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开天辟地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到：“陈先生与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1920年11月，毛泽东接受陈独秀的正式委托，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发起者还有何叔衡、彭璜等。第二年6月，李达在同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后，致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代表2人于7月到上海开会。

博文女校

1921年6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与何叔衡从小西门码头乘船离开长沙，同行的还有新民学会的会员萧子升。晚上船到洞庭湖，他们站在甲板上欣赏夜色。萧子升发现毛泽东口袋里带着一本《资本主义制度大纲》的书，问毛泽东：“你研究资本主义，就能成立共产党了？”毛泽东浅浅一笑，没有回答他。毛泽东和何叔衡乘船经汉口，7月初到达上海，住白尔路389号博文女校。

“宁乡四髯”1926年于长沙，左起为谢觉哉、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

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创办于1917年，校长是黄绍兰。黄绍兰，湖北人，原名学梅，早年酷爱《木兰辞》，为花木兰替父从军所感，取别字绍兰。她1910年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投笔从戎。后与黄侃结婚，并成为章太炎唯一的一位入室女弟子。1916年，她与黄兴夫人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黎等租望志路一所民房创办博文女校，因资金问题1920年停办。1921年黄绍兰得到张謇之兄的资助，又租白尔路389号复校。

现在的太仓路127号，是一幢三上三下砖木结构、坐南朝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这就是博文女校的所在地。董必武是黄侃的好朋友，为联系一大代表住处，他写信给黄侃和黄绍兰，称有一个北大师生旅游团利用暑假到上海旅游，希望提供方便，借博文女校小住。然后由李达直接与黄绍兰会晤，事情很快就解决了。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外，其余代表均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这里。毛泽东、何叔衡住西厢房前半间，董必武、陈潭秋住东厢房前半间，其他代表分住西面沿街的三小间。代表们在这里讨论交流，起草文件，完成了中共一大的准备工作。

1955年2月，中央指示博文女校停止对外开放。后一度借给京剧院做宿舍，1966年迁出。1977年修缮后重新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现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负责保护管理。

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

兴业路76号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上海市委非常重视对中共一大会址的调查勘实工作。1951年4月，查实确定中共一大会址在兴业路76、78号（原望志路106、108号）。会址查实后即开始修缮工程。1952年初修缮工程告竣。同年9月，会址内部亦布置就绪，中共一大会议室布置在楼上，开始内部开放，征求意见。当时要来参观，需要到市委宣传部登记，批准后才可进入。

博文女校不远的兴业路76号，是一幢一上一下结构的上海石库门式建筑，它和西邻的兴业路78号一起原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寓所，建造于1920年秋天。走进76号大门，穿过天井，便进入会客厅。这个客厅面积只有18平方米，面积虽小，但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中共一大上，不少人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并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所以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在听。会议期间，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些代表记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印象：

刘仁静回忆，毛泽东“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

毛泽东经常沉浸在思考之中。李达回忆会议期间，毛泽东常在房间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张国焘把毛泽东描绘为“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少。”

毛泽东与多数中共一大代表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对毛泽东的文章并不陌生。山东代表王尽美见到毛泽东，说：“润之，你的《湘江评论》办得真好！你的大作《民众的大联合》目光远大，议论痛快！”毛泽东回答：“你们的《泺源新刊》也办得不错，文章切中时弊！”

1969年，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开幕式的讲话中说：“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到今天已经有48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

中共一大还有5名代表。

陈公博于1922年公开支持陈炯明，并称不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战期间，陈公博投敌，任汪伪政权的立法院院长。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后，陈公博被推举为伪南京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为南京伪政府的“一号人物”。1945年8月25日晨，陈公博乘飞机逃亡日本，后被引渡回国。1946年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投敌叛国罪判处陈公博死刑，6月1日司法行政部核准对陈公博的死刑。3日，陈公博被枪毙在苏州狮子口。

毛泽东与李达

周佛海1924年脱党，四一二政变后投靠蒋介石。抗战期间参加汪伪政权，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务。抗战结束后，周佛海向蒋介石表示：“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之前”，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京沪杭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护京沪一带的治安和秩序。国民党军队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1946年10月，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他进行公审，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佛海死刑。次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死在南京狱中。

李达，1923年脱党，但他一直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48年毛泽东曾3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并带信给李达：“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预经营。”但因为患严重的胃溃疡，李达未能去解放区。1949年5月，在地下党的护送下，李达到达北平。1949年12月，经刘少奇做介绍人，毛泽东、李维汉等人作历史证明人，中共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后来，李达任武汉大学校长。毛泽东到武汉时，告诉湖北省领导人，有一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被问及这人是不是李达时，毛泽东说，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病重的李达被关进牛棚。李达写了张纸条向毛泽东求救：“主席，我现在有难，请你救我一命。”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李达已被迫害致死。

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为名叛逃。中共中央得知后，致电在武汉的周恩来，劝说张国焘，促其觉悟。周恩来将张国焘接到中共中央长江局，向他提出3点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党最希望的；二是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三是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1个小时后离开长江局，留下一张纸条给周恩来：“我选择第三种办法。”中共中央得知后，开除其党籍。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1949年后张国焘流落海外，1976年12月3日在加拿大去世。

刘仁静是12名代表中最年轻的，当年只有19岁，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大革命失败后，他成托洛茨基派的信徒，1929年被开除党籍。1950年12月31日，刘仁静在《人民日报》刊登声明，表示：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刘仁静受到冲击，被关进秦城监狱。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毛泽东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起床后，按惯例到自己住宅对面的北师大广场参加晨练，在穿越马路时，被22路公交车撞倒，颅骨碎裂，当场死亡。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个离世的。

1999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大修了一次，新增了中共一大全部代表的蜡像。在这组蜡像里，只有毛泽东是站姿，其余代表以各种姿势围坐在方桌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