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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他开始认识到必须到农村中寻找革命潜力，是在1925年五卅事件后。

五卅运动后，毛泽东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湖南、湖北和广东之间，三省正是农民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地区；毛泽东的工作和思考的重点，也开始转向农民运动方面。五卅事件发生时，毛泽东正在韶山组织农民运动。1925年9月他去了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11月下旬，毛泽东赴长江沿线视察各省的农民运动，1926年12月初到达武汉。除中间两度去湖南外，毛泽东在武汉一直工作到1927年8月中旬。期间，除了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他还担任过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土地问题委员会委员等职，都与农民运动有关。

毛泽东在武汉的几个月，正是国民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的时期。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组织农民运动的实践，使毛泽东敏感地注意到，土地和武装是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这一认识为他后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武汉时，曾住过都府堤41号。

都府堤位于武昌解放路北段的西侧，其东原有司湖，清时在此筑堤，堤近都督府衙门，故名督府堤，亦称都府堤。清代末年，沿堤形成居民区，叫都府堤大街，人们沿旧习，仍称之为都府堤。都府堤41号，靠近长江边，是一座典型的晚清江南风格民居，有436平方米，青砖黑瓦，三进三天井。除毛泽东外，蔡和森、彭湃、夏明翰、毛泽覃等都在这里临时住过，这里还是中共中央农委所在地，但建国后被当作普通民居拆除了。好在房东的儿子是武汉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记得房子的结构，政府方面还请来在这住过的夏明翰夫人、毛泽覃夫人和毛泽东家当时的保姆陈玉英等，根据她们的回忆对都府堤41号进行了重修，1967年辟为纪念地。

1927年2月底，怀有身孕的杨开慧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和保姆陈玉英到达武昌。两个孩子的到来，增添了家庭的温馨。不久，毛泽东又有了第三个儿子毛岸龙，这使都府堤41号更加热闹了。除了家人团聚外，各省农民协会的负责人经常来这里汇报和商量工作，后屋饭厅常常有两桌人吃饭。

陈玉英是1926年冬到1931年春期间毛泽东和杨开慧家请的保姆。刚到武昌时，她自己是湖南宁乡口音，不懂武汉话，又不识字，有次上街走错了路，转了好久才回来。毛泽东知道后特意为她写了一个小布条，“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陈玉英”。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时，她也被抓进了监狱，在狱中表现很坚决，没有屈服，毛泽东对她的气节十分钦佩。1957年，毛泽东写信给陈玉英的女儿孙燕：“寄去300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身居要职，未忘贫贱之交。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毛泽覃奉党的指示从广州到上海，然后转赴武汉，恰巧在船上碰到了毛泽民。他们到武汉后，很快找到了毛泽东。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兄弟三人聚集在都府堤41号。一家人围在方桌旁，以打麻将做掩护，分析当前的形势。毛泽东告诉杨开慧和两位弟弟，现在情况很危急，要求他们尽快转移。八七会议一结束，杨开慧就先回湖南去了。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也于8月12日离开武汉去了长沙。

都府堤41号为世人所知，还与毛泽东的一篇著名的调查报告有关。

毛泽东在武汉工作时期，曾于1926年12月和1927年6月两次回到湖南。第一次回湖南时，他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在考察的基础上，毛泽东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建国后一段时间，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地点，湖南与湖北的研究者曾争执不下。1959年毛泽东回长沙时，就这个问题湖南有学者托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问毛泽东，毛泽东的回答是：武昌都府堤41号。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大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报告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对于当时的革命，报告中有一段经典的描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中央局的批准。《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在考察了湖南5县的农民运动后，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扩大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招生规模，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个提议得到批准。1927年3月7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课。1927年4月4日，农讲所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参加开学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团体代表百余人，还有国际工人代表团。法国代表多理越、英国代表汤姆和美国代表白劳德在典礼上发表了演说。

农讲所旧址是离都府堤41号约200米远的红巷13号。

红巷13号是目前武汉市唯一保存完好的晚清学宫式建筑，建于1904年，由四栋砖木结构的房屋组成，中间有一个大操场，占地面积12850平方米。它最初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北路学堂，后又成为湖北省高级商业学校的校址。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这里又成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基地。如农讲所的开学宣言中说的，农讲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1958年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复原旧址纪念馆，周恩来题写了“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馆名，1963年修复开放。

从1927年3月至6月，农讲所共培训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等全国17个省的学员739人。毛泽东是农讲所3位常务委员之一，实际负主持之责。毛泽东参与制定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亲自选聘教员，并亲自授课。讲习所共设28门课程，课外理论研究，侧重讨论土地问题、武装问题、农村自治问题和农村教育问题。毛泽东讲授了“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还讲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许多著名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知名人士如瞿秋白、李立三、恽代英、彭湃、方志敏、李汉俊、何翼人、李达等，都曾在此任教。

农讲所强调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农讲所的《规约》中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枝汉阳造七九式步枪，军事训练每天2小时，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每天增至4小时。

1927年6月18日，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大多数学员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到各地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积极投身于各地的工农武装起义，如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黄麻起义以及参与创建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实践者。

离都府堤41号仅20米远的都府堤20号，原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此举行。毛泽东是大会的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毛泽东与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议定了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议案提交大会，但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会议期间，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在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的背景下，大会把希望寄托在了汪精卫的身上。然而，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像中共五大希望的那样去革命。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制定的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也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

30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起1927年的春天，说：“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把压抑沉重的心情凝结在《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里：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到当时的政治局势时说：4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5月21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或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毛泽东最初接到的命令是去四川，但他说服了陈独秀，改派他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6月下旬，毛泽东奉命去了湖南。毛泽东到湖南后，到衡山召集主要党员干部和附近几县农会、工会、青年团、妇运会的负责人开会。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可能还有无数个叛变革命的事件在全国发生，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了。但10天后，陈独秀指责毛泽东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命令他立刻回武汉。

7月15日，汪精卫终于撕下了假面具，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并叫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个漏网”的疯狂口号。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100多人惨遭屠杀。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等成了通缉犯。

开始有共产党员声明退党、叛党。脱党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地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不但是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

中国革命处在十分紧急的关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以寻求对策。

八七会议的会址位于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也就是现在的鄱阳街139号。这幢临街的三层西式楼房，是1920年英商罗惠公司修建的公寓。八七会议时，楼下是一个印度人开的小百货店，楼上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派驻国民政府顾问的住宅。会议就在住宅二楼靠后面巷子的一间房里召开的。1978年8月7日，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1982年，邓小平题写了馆名。

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当时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李震瀛、陆沉及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共21人。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秘书参加了会议。由于形势险恶，参加会议的人分3天由交通员分批带进会所，到后吃住都在那里，不能外出，会后分批撤走，一进一出花了6天时间。而会议只开了1天就结束了。

八七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提出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他在发言中说：从前我们指责孙中山专作军事运动，不作民众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作军事运动，专作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却不管军事。新政治局常委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

八七会议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前，瞿秋白征求他的意见，建议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