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遭贬

1929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个人的命运与中国革命命运一样，胜利与挫折交替，希望与失意相随。在闽西，毛泽东就度过了几段遭贬的失意岁月。

牛牯扑、临江楼

1929年3月和5月，红四军两度入闽，先后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郭凤鸣旅和陈国辉旅的胜利。但在这时，红四军内部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主张坚持前委对红四军的领导，但有人觉得前委管得太多，是“书记专政”，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作风。在1929年6月22日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等13人当选为前委委员，但在选举书记时，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的身份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1个月后，毛泽东突然病倒了，患的是当时很难治愈的疟疾。毛泽东先后到上杭县和永定县农村养病。

毛泽东先在上杭的苏家坡养病，8月上旬又来到大洋坝，不久又来到闽西著名的永定金丰大山，住在只有10来户人家的牛牯扑一个小竹寮里。在这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毛泽东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批阅战场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拟制作战地图等。这间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所，又像是文房书室，毛泽东在一块木板上题写“饶丰书房”，把它挂在门口。

但国民党的地方武装竟探得有位红军“大干部”住在牛牯扑。9月17日清晨，金丰民团和广东大埔保安队400多人，分几路扑向牛牯扑。情况万分危急，粟裕立即指挥就近的红军、赤卫队阻击敌人，同时派陈添裕等4位赤卫队员，火速护送毛泽东往5公里外的雨顶坪村转移。当时，贺子珍已有5个月的身孕，行动不便，陈添裕就叫两名赤卫队员一左一右架着贺子珍跑。毛泽东大病未愈，身体虚弱，没跑多远，就直喘粗气，迈不动步子。见此情况，陈添裕不容毛泽东争辩，背起毛泽东就跑。一到雨顶坪村，陈添裕就累倒了。

于是，毛泽东又转移到永定合溪养病。由于永定农村缺医少药，毛泽东的病一直未能治愈。1929年9月，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10月10日，赤卫队员用担架护送毛泽东到上杭城。当时在上杭城找到一名西医治疗，经过10多天，病就有所转好了。

上杭临江楼，毛泽东在此写下《采桑子·重阳》

毛泽东在上杭城，住在临江楼二楼的东厢房。上杭于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设县，处于“客家母亲河”汀江中游，有“汀南山水之胜”的美誉。清末爱国诗人丘逢甲曾有诗赞誉上杭城：“东南山豁大河通，汀水南来更向东。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如画夕阳中。”临江楼在汀江河畔，楼外是遍地的野菊花与一株老榕树。

到上杭城的第二天，正是重阳节，临江楼庭院中黄菊盛开，汀江两岸霜花一片，触景生情，毛泽东填词《采桑子·重阳》一首：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在劝慰自己抛却秋日菊花勾起的感伤，只言：但看黄花不用伤。

在临江楼，他教贺子珍读诗时，特地选了唐代诗人杜牧的诗《九日齐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贺子珍不太懂“尘世难逢开口笑”的意思，毛泽东对她解释：“尘世难逢开口笑”，意思是人生的哲学、斗争的哲学。《庄子》说：“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人生欢笑既难得，则更应善自宽慰，多方开解，烦恼不可过于挂怀。

20多天后，由于国民党军金汉鼎部一个团逼近上杭城，毛泽东转移到古田镇苏家坡继续休养。

1936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

一病数月，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1929年9月27日，上海《申报》在第4版登载国民党将领张贞发自福建的电报：“毛泽东在龙岩病故”；10月21日，该报又据来自汕头的电报，称“毛泽东在上月暴死”。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看到这些消息，信以为真，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则1000多字的《讣告》：“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讣告对毛泽东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柳亚子当时写了这样一首诗“悼念”毛泽东：“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他在诗末特意注明：“两列宁，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

长汀、福音医院

自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起，毛泽东遭到了党内教条主义者越来越猛烈的批评。教条主义者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谈到毛泽东时说，“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但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他更擅长于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引用一些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格言来解释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中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

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受到“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错误批判。图为毛泽东在宁都的旧居胡氏家祠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10中旬，毛泽东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三四个月之久，是他7次到长汀中停留最长的一次。

长汀地处闽赣两省边陲要冲，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汀州。长汀县城北靠突兀崎立的卧龙山，城中汀江穿流而过，四周群山环列，崇岗复岭，宋太守陈轩如此描写城貌：“一川远汇三溪水，千嶂深围四面城。”长汀城景色秀丽，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曾说，中国有两个最美丽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长汀。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攻克长汀，这是长期转战山区的红四军最早进入的中等繁华城市。后来，中共福建省委、福建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省总工会、共青团省委都设在这里，长汀成为福建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当时长汀是闽西的物质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攻占长汀后，红四军进行了整编，还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红军战士每人发了2套军服，5块大洋。军容焕然一新。1965年6月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还回忆起这件事。他说，1929年打下长汀后，红军有了新军装，也是像今天一样的红领章红五星，穿起来好神气。罗长子（罗瑞卿）在龙岩听到了，专门跑过来，要军装穿。贺子珍对他说，只要有你穿得的，我打报告送你两套。罗长子大军装都试了试，穿不得，又要试我身上的那一套，要扒我的衣服啊。毛泽东的话引得陈毅哈哈大笑。陈毅接着说，罗长子真的试穿了主席那一套，一试还嫌小了。

长汀福音医院休养所

长汀古井

福音医院坐落在长汀城北卧龙山下，是当时中央苏区最好的医院。医院原是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医院，1904年始建至1908年落成，命名为“亚盛顿医馆”。1926年改名福音医院，由傅连暲负责。1927年9月周恩来、朱德等率南昌起义部队路经长汀时，医院热情为起义军服务，接收了300多位伤员。1931年福音医院成为中央苏区的红军医院，1933年搬往瑞金，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傅连暲为院长。1966年按原样修复，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福音医院旁边有一口老古井。养病期间，毛泽东每天早上都和周围群众一起到老古井取水洗脸、洗衣服。在井边和洗衣、挑水的群众拉家常，了解当地的民情风俗。当他发现老古井因长年没有清洗时，还带领警卫员下井掏污泥，清除青苔，把老古井清洗得干干净净。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特意向福建省委书记叶飞打听这口老古井现在还有没有水。叶飞询问了长汀县政府后回复毛泽东，长汀老古井不但有水，而且周围群众还在使用这口井。毛泽东听后欣慰地笑了。

1944年，毛泽东告诉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斯坦因，我曾经是在少数方面，在这个时候，我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等待。养病或许是等待的一种方式。但在病好后离开长汀时，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打击并没有结束。不仅如此，他的亲属也在被打击之列。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长期管文件，被改当收发；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一直挨批，被撤职，并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的代理师长职务；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妻子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1965年，毛泽东在与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起过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1934年6月，博古让人转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想到苏联养病”。王明似乎不愿毛泽东来莫斯科，说：“泽东能抓得大事”，于是回电国内：“苏区离不开毛泽东。”