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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的传记大抵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写。20世纪30年代前它以文化名山闻名，而此后更以一座政治名山为世人熟知。

公元前126年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首载“庐山”，此后，有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静修在此弘扬教义。从陶渊明、谢灵运，到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陆游、朱熹，再到康有为、胡适、郭沫若，有1500多位文人巨匠登临庐山，留下4000余首诗词歌赋，庐山文化名山的地位赖以确立。古代到近代，庐山曾经有三个时期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走向。胡适说到过，庐山有三处古迹代表三大趋势：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的“佛教化”和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牯岭，代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大趋势。

20世纪3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发生于庐山。庐山云雾，从此进入到中国政治生活的舞台。

使庐山成为一座政治名山的，开始于蒋介石。蒋介石曾说，中国的名山，他最喜欢庐山。蒋介石自1926年到1948年，有13个年度到过庐山，一时庐山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夏都”。1933年蒋介石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轮训赣、粤、闽、湘、鄂5省军队中下级军官，与此同时，兴建庐山图书馆、庐山传习学舍、庐山大礼堂，作为训练地之一，时称庐山三大建筑。他曾计划把五老峰下的海会建设成为南京之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西京”。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两度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最后一次到庐山是1948年8月。这一次，他为所住的别墅留下了“美庐”的题刻。蒋介石怀念庐山。1965年7月，蒋氏父子与来往国共两党之间的使节曹聚仁密谈，形成了一个与中共关于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的条款草案，草案共6项，第一项就是：蒋介石仍为中国国民党总裁，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作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建国后，毛泽东三上庐山，分别是1959年、1961年、1970年，共居住135天。

毛泽东在庐山，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美庐。

美庐位于庐山牯岭东谷的绿阴深处，背依大月山，前临大冲河，坐落的位置，形如安乐椅。别墅始建于1903年，石木结构，由主楼和附楼两部分组成，主楼为两层，附楼一层。整个美庐庭园占地面积为4928平方米，建筑面积不足占地面积的10%，外有石墙相围，内有泉水淙淙流过，庭园显得宽敞、雅静、庄重、优美。别墅原主人是英国人赫利，赫利太太与宋美龄交好，1934年，她将房屋作为礼物送给了宋美龄。

1959年6月30日清晨，毛泽东乘坐一辆黑色的吉普车来到了美庐。他环视了一下花木扶疏的庭院，晨光中并未在意岩石上镌刻的“美庐蒋中正”字样。当工作人员介绍了别墅的历史背景后，他才饶有兴味地再下楼观看美庐石刻，并戏谑地喊了一句：“委员长，我来了！”逗得大家都笑了。与蒋介石夫妇一样，毛泽东住二楼，江青住一楼。但江青说，宋美龄睡过的床她不睡，所以就把一楼卧室的床换掉了。国共两党最高领袖都住过的别墅，全国唯美庐一处。毛泽东并不介意美庐曾是蒋介石住所的历史。一天，工作人员乘毛泽东外出时，派来石工，要凿去蒋介石在美庐留下的石刻。被正好回来的毛泽东制止了，他说，这是历史，蒋介石在这里住过，不能否定。

1959年七八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是中共历史上沉重的一笔，但会议初期却有过一段“神仙会”的经历。聂荣臻说，“神仙会”者，即是大家在会上毫无拘束，都能像神仙聚会那样，轻松自然地漫谈。庐山天下名山，富历史古迹，多神仙故事，初上山的几天，人们游兴极高，诗风很盛。毛泽东在蒋介石用过的那张雕花檀木书桌上写下了《七律·登庐山》：

6天前毛泽东写了《七律·到韶山》，6天内连作两诗，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是不曾有过的，可见他当时愉快的心情和豪情。毛泽东的诗也引发了其他能诗者的诗兴，董必武、朱德、林伯渠、叶剑英都有诗词唱和。李锐后来曾作七律一首追忆这段生活，说是：“借得名山避世哗，群仙毕至学仙家。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漫步随吟千古句，高谈且饮云雾茶。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

对于当前形势，彭德怀本是想当面与毛泽东谈出自己的看法的，但他去毛泽东住所时，毛泽东已经睡了。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7月1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各同志作参考。”这样“神仙会”也就结束了。

彭德怀的信很快成为议论的中心。许多人赞成信中的观点，东北组几乎全部赞成。但也有人提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得心应手”这些话还不是有所指？更有人说，彭信的刺很多，许多话都是影射主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要换领导人才能改正错误。后来，传出了彭德怀在西北组说了“在延安座谈会‘骂’了我40天娘。我‘骂’一天娘还不行？”的话；又传出说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等话；甚至有传言，说彭德怀在拉队伍，书记处成员，有一半被他拉过去了。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对彭德怀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批驳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说法。会议后来演变成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彭德怀在批判他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不管最后会议给他作出什么结论，他保证做到三条：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回家种地，自食其力。随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在庐山召开，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毛泽东认为，这几个文件锋芒是向着反右，反右倾，鼓干劲。他还说，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庐山会议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庐山会议发生从纠“左”到“反右”的转向，似乎很难理解。薄一波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也感到困惑”。彭德怀更没有想到一封信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1967年7月19日，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批斗彭德怀，在回答为什么写意见书的提问时，彭德怀说，“我就不该写那封信”，“对庐山会议还保留自己的看法”；在回答“庐山会议为什么要打倒你”的提问时，他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在总体上是坚持大跃进的指导方针的，但在具体工作上，还能努力对一些错误进行纠正。但庐山会议后，中央领导在经济工作的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不但总体上坚持大跃进的指导方针，在具体工作上也停止了纠“左”，转而“反右”。全国上下、各行各业继续“跃进”，结果导致了国家经济生活的严重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又一次庐山会议召开了。

1961年8月23日到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上庐山。这次庐山会议要求必须毫无动摇地切实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虽然与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多了些谨慎，但面对当时冷峻的国际形势与国内困境，毛泽东仍然充满着取胜的信心。9月9日，他在江青拍摄的一张照片背后，题写了一首著名的七绝，题目叫《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李进是江青的化名。全诗为：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持修改定稿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得以顺利通过，邓小平的才干和能力得到发挥和重视。于是便有了会议主席台的一次特殊排位：毛泽东右侧第一人是周恩来，左侧第一人是邓小平，第二人为刘少奇。

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也在反思。1965年8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彭德怀。毛泽东握住彭德怀的手时，说：“几年不见，你显老了。”彭德怀回答：“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毛泽东笑了，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着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两人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的三条保证，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是毛泽东与彭德怀的最后一次会面。

1970年8月23日到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毛泽东第三次上了庐山。

中共九大以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争夺逐渐激化；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在接班人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军队的领导问题和设立国家主席问题、称天才问题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也日益激化。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使庐山又一次成为见证中国政治风云变幻之地。

1970年3月7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此后半年内，毛泽东先后6次说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这说明毛泽东要改变“接班人”先担任国家主席这一过渡办法，对林彪来说，则意味着取消了他接班的过渡手段和法律保障。

另一个是称天才的问题。在表达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是林彪的发明，也是他一贯坚持的。毛泽东对林彪这种做法的态度是复杂的。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对林彪这种做法的无奈，“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后来，毛泽东删掉了这三个副词。

8月23日，林彪首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表达了林彪集团的基本主张：政治方面是坚持设国家主席，理论方面是坚持天才论。当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全会次日再听林彪的讲话录音，获得会议的同意。24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按事先的秘密串联和约定，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按照林彪讲话的主旨，突出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并以此攻击江青集团。24日晚，华北组抢先发出“第二号简报”。简报写道：“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对于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对于应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这份简报，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林彪似乎使形势变得对他有利起来。

2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指责陈伯达：“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可绝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

在25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毛泽东找林彪谈话，指出陈伯达问题的实质就是反党。林彪对陈伯达落井下石，责任都推到他身上。毛泽东便对林彪说了《论语》里的一句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林彪没有听懂，又不敢当面问毛泽东。回到住所后，他立即打电话回北京，问清了意思：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过分。

毛泽东没有点名批评林彪。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权的阴谋遭到挫败。这是林彪集团势力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在庐山，毛泽东十分喜欢去含鄱口。极目湖天，俯视庐山乱云飞渡，他发出过“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赞誉。一阵云雾飘过，一阵云雾又来。但1970年后，喜爱庐山、爱看庐山云雾的毛泽东，再也没有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