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遵义

1934年9月底，毛泽东患了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张闻天得知后，立即派傅连暲去于都为他治疗。不久，毛泽东接到了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有意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去，得知张闻天对这一安排有意见，毛泽东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将他们安排在一起，“三人团”采纳了这个意见。

毛泽东比张闻天年长7岁，曾经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但直到1933年张闻天到江西苏区他们才第一次见面。两人的人生经历相差很大。毛泽东一直在国内，教过书，搞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过国共合作的经验，最后拿起枪杆子上了井冈山。张闻天搞过翻译，研究过歌德、泰戈尔，他1922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述《浮士德》的文章，是中国同类研究中国最早的一篇，而他写的小说，则得到过茅盾的赞赏。张闻天去过日本，到过美国，入党后又去苏联5年，是共产国际信赖的人，回国即被委以重任。长征开始时，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

1966年10月1日与张闻天在天安门城楼

王稼祥比毛泽东小13岁，1930年到从莫斯科回国，长征开始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党内的地位看起来不如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高，但他是受到共产国际信赖的人。王稼祥1931年到江西苏区，不久认识了毛泽东。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王稼祥向毛泽东转述了国际共运领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比如斯大林说，四川将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摇了摇头，又上下拍打着口袋，像在找什么东西。这时，王稼祥摸出一包从上海带来的“三炮台”香烟，两个分享了最后两支。

王稼祥比张闻天对毛泽东的了解更早、更多一些。1932年宁都会议时，他表达了对毛泽东是否留任军职的意见：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张闻天后来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也与博古产生了分歧，甚至发展到很尖锐的冲突，而且张闻天发现博古在从党的核心内部排挤他。长征出发的前一天，他把心里的郁闷全跟毛泽东讲了，从此两人接近起来。

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他们一边行军一边交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认识逐步一致，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王稼祥最早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提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张闻天也在考虑这些问题，支持了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提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

遵义春秋时期属巴蜀邦邻地，战国时是夜郎属国，秦汉时置郡，唐贞观十三年置播州，曾称“罗蒙”，宋更名播川县。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更名为遵义军民府，隶四川布政司。遵义一名即始于此。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一条河流从中间穿过，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地，既有新城，又有老城，市面十分繁华。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红军进城那天，遵义的“红军之友协会”组织市民欢迎红军进城，市民兴高采烈，城内鞭炮阵阵，这是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所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场面。

1935年1月9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易家宅邸位于遵义新城最繁华的丁字路口一条僻静的小巷，是一幢独立的楼房，环绕着灰青砖砌成的高高的围墙，很是气派。红军来了，易少荃携家带口跑了。易宅楼上共3间房，毛泽东住东边一间前房，王稼祥住在西边一间的前房，张闻天住在楼下。

红军司令部驻在柏辉章的公馆内。柏章辉是王家烈麾下的二师师长，又是一个商人，他的股份覆盖了遵义市周围所有赢利企业。柏公馆是当时遵义最豪华气派的私人宅邸。这是一幢20世纪30年代中国军阀的典型住所，是用灰砖建筑并带有柱廊的两层楼房，屋檐略微突出，楼上有带顶篷的阳台，公馆有围墙环抱，大门正对着街道。当时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都在这里设了办公室。周恩来住在二楼一间靠阳台的房间里，邓颖超后来一直记得她站在二楼阳台上可以够着屋外的槐树叶子。朱德和刘伯承等军事指挥员也在这儿住。

但博古和李德都没住进这两处党和军队领导人集中的地方。他们分住在离柏公馆不远的两所四合院内。对住房等级十分在意的李德对此十分不满。

毛泽东和博古

遵义会议会址

毛泽东在遵义时的办公室

在柏公馆周恩来和朱德住房的旁边，有一个可以容纳20余人的客厅。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客厅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20把椅子摆成一个半圆形，为驱赶寒冷，地板上烧着一盆炭火。1958年11月邓小平到贵州视察，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他走进这间客厅时，指着里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

遵义会议由博古主持，并由他首先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随后周恩来做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接下来张闻天做反报告，批评了博古的报告。张闻天讲完，毛泽东做了1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提出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紧接着王稼祥发言，明确提出由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之后，张闻天再次发言，表示了与王稼祥同样的意见。这个意见也得到了除博古、凯丰外大多数与会者的同意。李德是列席会议的，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他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情绪十分低落，只是一个劲地抽烟。对于大家的批评意见，他拒绝接受，说中国人自己搞坏的事，不能由一个外国人来承担。

李德

遵义会议开了3天，气氛紧张热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后来，二渡赤水前中央常委会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在会上，曾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王明上台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在1972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错误，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矛盾。”

遵义会议后曾有人问毛泽东，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毛泽东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讲到的时机，是他知道在遵义的大多数政治委员会支持他，最为重要的是他已经获得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顶头上司，要把共产国际信任的人轰下台，让国际派来的顾问靠边站，如果没有国际信赖的教条宗派集团内部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话，是很难办的。所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没有洛甫和王稼祥，遵义会议是开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