵受屈辱，欧洲另一边的成千上万的人便去屠杀、毁灭斯摩棱斯克省和莫斯科省的人，并且他们也被那些地方的人杀死。

在我们非历史家的后代人看来，它的原因是数不尽的，我们没有被研究程序所迷惑，因此能够运用不受蒙蔽的常识来观察事件。我们研究它的原因愈深入，我们发现的原因愈多；并且每个个别得出的原因，或全部原因，在我们看来，本身都是同样正确；而它们和事件的规模比较起来都是无足重轻，从这一点上看来，又显得是同样错误；没有其他同时发生的原因，它们便不能造成事件，从这一点上看，也显得是同样错误的。第一个法国伍长愿意或拒绝服第二次兵役，拿破仑拒绝把军队退过维斯拉河，拒绝恢复奥尔顿堡公爵的公国，在我们看来，同样是个原因；因为，假使法国伍长不愿服兵役，第二个也不愿，第三个以及第一千个伍长和兵士都不愿，则拿破仑的军队将会减少那么多的人，战争也不会发生。

假使拿破仑不是因为要求他退过维斯拉河而发怒，他不命令军队前进，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假使所有的军曹都不愿意服第二次兵役，也不会有战争。假使没有英国的阴谋，没有奥尔顿堡公爵，没有亚力山大的受屈辱的情绪，没有俄国的专制政体，没有法兰西革命和后来的独裁和帝国，以及导致法兰西革命的一切条件和其他原因，那同样也不会有战争。这些原因中少掉一个，便什么也不会发生。所以，是这一切原因——无其数的原因——凑合在一起，造成了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原因是事件的唯一的原因，而事件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事件一定要发生。几百万人一定要丧失他们的人性和理智，从西到东屠杀同类，正如同几世纪前，许多群的人从东到西屠杀同类一样。

拿破仑和亚力山大的话似乎能决定事件发生或不发生。他们的行为不是自主的，正如同每个通过抽签或征集而参战的兵士的行为一样。这是不得不这样的，因为要使拿破仑和亚力山大的意志得以实现（似乎那事件是这两个人决定的），就必须同时具备无数的条件，这些条件中少掉一个，事件便不能发生。这几百万人（真正的力量在他们的手里），这些放枪的、运送给养和大炮的兵士们，必须同意去执行这些个别的无力的人的意志，并由无数的、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引到这一步。

为了说明不合理的现象，历史中的定命论是不可避免的（不合理的现象，是我们不了解它的道理的那种现象）。我们愈要力求理性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愈觉得这些现象是不合理的，是无法理解的。

每个人都为他自己而生活，利用自己的自由去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并且凭他整个的身心感觉到，他能立刻去做出或者不做出某种行为；但是他一旦做出了某种行为，这个在某一段时间内所做出的行为便不能挽回，并且成为历史的所有物，它在历史上的意义不是自由的，而是预先命定的。

每个人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生活，它的趣味越抽象，它便越自由；另一方面是自发的群体的生活，个人在群体里不可避免地要遵守那为他预先规定的法则。

一个人为他自己有意识地生活着，但他是全人类达到的历史目的的一种无意识的工具。人所做出的行为是无法挽回的，一个人的行为和别人的无数行为同时产生，便有了历史的意义。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愈高，和他有关系的人愈多，他对于别人的权力愈大，他的每个行为的命定性和必然性就愈明显。

“帝王的心是掌握在上帝手里的。”

帝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也就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的、群体的生活，利用帝王生存的每一分钟，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虽然拿破仑此刻，在一八一二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verser ou ne pas verser le sang de ses peuples［他的人民是否流血］取决于他（正如亚力山大在写给他最后的信中所说的），但此刻，拿破仑比起任何时候都更加服从那些不可避免的法则，这些法则迫使他为总的事业、为历史做那必须做的事情（而在他自己看来，他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在行动）。

西欧的人为了互相屠杀向东欧推进。并且按照原因互相配合的法则，为了产生这个运动和这个战争有千千万万的小原因配合着这个事件。并且和这个事件同时产生：对于不遵守大陆政策的谴责；奥尔顿堡公爵的屈辱；军队向普鲁士的推进（在拿破仑看来），这只是为了获得武装和平；法国皇帝对于战争的爱好和习惯与他的人民的愿望相一致；迷恋于备战的庞大规模，备战的费用；要求获得利益来抵偿这些费用；在德来斯登的令人陶醉的光荣；外交家的谈判，在当时人士看来，这些谈判是本着求得和平的诚挚愿望而进行的，不过伤害了双方的自尊心；还有无穷无尽的别种原因配合着所发生的事件，并且和它同时产生。

苹果熟了便会掉下——它为什么会掉下？是因为它受了地面的吸引，还是因为果柄枯萎，还是因为它被太阳晒干，还是因为它重了，因为风吹动它，还是因为站在下边的小孩想要吃它？

没有一种是原因。这一切只是同时产生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发生各种有生命的、有机的自然事件。植物学家发现苹果掉下，是因为细胞组织分解，等等，这和站在树下的小孩说苹果掉下是因为他想吃，因为他祈祷掉下，同样是对的。有人说拿破仑到莫斯科去是因为他想要去，他的溃败也是因为亚力山大想要他溃败；这和别人说：掘空的重量达一百万吨的山坍塌下来，是因为最后的矿工在下面凿了最后一镐，同样的又对又不对。在历史事件中，所谓伟大人物只是一种标签，标志事件各项名称而已，他们同标签一样，和事件本身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

他们的每个行为，在他们自己看来是自主的，但是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却是不自主的，而是与整个历史进程有关的，是上帝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