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青年时代，毛泽东两次来到北京，先后住过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福佑寺3个地方，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

1918年6月，随着毕业时间的来临，新民学会的会员在湖南一师附属小学开会，讨论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会议认为留法勤工俭学有必要，应尽力进行，推举蔡和森、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同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的青年离开长沙去北京。他们先是步行，然后坐船到武汉，接着乘火车，途中因铁路被水冲断，在河南短暂逗留后，19日到达北京。

到北京后，毛泽东起初十几天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居住的“板仓杨寓”。豆腐池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明时称豆腐陈胡同，可能是陈姓做豆腐的人曾居住此地。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京城全图时，陈讹传为池。“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度改为朝红胡同。现在“板仓杨寓”为北京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样子。前院的枣树是毛泽东到北京后不久，杨昌济和杨开慧种的，杨昌济和女儿杨开慧常为枣树培土、施肥，毛泽东也帮着浇水、护理。据说20世纪60年代，院子的主人还特意把树上结的枣子送进中南海，毛泽东见到枣子时很是动情。就在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他与杨开慧产生了爱情。他们一同漫步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再一起走回到鼓楼。

当时新民学会的其他会员住在湖南在北京设立的会馆，往来相聚，诸多不便。不久，毛泽东就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8人住进距北京大学不远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即今天的吉安所左巷8号。现在胡同口的墙壁上有一标牌：“吉安所左巷，北起吉安所北巷，南止三眼井胡同，全长187米，宽3米，民国36年称吉安所左巷。此巷8号为毛主席故居。”毛泽东在这里一直住到1919年3月12日离开北京去上海时。

吉安所原来是清朝皇室停放梓宫及灵柩的行宫，东面几所矮小住房，据说是抬灵柩的人住的，后来因陋就简，又搭盖矮房出租。毛泽东选择在这里居住，很重要的一点是租金便宜。当时普通旅馆每人每月伙食费一项需要10元以上，这里食宿费加在一起四五元就可以了。他们8个人住在三间民房小屋里，人多炕窄，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要翻身的时候，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对于这样的生活条件，毛泽东在1920年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形容说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他们自己在一个小炉子上做饭，8个人只有一件大衣，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只好轮流穿着大衣出去。这是一群敦品力学之人，生活虽然艰苦，但依然能感受到生活的丰富多彩、生动有趣。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公园里，在故宫庭院里，他看到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他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他还看到了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的晶莹的冰柱，这使他不由得想起唐朝诗人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同样激起了毛泽东惊叹与赞美。

湖南到北京准备赴法的青年有50多人，是全国来的人数最多的省份。经杨昌济协助联系，蔡元培、李石曾同意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分设在北京大学与河北保定、蠡县。以后又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开办半工半读的留法预备班。毛泽东起草了一个为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还为他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

毛泽东同萧子升等驻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杨昌济原来希望毛泽东报考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但毛泽东却没有报考，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此外，当时教育部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要服务几年才能报考大学。毛泽东是向朋友借钱来北京的，留在北京不报考大学，就得马上找到工作不可。杨昌济将他介绍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校长蔡元培的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工作地点在北京大学红楼。

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离北大红楼不远，这是毛泽东选择在这里居住的又一个原因。

北大红楼位于北京沙滩北街，为北大老校舍之一，它于1918年建成，楼为工字形，共4层，因大楼通体用红砖砌成，故称红楼。其西洋式建筑风格，在20世纪上半叶都是北京城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从红楼北面的广场出发到天安门举行了示威游行，此后，红楼广场多次成为北京学生进行革命运动的集合地点。红楼一层向右拐，走到底是一间敞亮的大办公室，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曾在这里工作，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人在京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这间办公室就是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的活动场所。中共北方局和中国青年团的领导机关曾一度设在红楼。1961年，老北大红楼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受到波及，红楼濒临倒塌，为此，从1976年到1978年，国务院拨款80余万元对红楼进行了全面的加固整修。2002年，红楼旧址建成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新闻纸阅览室书记”，阅览室就在红楼一楼，往左拐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往右是李大钊的办公室，楼上是蔡元培的办公室。毛泽东的“新闻纸阅览室书记”是北大级别倒数第二低的职位，主要职责是管理15份报纸和帮李大钊收发信件，一个月的工资是2块大洋，经李大钊说情，毛泽东的工资提到8块。当时校长蔡元培月薪是600块大洋，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是360多块大洋。但对于待业生毛泽东来说，月薪8块，“工资不低”。

职位如此低微，以至毛泽东感觉到，对于大多数来往阅览室的人来说，他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室的人当中，毛泽东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等，对他们极有兴趣，并打算和他们讨论政治和文化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毛泽东并没有灰心。他参加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在新闻学会里，他认识了不少人，比如陈公博、谭平山，还有邵飘萍。邵飘萍是当时著名的进步报人，1917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并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毛泽东听过邵飘萍的课，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邵在经济上的接济。毛泽东评价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对我帮助很大”。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成为湖南首屈一指的报人。

毛泽东认识了陈独秀；由于工作关系，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读到了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思潮的活动。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他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这期间，他还与在京在新民学会会员，邀请蔡元培、胡适在北大座谈，所谈大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他还读过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常常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北大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思想越来越激进。但他这时思想还是混乱的，毛泽东仍在寻找出路。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1920年4月11日，离开北京去上海。这次到北京，毛泽东住在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喇嘛庙里。

福佑寺位于北京北长街北口路东，建于清顺治年间，最初为爱新觉罗·玄烨的避痘处。雍正元年（1723年）拟分给宝亲王弘历作为邸第，但弘历并未迁入，乾隆登极后改为喇嘛庙，名福佑寺。

与第一次到北京不同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再是一个处在闹市中却默默无闻、不知何去何处的青年了，他发表在《湘江评论》和《新湖南》上的文章及他在实际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19年8月24日，胡适在《每周评论》36号，介绍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及其文章，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产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欣喜。”

第一次来北京时，毛泽东主要致力于所谓“宇宙真理”的探讨，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不够，五四运动后，他将目光转向现实，这一次他就是率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请愿团来到北京的。到北京后，毛泽东组织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将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

在北京，毛泽东一面主持驱张运动，一面扩大交往，吸纳新知。他与李大钊的接触更是频繁。他们多次讨论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的事，在李大钊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又与陈独秀等人联名发表《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此外他与邓中夏、罗章龙等有密切联系。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交往，促使了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毛泽东阅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他还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的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当时，罗章龙等人组织了一个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开始只有油印稿，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后来回忆，当时他看到的还有《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毛泽东对斯诺说，这3本书特别铭刻在他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这个信仰影响了他的一生，也影响了中国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