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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1日，国民党方面集中3万兵力分兵五路进攻井冈山。面对如此形势，红军决定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由彭德怀等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赣南连同闽西，比起井冈山地区，同样群山环抱，但人口要稠密，物产也要丰富，为革命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1929年2月7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经会昌进入瑞金。

瑞金在江西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东临福建，南通广东。在唐代末年时置有瑞金监，五代南唐时改为瑞金县，相传建制时曾从地下挖出金子，“金为瑞”，故称瑞金。瑞金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是客家重要的聚居地之一。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瑞金更名为“瑞京”，成为中国“红都”。瑞金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红色记忆。周恩来说过，南京北京不如瑞金。聂荣臻给瑞金的题词是“永远值得怀念和敬重的红都瑞金”。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到，在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山林里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这是建国中的奇迹！

苏区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先驻瑞金叶坪，后又转移到沙洲坝、云石山。

叶坪是一个村名，距瑞金城东3公里处。1929年2月毛泽东到瑞金时，最初就住在叶坪。这里现在已建成革命旧址纪念馆，进遗址大门，前行不足100米，左侧即为毛泽东住处。现有30多个国家部委都在叶坪的土墙建筑内找到了根。

毛泽东曾向斯诺这样介绍他的战术思想：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取得主动地位，能够暂时包围他们，这样就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1930年12月25日，在宁都小布召开的反击第一次“围剿”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上，主席台两旁的柱子上挂着毛泽东赶写出来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后撤，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按照这种战术，1930年12月、1931年4月和9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

为庆贺粉碎第一次“围剿”，毛泽东写了一首词：

张辉瓒是“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发现张辉瓒的时候，他正躲在灌木丛里换士兵的衣服，裤子还没有来得及换上。这条裤子后来曾专门送到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的战利品展览上展出。张辉瓒被捉的消息传到了国统区，也传到了国外。郭沫若后来回忆：“当时我在日本，我还记得很清楚，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是作为特大消息来报道的。”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毛泽东写好这首词时，国民党已集中20万兵力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第二次“围剿”打退后，毛泽东再填词一首：

第二次“围剿”结束不到一个星期，蒋介石便开始筹划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在《告全国将士书》中，这次他要亲赴江西指挥作战。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第一次在战场上正面交锋。蒋介石发出“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但3个月内，他这个誓言就被毛泽东打破了。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到叶坪与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把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范围扩展到28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长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也有相当的规模，客观形势需要建立一个对各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的机构。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叶坪的谢氏祠堂召开。如今的谢氏祠堂依旧保持着当年的原貌。这座典型的客家宗祠大约600平方米左右。当时，出席会议的代表有610人。会议选出了63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全体执委在谢氏祠堂召开了执委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作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代表的任弼时提议：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的称呼从此叫开。

毛泽东在拥有了这个伴随他一生的称呼时，却迎来了他一生颇为失意的一个阶段。

1931年11月初，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召开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会议指责红一方面军保持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当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全党要与之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苏区的领导。

由于叶坪常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1933年4月，苏区首脑机关搬到了瑞金城西3公里的沙洲坝，一直到1934年7月。

与叶坪一样，沙洲坝的村口也有一株几人才能够环抱的大樟树。毛泽东故居就在这古樟掩映之下，不远处，有一口用木栅栏围起来的“红井”，井边矗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沙洲坝的土全是沙子，存不住水，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沙洲坝三天不下雨，百姓没有水洗手帕，旱死老鼠渴死蛙，有女莫嫁沙洲坝。”毛泽东到沙洲坝后，发现村民都喝水塘里的水，就带着红军挖水井。开始当地老人反对，认为挖井会切断沙洲坝的龙脉。毛泽东告诉他们说，共产党人不迷信，出了什么事让龙王找我。战士和乡亲们很快挖了一口直径80多厘米的井，解决了村民的饮水问题。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几次将井填埋，但都被村民挖开。1950年，为迎接中央南方老根据地慰问团的到来，瑞金人重新维修了水井，并取名为“红井”。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尽管3年以来毛泽东不断遭到批判和排挤，他还是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他的职务只是荣誉性的，没有实权。在对大会的总结中，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从群众中寻找力量，是毛泽东一生的信念，也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

1934年7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局势越来越紧，国民党军队的飞机不时地来沙洲坝轰炸，中共苏区中央局等党、政、军、群首脑机关被迫从沙洲坝等地西迁至离瑞金城17公里的云石山，分散在附近的各个村庄。毛泽东住进了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庙门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当时，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就在这座庙里，毛泽东用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本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写这本书，毛泽东是倾注了感情的，有几次，他把写好的东西让警卫员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他们看。

1929年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与井冈山突围后转战赣南的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红三十团会师。不久蒋桂战争爆发，彭德怀提出率部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政权。4月14日，毛泽东、朱德在于都为彭德怀送行，彭德怀返回井冈山，毛泽东率部队去了兴国。

兴国建县始于三国，吴嘉禾五年（236年）称平固县，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以年号“太平兴国”为县名，至今已逾千年。兴国地处赣南北部，交通偏僻，境内多山，是国民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劳苦大众生活贫苦，渴望革命。苏区时期，全县23万人，参军参战的就达8万多人，占青壮年的80%，为革命捐躯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179名，居全国各县烈士之首。在共和国开国将军中，来自兴国的有2位上将、5位中将和47位少将，是全国第二大将军县。

兴国在几次反“围剿”中都是主战场。在中央苏区5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在兴国先后组织军规模战斗11场，投入兵力20多万人次，歼敌4万余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参加长征的12个主力师有7个师是从兴国出发的，其中“中国工农红军兴国模范师”、“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均是兴国子弟。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达12038名，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将士倒下。

陈毅曾兼任过中共兴国中心县委书记，第五次反“围剿”中，陈毅在老营盘战斗中负了重伤，当地老表用简易的青竹担架将他送往红军后方医院。事后，陈毅感慨地说：“我这条命，是兴国人民用青竹杠子救回来的！”

周恩来用“中国外国不如兴国”来表达他对兴国赞誉。

毛主席则赞扬“兴国的同志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他亲笔题写的“模范兴国”巨匾，在兴国县城的四个城门上，一直高悬到长征前夕。

1929年4月到1933年11月，毛泽东先后7次来到兴国。

第一次来兴国时，毛泽东住在县城小井头的潋江书院。潋江书院砖木结构，占地面积4903平方米，建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书院由门厅、讲堂、拜厅、魁星阁、文昌宫、崇圣祠组成。现在拜厅的正中央还高悬着一块大匾，“模范兴国”，这是1934年1月苏维埃中央政府授予兴国的，是毛泽东的手书。两边墙上挂着周恩来、朱德、李富春授予兴国的各种奖励。在这个书院里，毛泽东制定了《兴国土地法》；1930至1934年，潋江书院是兴国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建国后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毛泽东习惯到了一个新地方后，调查该地的政治、经济情况，翻阅地方史志。毛泽东在兴国，做过两次著名的调查，写成了《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两篇文章。他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重视对实际事实的周密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情况出发，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毛泽东在实践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

1929年4月到兴国后，毛泽东根据于都、兴国调查的实际情况和中共六大决议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较之以前的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内容有一点重要变动，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动。为贯彻执行《兴国土地法》，毛泽东在潋江书院的崇圣祠按照广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法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他自己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这期“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共有40多人参加，他们当中有后来成为共和国上将的萧华和陈奇涵。

在瑞金革命纪念馆，珍藏着一段陈奇涵代毛泽东付账的故事。1934年7月，陈奇涵随同毛泽东做社会调查，苏维埃地方政府招待他们吃饭。饭后，毛泽东因匆匆赶路，忘了交伙食费。陈奇涵走在后头，代毛泽东交了伙食费。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件事，称赞陈奇涵“办了一件好事”。瑞金革命纪念馆的一本账本中清清楚楚写着：“七月十八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壹元捌角，经手人，陈奇涵。”

兴国有一道特色菜叫蒸笼米粉鱼。毛泽东第一次来兴国时，陈奇涵请他吃饭，就有这道菜，蒸笼米粉鱼，配上雪豆、花生米、笋炒肉、炒鸡蛋四碟小菜。谈到菜名时，陈奇涵他们请毛泽东给菜起个名字。“四星望月”，毛泽东脱口而出。“四星望月”从此就叫开了，并成了兴国人款待嘉宾的一道传统名菜。建国后，毛泽东每次回江西，都要点四星望月，并把这道菜引进了中南海。

1933年11月，毛泽东第七次到兴国，检查工作，作调查研究。他和群众一起拣花生，一起种油菜，一边劳动一边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群塘村的樟树塘小桥坏了时，对乡苏维埃干部说：“小桥坏了，会跌倒行人，要赶快修好。”离开长冈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长冈乡苏维埃政府院子里，召开了调查总结会，将调查内容读给大家听，反复征求意见，并表彰长冈乡的工作做得好，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12月15日，毛泽东整理出《长冈乡调查》，1934年1月全文刊载在《斗争报》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

雩都县始建于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因北有雩山而得名。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改雩都为于都。建县之初，于都幅员广阔，县域包括于都、宁都、石城、瑞金、会昌、寻乌等县，处江西与福建、湖南、广东3省交界处，故有“六县之母”和“闽、粤、湘三省往来之冲”之说。

于都有河穿过全境，就是于都河。于都河，又名贡江、贡水，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福建长汀的新乐山。河流全长319公里，自东向西，流经石城、瑞金、会昌，沿途接纳濂江、梅江、平江、桃江，进入于都境内，始称于都河。这条河绕过于都县城的南门，蜿蜒西去，出峡山、过江口、经茅店、下七鲤，在赣州的八境台下，与从赣州西面流来的章江合流，章贡为赣，成为一泻千里的赣江，出万安、过吉安、经樟树，下南昌，溶入水天一色、烟波浩渺的鄱阳湖，由湖口入长江，波澜壮阔、浩浩荡荡地奔流入海。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就是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的。17日至20日傍晚，濒临绝境的中央苏区、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一、三、五、八、九红色军团共8.6万余人，分别从于都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的孟口、鲤鱼、石尾、中埠、渔翁埠等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边，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涌上桥头，向红军将士送上一杯杯茶水，一顶顶斗笠，无数的火把，将于都河水映得通红。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这是《长征组歌》中的一曲《告别》。

后来陆定一写过一首长征诗：“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毛泽东和20几个人走出于都北门往西一拐，“一条宽大的河流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顺着河水往上走去。滚滚的河水带着黄色的泡沫翻腾着，大声地发出呼啸，像吹起了进军的号角。太阳落了，冷风一阵一阵地扑来，寒意很浓。主席没有穿大衣，只穿了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八角红军帽。他迈着大步，带领我们前进”。

毛泽东是1934年9月下旬从瑞金云台山来到于都的。当地领导人安排他住在于都北门何屋，这里比较清静，进城也很近，赣南省苏维埃机关就驻在这里。北门何屋有一座坐东朝西的石门楼。墙上的石雕花卉图案，颇为精致。进了石门楼，是一个狭长的庭院。庭院南面，有一幢坐南朝北的客家建筑风格的两层民居。毛泽东当时就住在紧靠通往后院东侧门边的厢房，卧室兼办公室。

毛泽东这次到于都，离红军长征不过20多天，他是肩负特殊使命而来的。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刘英过了于都河后看到毛泽东，问过他9月份到于都是不是有“特别任务”。刘英回忆：“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全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全回忆，最初博古、李德他们并不打算带毛泽东走，后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当时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希望随红军主力一起转移，但博古等不让他走。瞿秋白请求毛泽东给中央说说，毛泽东说，我已经同他们讲过，但“不顶事”。

1934年10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中央红军机关告别苏区人民，从于都县城东门渡口过了于都河。这一别便是20年，一走便是二万五千里。现在这里竖着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的纪念碑，碑高10.18米，碑身为双帆造型，旁边放置着一条小船，是当年搭浮桥用过的。这里被后人称之为“长征第一渡”。在中国作家魏巍的笔下，她是“地球上的红飘带”的出发地。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笔下，她是“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开篇。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她是“惊心动魄的史诗”的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